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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走在人生边上(2)
时间:2011-03-04 来源:腾讯《大师》访谈 作者:何兆武 被查看:

 

  何兆武:每个人的反应不同,我觉得这是人性值得研究。我跟两个老先生关在一个牛棚里,三个人,一个顾颉刚老先生,是老前辈了。还有一个谢国桢老先生,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老前辈。

 

  顾颉刚关在这里,每天愁眉苦脸,一句话都不说。坐在这儿跟参禅一样,坐一天。我不好去惊动他,又不好去什么。谢国桢不然,有人的时候他低头看书,不是看普通的书,看毛泽东语录,只能够看那个,不能够看别的。没有人的时候,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什么戏好看,什么东西好吃。

 

  我觉得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的话,这种经历最好还是多经历一点,对于人生很丰富。好像顾颉刚觉得有非常大的痛苦跟忧愁,所以一言不发,从早到晚一言不发。谢国桢好像没事人一样,海阔天空什么都讲,什么好吃,什么好吃。

 

  《大师》:所以你就跟谢老聊得比较多,是吗?后来回到北京之后有交往吗?

 

  何兆武:他就喜欢聊,我就跟他聊。回来后我们都在历史研究所。

 

  《大师》:你请他去吃那个峨嵋酒家的干烧鱼肉吗?真去了?

 

  何兆武:真去了,后来他来看我,就请他去吃了。那时候是回来以后,1978年、1979年,回来一年多了。

 

  我们那时候有个规定,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都是内部发行

 

  《大师》:回到历史研究所后,工作有哪些呢?

 

  何兆武:那时候叫中国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挂牌子是这么挂的。但是组织关系不是这样的,他挂牌子是中国科学院,但是他的组织关系属于中宣部。我们的领导都是到中宣部接受命令,我们是宣传系统的。一直到文革以后才改了,改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了,就不属于中国科学院了,那个时候属于中国科学院的。

 

  你挂在中宣部,你的性质就是宣传机构,不是一个研究机构。这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研究机构结论是研究的结果。如果是宣传机构,你的结论是研究的前提。比如说,苏联是不是修正主义,你可以研究,苏联是修正主义或者苏联不是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你研究后有结果。要是中宣部的话,下个命令,你们去批苏联修正,我们的结论就有了,苏联是修正主义,然后就这么猛批他怎么修。

 

  《大师》:这种意识形态凌驾在学术之上,对学术影响很大的吧?

 

  何兆武:那当然,那你就谈不上研究了。我们就找他的空子,就打他,打他的修正主义。因为结论已经有了,他是修正主义,所以就打他。

 

  《大师》:您当时那块,就是翻译那块,就是自己在家做的?

 

  何兆武:那是自留地。

 

  《大师》: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是,前后十年,你翻译的找出版社,都没人搭理你啊。

 

  何兆武:你不干这个,干什么呢。有的人特别年轻的,全心全意投入革命,比如红卫兵,到处去抄家、斗争什么的。我也不配当红卫兵,我也不配去抄人家的家,就只好躲在自己的家里。躲在自己家里干什么呢,当然现状也没有资格去研究。美帝是不是帝国主义,苏联是不是修正主义,这个你不能研究,听上边的结论。

 

  所以只好躲在古典里面去,所以我后来搞的都是古典的,不是现代的。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有个规定,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都是内部发行,出书都是内部,不公开卖。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为古典著作,可以公开发行。

 

  比如说,亚当《亚当斯密原富》,就是《国富论》。亚当斯密比马克思还早,作为古典的著作,亚当斯密的著作可以发行,可以公开卖。可是,比如说凯因斯的就是现代的了,就不能公开发行,只能内部发行。

 

  《大师》:这个发行的规则是哪年开始有的?

 

  何兆武:解放以后一直都这样。

 

  上头让翻的书,都是拆出来一百页,每人分一部分。其它内容全保密。

 

  《大师》:你再讲讲不是兴趣的那些任务吧。

 

  何兆武:不是兴趣的任务,我也干过好几件。有一件呢,是这个马克思的手稿《读罗马尼亚史》,马克思读罗马尼亚的历史。那个是别人翻的,叫我校。我一校可费了大劲了,马克思的原文呢,我想马克思的思路就是那样。不是用英文写,也不是用德文写,也不是用法文写,是三种文混着写。

 

  他不但三种文混着写,不是一句一句的,一句话里面,也许头一个字是英文,第二个字是法文的,第三个字是德文的。所以那个浪费大劲了,不是一种文字。后来他们出了,出了书也没有用我的名字,当然我去不争这个饭碗,我也不争我的稿费,我也不争我的名字。上头交代的任务,我只好干。

 

  别的任务还有,忽然上头又交了一本让我翻,不是一本书,是一本书给拆下来的,中间拆了一百多页。这个怎么写啊,作者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个书的整个内容也不知道。这个有点不合理,我翻译可以翻译一部分,可以整个书拿来给我看看是什么。他不给,保密。

 

  《大师》:流水线作业,一人一部分是吧?

 

  何兆武:对,每人一部分。十九世纪一个英国的旅行家,在中亚、南亚、西亚旅行,包括中国的新疆,包括土耳其斯坦,包括那一带旅行的日记。这是上边叫我译的,我这边猜,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翻这本书。大概那时候跟苏联谈边界问题,大概是这个作为资料,十九世纪的人怎么写的。

 

  我只记得其中的一段,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走到新疆的迪化,这迪化的知府,请他吃饭,从早晨起就吃,一直吃到晚上,吃一整天。他是一个桌吃完了,把整个桌面抬走,这个我见到。然后换一个新的桌面了,然后再继续吃。吃什么菜,吃什么菜。

 

  后来我有一个同志,我们组的人,问我干什么呢。我说,这是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一看都是大吃什么的。他说,你弄这个做什么。我说,这是上边的任务,不能不做。弄的时候,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做什么用的,因为上面都是保密的。我这么猜,这些都是保密的,所以不告诉你。叫你干就干。

 

  给你拆出来这一百页。所以这个书的前边是什么,后边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其实这个做学术来说,是很不合理的。作者你得了解一下,整个书你了解下,全部了解下。就叫你翻这几章,就翻这几章。不过,他们工作需要这样。不需要你知道,就不让你知道。

 

  你要不经历文化大革命,你就不懂中国历史。

 

  《大师》:自己现在回忆起来的话,觉得文革对你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何兆武:其实我们经历的事件,人力、物力都浪费了,不能很好地使用,就浪费了。

 

  《大师》:那我觉得你昨天是跟我开玩笑的了,还说不经历文革很可惜。

 

  何兆武:对于人生的经历来说是很可惜的,你只要人生还有这一方面,你要从公立的眼光看,那是很可惜。你比如说顾颉刚,他有好多宏伟的理想,怎么搞古代的事情,都没实现,那不可能实现。该做出来的学术没有做出来。

 

  《大师》:如果可以选的话,是愿意要更丰富的人生经历,还是宁愿有自己的选择,可以踏踏实实来做您本来喜欢的研究?这是矛盾的嘛。

 

  何兆武:对,这也是矛盾的。

 

《大师》:让您选,您更愿意要哪个呢?

 

  何兆武:人生经历也需要。

 

  《大师》:别太贪心了,只要一个。

 

  何兆武:真的,你要不经历文化大革命,你就不懂中国历史,我觉得吴晗就没懂中国历史。他研究明史的,他连朱元璋都没研究透。我觉得吴晗的明史也没研究好,他要明史研究好了啊,他不至于犯那个错误。我这么说是对师长的大不敬。不过我觉得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老师跟学生也平等,学生也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学术上应该是平等的。

 

  本来人生就是很丰富的,不是只有做出学问来,才算有价值

 

  《大师》:但是用那么长时间,那么大规模的浩劫,来换这种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你不觉得这个学费交太高了吗?

 

  何兆武:是太高了。不过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人生也看是怎么样,你看我有一个熟络的同学,从一进大学起,他就不正经念书,就是交朋友。他对这个最感兴趣,就是专门去找女同学、女朋友什么的。过一生,我觉得也不算浪费,本来人生就是很丰富的,不是你只有做出学问来,才算是有价值。那个也是个价值嘛。

 

  比如有的人想发财,一辈子就拼命地挣钱,也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就是你成功了,发了几亿的财,像比尔盖茨似的,六十亿,当然这也是一种成就。可是你没有这个成就,在别的方面也可以。

 

  《大师》:你觉得你自己呢?还满意吗?

 

  何兆武:比如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我觉得文革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你没有文革的这一段,你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你经过文革这一段,我想你对中国历史有更深的了解。比如中国有一个传统的教条或信念,忠君爱国。

 

  忠君是爱国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忠君。你要不经过文化大革命,你体会不了。我们热爱毛主席是第一条。可是,你要是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比如你是美国人,你能说我爱奥巴马总统,没有这信条,不用热爱他,可以批评他,你不用热爱他。

 

  可是中国不是这样,忠君爱国,忠君是第一条,忠君才是爱国,你不忠君,你爱什么国啊。这个国家就体现在君的身上。

 

  从前,忠君爱国这个,从小时候也听得很多,可是你体会不到真正的分量。你到了文革的时候体会到了。

 

  抬孔应该是政治需要。弄个死人干什么,当然还是有针对性的。

 

  《大师》:我看您对热点还非常关注。比如刚来的时候我们聊到天安门前的孔子像,这事您怎么看?

 

  何兆武:这个事很难说了,为什么又把孔子抬出来了呢,当年批孔也不必批他,现在也不必抬他。毕竟他是2500年以前的人了,无论他多么伟大,多么神圣,你总不能把2500年前的东西搬出来祭奠用吧。

 

  我想这应该是政治的需要,当年批孔也是。现在是这么说,批孔就是批周恩来,不支持就是批周恩来,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是有现实意义的,不光是对2500年前的人感兴趣。死了2500年了,你弄个死人干什么,当然还是有针对性的。

 

  《大师》:在您看来针对什么?

 

  何兆武:一个国家总需要有个精神支柱。过去竖立一个形象,就是毛泽东思想,那是绝对的权威。后来毛泽东思想也不那么灵了。过去是马列主义,现在不提马列主义了。因为列宁、斯大林这条线否定得很多,不能提。

 

  我们解放六十年了,前三十年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三十年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不是前三十年的正统的马列主义了。改革开放也三十年了,所以现在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来支持。可是这个不成熟,我们没提邓小平思想,也没提胡锦涛思想,都没有提,我们总得有一个。就把孔子搬出来了。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一条,就是残酷。

 

  《大师》:说到艺术这块,像京剧,你原来好像还挺喜欢看京剧的,是吧?

 

  何兆武:对。

 

  《大师》:但是知道演员吊嗓子、练功夫那些训练,特别不人性化,你又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宁愿没有京剧这门艺术?

 

  何兆武:宁愿没有,太残酷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有一条,就是残酷,我想这个是中国的特色。袁崇焕死了,大家还去吃他的肉。(责编:Bea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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