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马上引起的一阵热烈的讨论。在场的很多人还一时搞不明白王朔到底是谁。 不料，在场的一个容貌秀美、气质优雅的女留学生当场反驳说：“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反正我还是喜欢王朔！”通常，这类女学生谈到自己崇拜的作家，大多会搬出若干个著名洋人的名字，以示品位和对本族的不屑。即使在今天，敢于在众人面前大胆承认喜欢王朔的人也并不多，似乎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痞气。显然，这个年轻女孩子的沉静表白实在让在场的老学者们一个个面面相觑。 讲座结束的时候， 两天后，玛莎· 1993年底，我在著名的英文版《商业周刊》（BUSINESSWEEK）上看到一篇介绍王朔的文章，文章称王朔是“以最现实的姿态叙写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杰出作家。我当时想，有朝一日，王朔如果想来美国，这篇文章倒是可以作为他申请“杰出人才移民”的好材料。后来，王朔果然是以这种方式去了美国，估计类似的英文述评不计其数。为王朔办移民的那个律师，大概一定胸有成竹，证据材料这么“出色”的“人才”，估计他一辈子也遇见不了几个。 1994年初，我回国旅行。约王朔和沈旭佳等在西苑饭店的顶楼旋转餐厅一起吃饭。这时的王朔，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名人，在餐厅里不时有年轻的服务员们过来请他签字。席间，我问王朔：我看到有个叫毕齐的人写了一篇名叫《常庸之辈，王朔印象》的文章，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讽刺挖苦你最有杀伤力的文章，可是文笔倒和你很像。王朔一脸坏笑地对我说，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的。 我在此顺便摘引几段“毕齐”一文中精彩的文字： 我从小便与王朔鬼混在一起，因而比起通过其作品结缘的人少了一层神秘。此人在我们那帮人中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属二流。五官端正却染有脂粉气头又特别大；人虽机灵却多是小聪明永远只是敲边鼓扮个花旦唱不了青衣；衣食无忧却无大财稍不节制便捉襟见肘奢侈放浪只能偶一为之。如此境遇使得此人常陷尴尬，永远对一切报有欲望永远不能独占鳌头。……有话为证：王朔经常表示希望能是个“姨太太的命”。“既不负责又受宠佃户死活一概不问只管享福时不时和长工偷个情。”……王朔当作家真是势在必行。尽管我认为王朔也只好当作家了，但他真当了作家我还是吃了一惊。他不认字啊!全部知识积累就是结结巴巴的三五十首宋词、七八十本间谍小说以及为数不详的几次艳遇。我不得不再次正视文坛是否堕落了这一严肃问题。老实说，本来我也想当作家来着，一听说他去了，便立即打消了这一念头。 卖矛的同时还兼卖盾，自己写了一篇把自己骂得入木三分的文章，骂完了天下人再转过头来顺便骂一遍自己，天下竟有这么荒唐的事儿！果然，后来还真的有人频频上当了。在有些谩骂王朔的评论文字里，的确有不少人把“王朔的朋友毕齐”的句子用来当成投掷向王朔的一块块板砖。 记得在晚宴期间，王朔给大家讲了很多笑话。我记得其中一个讲的是他们最近和一个德国年轻汉学家去河南农村参观访问的事儿。有一段八旬 八旬 德国年轻汉学家：6口人。 八旬 德国年轻汉学家：没问题，够吃了。 八旬 德国年轻汉学家：毛主席是挺好，只是我们那边不归他老人家管。 八旬 晚餐吃到一大半，冯小刚赶来找王朔。看样子有点急事要商量。冯看上去心事重重。在晚餐结束后，王朔在下楼时告诉我，有消息传说，今后各类媒体均不得任意报道有关他的消息、图片和镜头了。说这话时，冯小刚在旁边听着，一脸的沮丧。我们分手时，他们两个人急匆匆上了冯小刚那辆半旧的汽车，然后消失在夜幕中。 在返回美国之前，我给王朔在北京西坝河的家里打电话，沈旭佳接的。小沈在电话里和我谈起如何移民美国的话题。她在电话中提到，去美国其实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为了女儿。她想让女儿在国外上个好的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 记得好像是在1997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美国北加州的家里接到王朔从南加州洛杉矶打来的电话。我当时感到很突然。王朔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已经来美国好几个月了，一直住在南加州。他在电话里说，美国这地方实在太枯燥了，越待越没劲。我问他，要不要我去南加州去看看他。他说不要来了，因为他马上就准备回国了。有机会我们在北京再聚吧！ 如果我没有猜错，王朔很有可能常去洛杉矶华人聚集的大小台北一带。那里的华人已经将这些周边小城镇蚕食和占领，里面从东坡肘子水煮鱼到永和豆浆小六子清粥，应有尽有。最近这些年来，这些小城镇选出的市长都是华人。据说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在那里已经有了著名的天津大院、沈阳大院等，就连二奶大院都有了。假如经常出没这些地方，出国和没出国大致没什么两样。估计王朔一到那儿，就有点犯晕了。有没有搞错？这是美国吗？这不是广州嘛！ 2004年夏天，有一次在北京港澳大酒店的大堂咖啡厅里，我恰好遇到冯小刚和一个女演员坐在旁边谈话。我顺便问冯小刚一句，最近是否有王朔的消息？冯一脸为难的表情，说：“其实我有好几年没看见他了。”听了冯小刚的话，我在想，看来王朔真的是隐居起来了。 一个改变了中国人神经的作家 一位国内文学评论者在90年代末著书写道：“一个作家凭着自己的作品而造成如此重大语言影响者，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王朔是第二人，建国之后他是唯一的一个。……王朔堪称中国当代的语文大师，他以笔创造了最具现代性和最富生机的现代汉语。”（伊沙：一个都不放过，P147）还有的评论称，王朔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在于语言，甚至可以说王朔是继老舍之后，对北京语言最有贡献的作家。（见“王朔挑战金庸”，广州出版社P89） 上述说法可能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独特的转型阶段中，王朔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贡献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字语言的层面。王朔现象与其说是文学现象，倒不如说是个文化、社会和政治现象。这一点，大概是王朔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从王朔的人生经历和作品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前不久逝世的美国文坛元老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影子。诺曼.梅勒本人参加过二战，曾两次竞选纽约市长。他自命不凡、狂言傲世，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享誉西方文坛的怪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一个出色的作家应当是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神经和骨髓”的人。 很多人说，鲁迅是一个曾经改变了中国人骨髓的作家，因为他深刻地诊断出中国人身上的“软骨病”，而且他的自己的骨头曾被另一个伟人称之为属于“最硬的”一类。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当这个横眉冷目头发直立的老头在世和过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每读到他诸如“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宽恕”和“废尔泼赖应当缓行”之类的文字，常常让人们的神经格外紧张。用王朔的话说，后来“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我看鲁迅”) 很多证据可以表明，王朔是改变了中国人“神经”的一个出色作家。 如果说，多年以来，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开始变得松弛和自由的话，在我看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份贡献来自王朔。 几乎从王朔开始，一种对正统御体语言的调侃开始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大众的生活。从他闯入文坛开始，他就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用一段段、一句句的王氏语体开始为那些紧绷了我们几十年神经枢纽松绑。人们终于发现，在这块大病初愈但仍然难以化解冰封的国土上，居然还可以有王朔这样一种活法。王朔的语言开始流传于世并受到大面积效仿。王朔语言引起的漩涡牵连的是中国融冰时期的一种政治态度，王朔以他漂亮的擦边球，为中国人的生命中增添了新的景观。 比如，他把打麻将比喻成“过组织生活”： “本党的宗旨是，你在外面的，就要把你发展进来，发展进来以后，再把你开除出去，反正不能让你闲着。” 在他的小说里，他把男女最后的情欲冲刺比喻成“攻打冬宫”： “打个比方吧，好比苏联十月革命，群众也发动了，士兵也争取了，临时政府也成立了，最后还是要打一下冬宫。正如毛主席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另外，她犹豫、畏缩，除了她本人的心理障碍还因为有个旧秩序束缚着她拉扯着她，不烧了草料场，林冲也不会上梁山。”（“给我顶住”） 他小说里的人物对台湾人说：“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啊？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一点儿正经没有”） 他的人物在电视剧中对警察说：“你们给我上老虎凳我就挺住，给我使美人计我就招。”（编辑部的故事） 他在写给自己女儿的书中说：“想想还要感谢爷爷，他走出山沟，赌中了一支胜利的军队，使我出生在一个还算体面的家庭。想想看我要是个农民的儿子，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歧视严重的国家将受到什么样的刺激。”（致女儿书，人民文学出版社P74-75） 他小说里的语言，总好像是在和读者谈自己的身世、经历和情绪。“我三十岁后，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说开初还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动物凶猛） 他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他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他还说：“最纯洁的关系是金钱关系，最平等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他急了时候还说过：“我是流氓我怕谁”。 经过文革后，叛逆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是难以消弥的。但王朔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过渡阶段里表现出的反叛方式则显得别出心裁并恰到好处，他的聪明才智在这个过程中被心无旁鹜地发挥出来了。王朔与那些义正词严孤注一掷的斗士们不同的是，后者像是这个地球冰冷的南北极地，而王朔则像是中间涌动纵欲的海水。因为有了后者两极的激进、冒险和铁面无情，王朔或“王朔们”才略显得调皮、安全和轻松温和。 千百年来，我们的中国民众曾长期生活在“告密盛行”、“以言入罪”、“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恐惧之中。然而，王朔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让众多的中国民众多少可以开始享受某一类千载难逢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王朔的聪明在于，他发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谈到他创作的“蹊径”时，他曾写道：“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正在为打破千百年束缚我们肌体的框框作斗争。描写打破这些框框的过程和这些框框对我们的压抑似乎是现在文学的主题，……。即便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我也要另辟蹊径。这蹊径我找到了，那就是不写那些正在挣扎人，而是写已经解放了的人（我无能去写解放了的社会）。……。从这些人的生活中可以看到，失去了行政手段，传统价值观是多么脆弱。描写这些人的生活是快慰的，那些为难着我们有时简直无法逾越的传统障碍，在这些人中显得是多么无谓，人一旦精神、物质两方面自由了，活起来是多么舒展。”（我和我小说）今天的中国，在“精神、物质两方面”获得自由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人不一定是亿万富翁，不一定身居高位，也不一定赫赫有名，但对这些人，“你既无法利诱也无法伤害。”。有趣的是，在我们中国，以王朔为代表的——为争取获得这种生活状态的“先头部队”，则可能被今天已经过上“自由生活”的“中产阶级”人们所鄙视和遗弃。 从挣扎到相对不再挣扎，从不自由到相对比较自由，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药方。王朔开给我们国人的药方也不能药到病除，甚至还有些“副作用”。但是，在多年前那个“大病初愈、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对大多数既想痛并快乐地活着又不想出家当和尚的普通人而言，可能是一贴相对廉价并可以吸收的药剂。 今天的中国民众或许还可以忍受“没有雷锋的日子”，但估计已经无法忍受“没有王朔（语言）的日子”。今天那些对王朔动辄破口大骂嗤之以鼻的人们，其实现在每天24小时里都在多多少少享受着“王朔现象”给他们带来的惠顾，不知是否能对此略表一点儿感恩之情？ 他既不许文强，也不冯敬尧；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当年写“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谈起王朔时，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西方的什么“派”什么“一代”有关，但我宁愿意认为这是非常中国非常当代的现象。曲折的过程带来了曲折的文学方式与某种精明的消解与厌倦，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气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躲避崇高”，王蒙，原载于《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一月号）。 在那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八股政治氛围里，王朔用他那独特的敏锐和刻薄道出了其中的软肋：“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鸽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动物凶猛”） 如果我们沉静地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从王朔开始首创这种特殊语言，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包括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到贺岁片的人物对话；从电视室内系列剧的搞笑对白到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几乎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比如：“XX没商量”；比如：“XX就是心跳；或者比如：“过把瘾就XX”，还有“一半是XX的海水，一半是XX的火焰”………；比如还有：“我是XX我怕谁！”； 我们说，出色的作家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作家能够如此浩荡的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调侃当局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恐怖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王朔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时潮”。（佚名） 即使在王朔一度处于沉默潜伏状态时，王朔的影子还在若即若离。他的模仿者们似乎无所不在，王朔的语言可以被模仿得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影视编剧们在演绎他的套路，相声小品在借鉴他的幽默技巧，晚会主持人在用王氏语言来调动观众气氛，现代青年在用王朔的成功作为生活楷模。王朔被无可挽回地“大众化”了。遗憾的是，从知识产权的意义上说，“王氏语言”在法律上无法申请发明专利，也无法像可口可乐那样用技术秘密（Know-how）方式来加以保护。王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特有的语言“配方”被千百个人模仿着。他或许会感到愉悦，或许会感到尴尬，但更多的可能是躲在暗处，一脸坏笑。 比如在王朔参与策划的市内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我就找出几组令人回味和捧腹的台词： 老傅（公公）：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想起他们来就觉得难过。 和平（儿媳）：您也别难过了，我这就找他们去了。您有什么话啊，我一定给您带到了。 （第十九集“死去活来”） 亲家母：老局长，您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吧！ 老傅：长征？我没参加啊！ 亲家母：老局长，这革命征途上那一点少得了您呐！当年那十二个人在里面开会，不就是您给放的哨吗？ 老傅：我是1927年才出生。 亲家母：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那一定是您打的第一枪！那一枪，那叫响那叫脆！ 老傅：我是1945年才参加的革命。 亲家母：1945年日本人投降。他们抗战八年都没抗成，您看，您一参加革命，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 老傅：那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得好！ 亲家母：是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您，你们仨一起领导。(责编：YeLin) |
周大伟：我的战友王朔——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2)
时间:2010-09-28 来源:《北京往事——周大伟随笔集》 作者:周大伟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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