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格雷戈里凯特·周：崛起与陨落，中俄命运为何走向歧路(2)

全球化和外商投资

让我们来看看两国对国际贸易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和俄罗斯曾处于同一起点。二者的国际贸易都被高度集权的中央系统所垄断。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信奉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且不愿依赖他国。苏俄在东欧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集团，其减少了对西方国家的依赖。两国在重视国内发展的同时，都错过了战后迅速膨胀的国际贸易。

有文献表明，中国在引入外资和技术，并将工业品销售到国外市场方面已经取得成功，同时，邓小平的坚定领导及其继任者们的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同样不容忽视。向世界市场开放不能自下而上实现。中国的领导人并不是没有范例可循：眼前就有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奇迹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80年，毗邻香港建立了第一批自由贸易区（深圳、珠海、汕头与福建厦门四个对外经济特区）。据史料记载，1978年，中国的贸易额不足世界经济的1%。现在，中国却是占世界贸易额6%的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甚至比韩国、日本更依赖于贸易。

戈尔巴乔夫也禁不住被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深深震撼。俄罗斯经济的全球化也成了他的改革主题。戈氏在1987年1月发布的《合资企业法》（和自由贸易区提案一并发布），意图模仿中国在数年前的相关法规。当他掌权的时候，中国吸引的外资是所有新兴市场中最多的。戈氏希望开放俄罗斯能让改革更顺利。在他执政的头几年，他希望利用从西方伙伴处购入的大量新技术为俄罗斯的工业生产带来“腾飞”。

中国和俄罗斯都曾有共产主义的背景，并且都拥有大量人力资源。俄罗斯一开始很富裕，归功于它有大量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戈尔巴乔夫向世界敞开俄罗斯大门，但是没人进来，与中国人的经历相反。其中的原因虽不难解释，却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成功更加好奇。

为什么俄罗斯在吸引外资方面遭遇失败呢？因为西方的投资者在投资俄罗斯方面不得不持怀疑态度。只有一部分俄罗斯人在国际贸易方面有经验，他们也都独占了对外贸易工作。没人向外国投资者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违约怎么办，在缺乏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之下的资金安全何在，以及投资要如何合并到计划经济体制中。西方投资者们担忧，国家基本资源相关法律的缺失会使他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额投资会打水漂。简单来说，在俄罗斯对外资的渴望和西方投资者对俄罗斯的投资意愿之间缺乏可信赖的媒介。

俄罗斯缺乏海外移民。只有少数俄罗斯人移居到美国和以色列。但是中国有个“大中华”，有数百万的华人在香港、台湾、澳门、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生活。这些华人，特别是香港和台湾人，依然扎根在中国大陆。同时，他们不仅在商业上成就卓越，而且也懂得中国地处蓬勃发展的东南亚中心，并具有丰富廉价人力资源，因而有着巨大潜力。这些华人可以当做外资的媒介，向投资者介绍如何进行投资、与谁进行投资。谁能被信任，谁不能，哪个政府部门是可信赖的。同样地，这些中介人又是成功的企业家，在中国海外拥有大量的资产，可以向有疑心的外国投资者用作担保。

海外华人数量众多，以曾是大陆难民而今定居在香港和台湾的居多，中国全球交易的第一堂课就是从最近的香港开始的。在共产党执政之前，广东省省会（毗邻香港）的居民被认为是时髦的城市人，而香港全是乡巴佬。当香港快速发展的时候，数百万广东人逃往香港并参与了香港的经济奇迹。亲友们在广州排起长队从香港亲属手中接受旧衣物。年轻的城市女性也只想嫁给有海外亲戚的男人。当中国政府在深圳（靠近香港）、珠海（毗邻澳门）、汕头（香港难民的原住地）与厦门（靠近台湾）设立了第一批对外经济特区，中国人从香港直接拿来了现成的制度和规则。广东的企业家也成功复制香港的“前店后厂”模式，也有不少人和香港小型企业主合办工厂。利用家族和文化纽带，香港企业家得以成功摆脱官僚的繁文缛节。香港商界大亨胡应湘（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在香港和广东之间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并承诺15年后交付中国政府。香港，以亚洲最大的货柜港口，为中国的国际贸易提供了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正是通过香港，中国的货物第一次延伸至世界市场。通过香港，台湾投资人成功规避了与中国大陆进行直接交易的商业禁令，他们在1990年代初期也开始涌向中国大陆。截至2004年，台湾投资接近中国GDP的3%。在2001年，中国自身迈出了深化其全球化的重要一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WTO成员资格也激励中国成为一名负责的全球贸易伙伴。

国营企业

在戈尔巴乔夫继承的经济体中，几乎所有公民都为国家工作。国有企业统治了工业、贸易，甚至农业。臭名昭著的集体农场实际已经变成了国有农场。而在中国，邓小平上任后，大多数公民不再为国家工作，转而为集体农场工作，那里曾经实行定额分配。如果经营不善，国家不会提供援助，他们必须自负盈亏。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改革国企的建议。而在毛时代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字典里甚至没有‘改革’一词。尽管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设计出了非常相似的国企改革方案，结果也都差不多一样糟。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他制定的《企业法》中把较早时改革的想法具体化。邓小平则在农村成功改革的基础之上，开始实施城市的承包责任制改革，邓小平决定“把农村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当中。”

在两个国家中，国企都是计划经济的核心，是重工业、国防、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制高点”。国企不能交与私人所有，否则便会摧毁计划体制和社会的社会主义基础。由于国企生产被统一到国家计划中，所以国企不允许破产。国企是在“软预算”下经营的，在这种制度下，国企的亏损会被自动填补上。国企由权力部门、地方政府和党政领导来管理；国企雇用的上百万职工相对来说娇生惯养，依赖工资和福利过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反对有意义的改革，或为了自身利益，顽固地在改革上走回头路。戈尔巴乔夫从他发起改革的那一天起，就必须应对国企问题。而中国的领导人们则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延缓处理国企问题。

戈尔巴乔夫继承的经济体，是一个几乎全民都在为国家工作的经济体。

在两国的改革案例中，使用的补救办法都是减少对国企的监护，给予它们更多的决策权，并提出使国企经营更有效率的激励方案。尽管两国的环境和情况不同，但他们都在改革中作了同样的事情：国家要求国企仍然需要为计划体系完成已计划的产量，但是，允许国企保留计划外的产量，并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无论是管理者，还是雇员，都可以保留更多的利润作为奖金和投资。国企可通过同其它国企“直接连系”逐渐增加投入和销售量。两国的案例中，计划者通过计划体系为产品定价。国企之间通过这套计划体系来交易。因此，同样的产品（例如，钢材）在买卖时可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价格，其中最低的价格即为政府定价。

不知不觉中，俄罗斯与中国的国企改革都造就了“完美的自动贷款机”。在两个国家中，管理者都会在他们的工厂内建立小公司和集体企业，用以剥离国有资产。国企的管理者们把计划内的产品转移到集体企业，可以卖更高的价格。因为可以把以国家固定价格购买的生产投入品转移到集体企业，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所以（常常是自己买自己的）很容易获取利润。

为了杜绝如此无耻的寻租和腐败行为，两国都颁布了严厉的破产法。戈尔巴乔夫1987年公布的企业法要求国企控制自身成本；原则上不再提供救助。但实际上，没有国企因此而破产。亏损的国有企业狡辩称，关闭企业它将把焦躁的工人们推到大街上，丧失基本的生产活动。于是，对国企的救助依然不减。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破产法。1998年和1999年国家重新强令破产时，地方政府把资产（大部分是地产）卖给贪婪的前政府官员和与自己集团挂钩的私人企业，从而中饱私囊。

企业破产法的失败在俄罗斯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计划生产倒塌了，国企与国企彼此之间拒绝供货，计划经济失去了所有实际功能。在中国，强硬派仍有能力暗中破坏改革，俄罗斯则不同，戈尔巴乔夫还有权力推动改革。他甚至解散了负责监管计划经济的苏共机构，导致强硬派发动了政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为15个单独的共和国，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改革。

中国国企的经营依旧没有效率、腐败丛生，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

中国国企的经营依旧低效而腐败，但未像俄罗斯一样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严格来说，负债累累的国企仍在接受救助。尽管目前国企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却得到国有银行超过70%的贷款。尽管减少了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但是国企仍然控制着包括土地、矿藏、森林和水在内的大部分自然资源。国企是腐败的主要来源。有评估称，寻租和官倒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到30%。

存在如此低效和腐败的国企，中国如何走向繁荣？中国的增长神话是农业、私人企业，以及国际公司的高速增长与国企较慢增长结合的产物。此外，中国的国企可能也不是那么没有效率。俄罗斯的国企没有参照物。而中国的国企是与合资企业和国外银行并存的，他们要面对来自私人企业抢占市场的竞争。合资企业提供了衡量国企业绩表现的标准。2006年，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其它企业（主要是国企）的9倍。

非国有经济体带来的力量给了中国领导人喘息的空间，从而能够进行治疗的实验，例如把国企重组成集团企业（戈尔巴乔夫做过尝试，但失败了），成立股份制公司，并在深圳和上海创办股市，以便为主要国有工厂筹集资金。国企还正在通过精兵简政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国企数量从1995年的11.8万家减少的2005年的27477家。自1996年以来，国企员工数减少了4400万，其中超过一半属于制造业。部分原因是管理者们把国企资产转移到自己的腰包，实现了“自发的私有化”。

以古鉴今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俄罗斯在为什么某些改革可以成功而某些改革不能成功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两国改革的对比驳斥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那就是极权主义国家或许可以成功改革。俄罗斯的案例中，一党专制的政府试图通过上级强制性改革，最后却失败。中国，一党专政开放了经济却抵制基层改革，直到基层改革的成功成为既成事实之后，政府才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它。数十年来，俄罗斯某些人游说改革，却无功而返。最后在一个有改革思想的政府出现时，他们才看到了希望。但是对于改革，并没有忠实的支持者。中国拥有一大批基层支持者，他们很清楚改革潜在的利益。他们暗自行动，中国有句俗话：少说话多做事。作为无法获胜的人，中国农民早已一无所有，没什么可以担心失去的了。80%多的中国人推动变革。改革不会帮助人，但却非常迎合中国人的社会和经济心理。

无法抵制自下而上的改革，因为这是无可非议的，且没有冲突，像无法控制的瘟疫一样肆意传播。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会因改革者领导权取消或高层破坏而被扼杀，中国式改革或许只能在特殊环境中形成——小型私人农贸的传统、近期发生大灾难和肃清异己活动，以及作为农业经济体的落后状态。如果中国领导人面临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处境，他们可能会不幸失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面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则可以等待，可以坐视国企规模缩减到合适规模。

两个国家如今的面貌都受其历史的影响。在这两个例子中，它们最初的改革可以追溯到25年前。中国领导人后来并没有改变道路方向：每一个新的领导人都很尊重他前任领导人的政策。在俄罗斯，苏联共产党解体。叶利钦(Yeltsin)领导下，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普京在这两方面都表示让步。如今俄罗斯由两个政党领导，一个有着克格勃背景，一个主张恢复极权统治模式。

中国和俄罗斯的道路仍有分歧：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坐视政府统治的制高点减少。中国的企业家不顾一切，建立私有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无法与国内私有企业或外资企业竞争。他们主要靠国家补助和优惠存活，但是这终究不是办法。俄罗斯如今的大公司都是苏维埃企业的后裔，没有一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成立。这些公司在叶利钦任期内都经过私有化以移交给有政治背景的内部人士。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保证会保护大部分剥离资产的产权，但是有些资产在之后也开始创造股东价值。这是个决定命运的逆转，普京总结说制高点属于国家，俄罗斯大型企业重新收归国有。那些之所以留存在私人手上的企业是因为他们为国家而非股东创造财富。

似乎每个国家都曾从他国学习过错误的经验——中国的“政治改革会破坏党内和谐的理论”及俄罗斯“强权独裁的领导人才能引导改革胜利”的理论。中国的执政党持续抵制政治变革。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则继续加强专制控制。

中俄两国的历史都揭露了一点：由政治主导和国家控制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由于俄罗斯当前的领导层对工业经济控制的加深，国家问题越来越严重。俄罗斯的这些新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很少，或是没有竞争。俄罗斯的新领导层将外资企业赶出国门，而私营企业家一旦踏足国有企业的市场，将受到人身伤害的威胁。俄罗斯的巨头企业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等可能会经营效率越来越低，逐渐变成政治主导而非经济收益主导型企业。

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的是一个有趣的困境，这一困境的解决与否，解决的如何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未来。200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展企业领导人壮大党国成员的队伍。作为党国的精英成员，中国的企业家通过关系网而非企业家精神获取收益。2007年，党和国家通过了中国的第一部物权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化。这项法律的效应大家拭目以待，但是，它却是立法代替政治独裁的关键一步。中国的企业家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是选择在一个公平立法的环境中竞争；还是被同化改造，利用其党政地位去获取那些“不劳而获”的利益？如果他们选择后者，无疑他们会扼杀一只产金蛋的鹅（创造财富的竞争体制）。结果可能导致中国沦为像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停滞不前的寡头政治。拿破仑曾经说过：“让中国沉睡吧，一旦她醒了，她将震撼整个世界。”关键在于中国唤醒的是什么——是一个由企业化竞争机制占主导的国家，还是一个寡头政治专制的国家。

保罗·格雷戈里是休斯敦大学的卡伦特聘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弗研究所的研究员。凯特·周是夏威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教授。她著有《农民如何改变中国》（韦斯特维尤，1996年）及《中国通往自由、基层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交易，2009）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