刘中民：海权与大国兴衰的历史反思(2)

　　三、海权发展的限度：俄苏个案

　　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但长远来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

　　从16世纪开始，俄罗斯沿西、南、东三个方向走上全面追求海权的道路。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但长远来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

　　俄苏海权扩张的西线是西进波罗的海，进而进入大西洋，这是俄海洋战略最成功的部分，它直接促进了俄罗斯的崛起。西向扩张使其通过圣彼得堡的建立具有了海权国家的特性，避免了在西欧海权崛起后从属于西方的命运，而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窃取更建立了其抵御西方的“缓冲地带”。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看来，这甚至是当时俄国避免跌入第三世界的原因之一。

　　俄苏海权扩张的南线是南下印度洋。彼得大帝确立了俄南下地中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三条扩张路线，深刻影响了俄苏的对外战略。这一战略由于受到英美等海权国家的遏制而深受挫折，除早年在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争夺中在黑海有所收获外，后来在土耳其、伊朗和阿拉伯国家、阿富汗三线都遭遇沉重打击。

　　俄苏海权扩张的东线是东进太平洋战略。俄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而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入海口海参崴，并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太平洋舰队，成为俄苏在远东地区施加影响的主要砝码。但是东向扩张先是在日俄战争中惨遭败绩，而后在与美国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同时其过分贪婪的欲望，尤其是谋求通过建立联合舰队控制中国海军的无理要求，直接恶化了中苏关系。

　　从俄苏海权扩张取得的成果来看，三个方向的海权扩张，除南下目标没有实现外，在波罗的海、黑海和日本海，俄苏都打开了通向海洋的通道，从而使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缺陷得以改变，这也许是俄罗斯在近代以来的权势争夺中占据重要一席的原因之一。

　　但是，过分的海权扩张对俄苏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和消极影响，甚至说埋下了走向衰落的历史隐患：第一，受内陆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以及过于贪婪的海权扩张野心的制约，俄苏背上了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的沉重负担，力不从心、难堪重负。第二，由于多方位的海权扩张，使得俄苏在战略上树敌太多而疲于应付，其经济与军事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难以支撑。第三，地处欧亚内陆的俄苏，在许多地区需要征服并跨越数个陆权国家和地区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海洋，导致其不断将异族纳入帝国版图，造成地缘政治结构的异常复杂。俄罗斯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种悖论：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扩张的结果却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种族地域集团的增加和新的可渗透边疆的增加。

　　四、新兴海权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

　　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中，海权构成了许多国家的战略诉求，但盛衰成败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其关键取决于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即挑战既有霸权体系，还是融入国际体系并通过灵活的手段实现和平崛起。

　　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中，海权构成了许多国家的战略诉求，但盛衰成败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兴海权处理与既有海洋霸权关系的模式不同。

　　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和组织上的突破，可以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并对国际体系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言的大国崛起。在历史上，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往往是国际体系的动荡和战争。西方关于大国崛起引发国际冲突的理论认为，首先，崛起国家有扩张的本性，“崛起国家”之所以会扮演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国家”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其次，“崛起大国挑战现有霸权”造成国际体系的动荡。第三，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领导者的霸权导致全球战争，具有周期性的特点。第四，大陆霸权更容易因追求包括海权在内的世界霸权而扮演挑战海洋霸权的角色。这里需要我们思考和质疑的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新兴的陆权国家是否更具有易于扮演既有海洋霸权挑战者角色的倾向。就历史来看，法英冲突、德英冲突、俄英对亚洲的争夺乃至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固然具有陆权与海权对抗的特点，但这并不代表只有陆权国家构成霸权的挑战者，事实上近代早期西班牙与葡萄牙、荷兰与葡萄牙、英国与荷兰之间对世界霸权的争夺，20世纪日本在东亚与英美的矛盾冲突都是在海权国家之间展开的，海权国家同样可以充当霸权挑战者的角色。因此在世界霸权挑战者的角色问题上，并不存在陆权国家固定充当挑战者的历史铁律。

　　第二，新兴的海权国家是否具有和平崛起，进而避免与现存霸权冲突的可能。尽管德国对海权的追求确实酿成了世界性的冲突，但是美国海权的崛起在总体上并没有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而是通过总体的、循序渐进的外交战略完成的，基本上可以定位于和平崛起。因此，新兴国家的海权崛起并非只有暴力方式一种历史路径。德、美作为新兴国家在处理与传统海洋霸权关系上的不同结果表明，并不存在新兴海权国家与既有海洋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其关键取决于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即挑战既有霸权体系，还是融入国际体系并通过灵活的手段实现和平崛起。

　　五、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

　　近年来，学界与舆论界围绕中国海权发展战略一直存在尖锐的思想分歧。如何走出困境，无疑是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1、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要科学统筹海陆两个发展方向

　　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海陆的双重易受伤害性构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弱点，决定了中国必须努力在海陆发展上保持平衡，并在国家大战略上选择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历史上，应对陆疆的压力始终是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历代王朝的防务重心，明朝中叶以来，中国才开始面对来自陆海的双重压力，并在清朝演变成日趋严重的“塞防”与“海防”危机并存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然深受陆海复合国家双重易受伤害性的困扰，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陆海方向的双重挤压，国家的安全环境极其恶劣。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得到了极大改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我国北部陆疆的安全环境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目前，中国与南亚陆上周边国家虽然仍然有中印等边界问题，但总体态势是好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北和西南陆疆的安全环境是建国以后甚至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而也为中国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了较好的战略机遇期。

　　陆上安全环境相对改善的同时，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现实与潜在威胁却不断上升。因此，中国未来应该在继续经营陆缘战略的同时，对海上战略加以平衡甚至一定的倾斜。从捍卫领土完整的基本主权需求来看，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几个问题。此外，从西北太平洋区域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突出体现在中国处于西太平洋岛链的包围之中。中国海区呈半封闭状，外有岛链环抱，通往大洋的通道多数为岛链遮断，进出大洋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战时很有可能被敌方拦腰堵截。从中国的近海防御战略而言，中国不需要一支像美国那样的全球性海军，但是中国海军也要有适当的全球作战能力，并在总体上保持地区性海军的定位。未来中国海军战略运用的范围必须从近海向前延伸至太平洋西北部，必须具有前往关系到中国战略安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水域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

　　当前，中国强调利用国际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断强调“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从而为捕捉和利用机遇推进中国海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中国海权发展应与海洋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国防能力能否为海权发展提供经济与技术支撑，这的确是中国海权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发展需要较大的投入,但从海权与综合国力的互动关系来看，当前的世界发展态势表明，未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强盛同样需要海权力量的保障，以及从海洋发展中寻求综合国力的发展潜力。

　　近代以来，海权发展与海洋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一直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乏力的固有弊端，并且对中国经略海洋的思维观念造成消极影响。因此需要转换思路，不是如何盘算降低本来已经非常低的海军国防投入，而是应该寻找思路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提高它的综合国力贡献率，进而为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发展提供动力。

　　此外，中国海权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发展不应该是一个彼此割裂、存在先后顺序的过程。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还是军事国防角度，中国如何加强海洋经略都应该纳入到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并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会走历史上海洋霸权国家建设全球性海军力量的老路，这自然决定了海权力量建设和投入的有限性，从而避免了美苏争夺包括海洋霸权在内的世界霸权、进而导致国家综合国力衰微的历史教训。

　　3、中国海权发展不会妨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人们最为担忧的是中国海权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与周边国家以及现存霸权国家美国的冲突，并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是什么?必要的海权力量究竟是中国避免冲突进而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力保障，还是会激化矛盾甚至导致与周边国家乃至美国发生冲突的催化剂?

　　中国发展海权力量会否导致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在实质上也就是会否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与日本和东南亚发生冲突。毫无疑问，“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仍将是未来中国处理海洋权益争端的基本原则，但真正实现相关各方的配合，恰恰需要中国有足够的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支撑。因此，中国海权发展，并不意味着与和平崛起外交战略追求的矛盾，相反恰恰是确保中国内政与外交保持稳定，避免内乱和地区冲突的基础和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海权是否会导致与现存霸权国家美国的冲突?有限的冲突与有限的合作并存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未来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台湾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有限的海权力量并不会构成导致中美冲突的结构性因素，这不仅因为中国的海权力量发展在于主权诉求，在于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和维护海洋权益增加谈判的砝码，在于形成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有一定存在的有限力量，而且取决于中国海权力量即使在现存的基础上取得一定发展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中国海权力量的有限发展在主观上不会也不可能以美国海权作为挑战对象，也不可能是放弃陆缘安全及其战略安排而选择全球性海权战略，而仅仅是在谋求满足主权需求和一定海洋空间的有限的海权战略。

　　围绕中国海权发展战略一直存在尖锐的思想分歧。如何走出困境，无疑是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