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舰队（青岛）的海军士兵生涯 1977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百多名北京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身穿着中国海军当时特有的深蓝色冬季军服，一起登上了一列开往青岛的军用列车。他们是1977年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应征入伍的新兵。我和王朔都在其中。我来自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王朔来自北京第四十四中学。 火车没有直接驶进那个令人神往的海滨城市青岛，而是停靠在了位于青岛郊区的一个海军水兵训练基地。当营地的大门关闭后，我们将暂时与外界隔绝，然后开始一段特殊的日子。在这个训练基地里，我们将接受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和八个月的航海和操舵技术专业训练。结束训练后，我们将被派往位于青岛军港的北海舰队的水面舰艇部队服役。正常推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在海军的军舰上服役三年，然后作为复员军人回到北京。 在这一百多名的北京籍新兵里，王朔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回忆起来，最初大概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外表。我的印象里，当年的王朔长了一张极为清纯的脸，皮肤细嫩红润，表情腼腆乖巧。看到这张脸，或许会让人遗憾地觉得，这么一张清纯端正的脸长在这么一个男孩子身上似乎有点可惜。不过，在我看来，王朔有个很能迷惑人的地方，那就是他的笑：要么笑起来像个很羞涩的大男孩，要么笑起来时好像一脸的坏水被“拧”了出来。 王朔的引人注目更是因为他过人的“神侃”天才。我当时所在的班长叫 头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是非常艰苦的。王朔在后来的访谈中曾回忆说：“到目前为止我吃的最大的苦是在新兵连。…….中午晚上全是窝头。没油水。”“改善伙食的时候，吃一种大包子，粉条馅儿，一手拿不住俩。我能吃六七个。连里最狠的，一顿吃十三个。”“吃饭前还唱歌，唱不齐不吃。排着队，先派两人到伙房抬来一大箩筐包子，抬到营房门口，让你看着它唱，干着急。”“每天晚上不折腾六七趟不让你睡觉。穿衣服躺着不行，都脱了，睡踏实了，嘟——哨响了，全收拾好，扛着枪，背着背包，跑八里地。回来你想睡觉？又给你吹起来。”（“我是王朔”P11） 在最新出版的“致女儿书”中，王朔还回忆说：“我到部队在新兵连还尿过一次床。打了一天靶，成绩不好，又累又沮丧，晚上情景重演，幸亏天寒被薄，睡觉也穿着绒裤，没在床上留下痕迹。”（P9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在王朔后来的很多小说里，只要涉及到军人或军队，很少谈及陆军和空军，一般都谈的是海军，而且还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想当海军司令的梦。 我个人和王朔的缘分更多的是来自中队出墙报的宣传小组。当时，这个墙报宣传小组一共有四五个人，我还临时担任过小组长。在宣传小组里，我和王朔负责写稿子，另外几个战友（张文、王军等）负责美术。出墙报的差事，如果说有点实惠的话，那就是平时可以偶尔请假逃避一下艰苦枯燥的队列训练，晚上熄灯号吹过后，我们还可以躲在那间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宣传组小房间里听王朔神聊一阵。 记得当时我们在聊天时还议论过王朔的名字的含义。有人问，你为什么叫王朔呢？记得王朔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我们几个人在聊天中乱猜说，王朔的名字会不会是和月亮的阴晴圆缺有关系，比如月亮的满为望，缺为朔。王朔的谐音就是望朔。记得当时有个诗人的笔名就叫朔望。 好像有一次还聊到一年前发生的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王朔说，那一天他去天安门广场了，觉得跟着那些人起哄特好玩。他因为在起哄时扔了一顶人民警察的帽子，被糊里糊涂关在局子里几个月。后来痛哭流涕地写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检查，据说当时姚文元看了都觉得有点儿过了。 部队里开展例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要求大家通读毛泽东的四卷选集并写读书心得笔记。有一天，平时和王朔来往较多的孙东平（王朔在北京44中的校友）告诉我，王朔有一个读毛著的笔记本，写得很精彩，你可以问他要来看看。我真的去问王朔要，王朔开始有点犹豫，在我的要求下，他还是拿给了我，但叮嘱我不要外传。王朔在读书笔记里写得很俏皮，现在回忆起来，里面有很多调侃的字句。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对农民赤卫队员的痞子行为，比如吃大户、在东家少姨太的象牙床上打滚等，大加讥讽和嘲笑。我当时看得很过瘾。不过，读过之后，心里还是在为王朔捏把汗。在当时的年代，这样的笔记本，一旦被上级领导发现，是要惹麻烦的。如今，我真想知道，王朔是否还保留着那个笔记本？ 有一次，部队大操场上放映“文革”前的老电影《槐树庄》。影片里有一个令人印象很深的场景。槐树庄的老地主崔老财在土改中被列为镇压对象。崔老财有一个在县城里担任小科长的儿子崔志国闻讯骑马赶回村子里。他策马来到村口，一个漂亮的翻身下马，手牵着马缰，一边进村高声喊着：“乡亲们，我崔志国是不是革命干部？革命干部的家属应不应该照顾？”这句台词在影片中接连重复了两三遍。王朔当时坐在我的旁边，听到这里，他调侃地说：“可惜啊，你这个革命干部的官儿实在当得太小了点儿。”王朔讲这句话的时间是在1977年初，当时他才18岁。如此深刻的话语，实在使我等同龄人惊诧不已。 还有一次，中队里召开批判“四人帮”的讲用会。上台发言的其他战友们通常都是按照党报上的统一口径来写批判稿。唯独王朔独出心裁，他不模仿报刊上的文字，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发言，他的批判稿中掺杂了北京市民的方言、政界高层的俚语，以及民间对“四人帮”的笑话传说，极尽调侃之能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王朔在不温不火的发言中所传达的笑，虽然不是相声小品，但他那些油腔滑调的声调和嬉皮笑脸的神色，似乎在不动声色地挑逗着主流八股式话语的根基，在他年轻的心目中已经开始向外界传递对这个僵硬呆板的社会语境的颠覆。 军队是个极其独特的人生磨砺环境。尽管王朔出身军人家庭背景，说起军事历史和战术掌故来滔滔不绝满腹经纶，不过依我的观察，王朔其实并不适合当兵，更不容易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人，因为他并不情愿接受军队纪律的约束，也显然不具备职业军人的舍身忘我的韧性。对普通士兵在军队中通常获得提升或受到赏识的自我表现方式，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嗤之以鼻。比如，他曾经和我谈起过对军队中的有些名曰“学雷锋、做好事”、“积极要求进步”的现象的疑惑。的确，有些士兵或是为了提干，或是为了入党，或是为了取悦上级以博得表彰，其行为方式时时表现异常。比如，有人在操练手臂摆动时，有意在墙边练习，使自己的手指被墙壁擦破出血，后来深得上级军官的表扬。还有，早晨起来用扫帚扫地，是比较容易引起长官们注意的一种“积极上进”的行为。据说，有一位战友为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去扫地以示“积极上进”，在晚上睡觉前先悄悄把大扫帚藏在自己的床下。不过，当他早晨醒来时一摸床下，发现那把扫帚已经被另外一个战友偷走了，此时已经有人在外面哗哗地扫上了。如此种种现象，等我后来读了刘震云的那篇著名的小说《新兵连》后，才渐渐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据说，如今在部队里，类似这种现象已经不多了。前不久，我和一个在军队开高级轿车的驾驶员闲聊，他悄悄告诉我说，如今扫地打开水这类事儿早就没什么人干了。他家里为了使他当上志愿兵（据说比进城打工要强很多，有的还可以“农转非”），两万多元已经花出去了。 在我们那一批北京兵里，有很多人有军队家庭的背景。他们大多来自北京的各个军队大院，比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总参大院、总政大院、炮兵、装甲兵大院、铁道兵大院、工程兵大院、北京军区大院、北京空军大院等等。王朔来自那条著名的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大院。 顺便说一件往事。1979年春节那一天，我获准一次回北京出差和探亲的机会。在青岛开往北京的火车餐车上，我和一个北京籍海军水兵恰好在同一个餐桌上就餐。这是一个很亲切健谈的同龄人。他几乎一厢情愿地断定，对面坐着的这个军旅同辈一定是北京某个军队大院里的子弟。他很爽朗地对我说：“我们家是总参大院的。哥们儿，你们家是哪个大院的？”我笑着告诉他：“哥们儿，不瞒你说，我们家是一机部汽车局大院的。”他被我逗笑了。我讲的是实话。只不过，此大院和彼大院，并不是一码事儿。 新兵训练结束了，王朔意外获得一个特殊的机会，他被分配去了在青岛的北海舰队卫生学校学护士（中国海军军舰上的军医和护士均为男性）。王朔走后，我们留在训练基地的北京籍战友们还要在这个封闭军营里逗留8个月的时间——学习那些包括海图作业、磁罗经、六分仪和潮汐计算在内的航海专业知识，然后作为一名水兵战士登上军舰服役。 王朔要离开训练基地去青岛护校了。尽管大家在一起才三个多月，但分手时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王朔到了青岛护校后不久，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写了他在护校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海滨城市青岛的美丽风景。记得他在信的结尾还特别提到，青岛的姑娘们的确漂亮得名不虚传，唯一有点遗憾的是，她们讲的青岛口音并不十分悦耳。 不久，从青岛传来了王朔出事的消息。有人说，王朔在青岛公共汽车上调戏妇女受了处分。还有人说，王朔在青岛夜不归宿被部队关了禁闭。 一个未经最后证实的说法是，有一天周末，王朔和几个卫生训练班的战友一起在青岛栈桥聊天聊到很晚。在返回部队的公共汽车上，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带零钱买汽车票（当时的汽车票都是以分计算的）。王朔灵机一动，把手里喝剩的汽水瓶交给售票员,调皮地说：这几个汽水瓶你拿去吧，你拿去退了钱，还可以多赚点。表情冷漠的女售票员完全无法接受眼前这个海军士兵开的这个玩笑，立即把它视为一种低级趣味的调戏，她和王朔等人在汽车上开始争吵起来。性格粗爽且膀大腰圆的男司机听到他们争吵，禁不住勃然大怒。这个山东大汉一边开车一边大喊：“不要让他们下车，开到总站去！给他们部队打电话，让部队来领人！”就这样，王朔这几个人被一直拉到汽车的终点站。据说后来部队连夜来人把王朔等领回部队，王朔等人受到严肃的批评。不过，这段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传来传去，变成了一段今天堪称“绯闻”的离奇故事。其中，幸灾乐祸的人也不少。 王朔出事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特意请假去青岛并专门赶到位于八大关附近的舰队卫校去看王朔。见到王朔时，他正在一个助教的宿舍里。记得他当时的表情有些沮丧和低沉。我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反问我：“我倒是想知道，外面到底传成什么样了？”我告诉他，外面的传说的确很多，不过，不必太计较，只要是没有什么大事就好了。 专业训练结束后，我和另一位名叫裴真的战友被留在训练基地航海教研室担任实验员（兼助教）。1978年底的一天，裴真告诉我，他在最近一期的《解放军文艺》上看到一个叫王朔的写的一篇小说，估计一定是我们那个北京老乡王朔。我找来翻看，这篇小说的名字叫《等待》。好像是用一个女孩子的第一人称写的，写了北京城里的一个年轻女孩子和父母亲观念不同，在理想恋爱等方面发生分歧的事情。 就在我们离开北京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们今后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国家正式恢复了高考。我相信，这个消息在包括我和王朔等战友心目中，已经引起明显的波澜。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我们表面沉默着，但内心里在跳动。此时，一个鲜明的人生信号在我们面前掠过：高考的出现，给我们这些人的前途带来了新的选择，也增添了新的压力。就我个人而言，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高考已经成了自己未来的绕不过去的首选之路。 1979年初夏，经所在部队推荐，我在青岛参加了地方大学的高考。在和地方考生同等竞争的条件下，如果考中，就可以带军籍前往地方大学读书。在等候考试发榜的日子里，我去了一次去青岛市区。在经过位于青岛馆陶路北海舰队水兵招待所的时候，正好看到王朔穿着一身深蓝色水兵服走出来。我们站在路边随意地聊了起来。他好像从其他战友处得知我参加高考的消息。他问我：“听说你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感觉怎么样？”我回答说：“还不知道结果。能不能考上还很难说。”王朔说：“能考上就好。实在考不好，总还可蹭一考场经验吧！”王朔说话时，似乎若有所思，神态特别认真。 不知道为什么，王朔当时的认真神态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几乎成为王朔本人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的定格。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有人提起王朔的名字，王朔站在青岛馆陶路上和我交谈时的神态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副神态在他后来成为名人后，我再也没有发现过。 很多人以为，王朔一直是个浑不吝无所顾忌的人。其实不然，王朔内心很细腻很好强。此时此刻，即便他是个含着宝玉来到这个世界的天才，他也必须面对自己今后的前程。军队生活毕竟是暂时的，回到北京后，我们这些人马上就会面临人生的新的选择。这就是：要不要去赶赴“高考”这趟人生的高速列车？ 如果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会毫无悬念地回到北京。不少人可以期待通过父辈们的权势和关系，在一家国营企事业单位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像很多在城里的普通人一样，大家都吃差不多质量的饭，穿差不多质地的衣服，过着差不多平淡的日子。彼此之间不会明显拉开距离。现在，高考恢复了，它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新的亮点，而且使大量的权势和关系变得爱莫能助。 的确，刚刚离开北京两年，整个国家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早知道会这样，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当兵呢？今后我们这些人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城里后，何去何从，还充满悬念。这一点，我很清楚地从王朔的眼神中看到了。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所重点大学法律专业的入学通知书。随即告别部队，去了校园。从那以后，就和王朔失去了联系。 再次见到他，是五年后在北京的一辆无轨电车上。 北京，一个著名的个体作家 1984年夏天，我在白石桥开往白云路的114路电车上，和王朔巧遇。当时他和他的女朋友（沈旭佳）身着时尚的短裤和Ｔ恤衫，在电车上十分引人注目。我和王朔已经有四五年没见了，当时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由分说，我们一起在经委会站下了车。 他主动向我介绍他的女友。他说女友是安徽人，是学舞蹈的，毕业于某个舞蹈学校，人家也算是有个学历吧！他接着告诉我，他复员回到北京后，主动辞去了一个无聊的工作。他自己曾和石小满（电影演员）一起开了一个烤鸭店，但并不成功。看来自己并不是个经商的料。我告诉他，自己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将来毕业后很可能会留在大学里以教书为业，天晓得自己是不是很喜欢教书育人这个职业。沈旭佳站在一边很认真地听我们谈话，神态略带京城文艺圈青年男女们特有的孤傲。分手时王朔匆匆给了我他家里的电话，约我有空去他家里聊聊。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如约去王朔家。王朔住在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就像很多北京军队大院一样，从大门进去，里面很深很大，每个角落都被士兵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办公楼、操场、礼堂、营区、宿舍区排列有序，好像都是一张图纸复制出来的格局。王朔家住在大院的东北角，一栋浅红色的教工宿舍里。 王朔谈到他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后的经历。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以写作为生。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已经被峨嵋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拿去，准备开拍电影。米家山已经预付他800元人民币的稿酬（当时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年的工资）。 交谈中，王朔还谈到他最近的个人情感生活。他说在这一年里谈了六个女友，结果都分手了。最后分手的女友是个广州的 王朔的父亲当天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让我感到特别。那天只有王朔和他的父亲在家。我和王朔聊天时，他的父亲经过客厅，他父亲看上去高大魁梧，身宽体胖，满面红光，看得出他早年一定是个英武的军人。我礼貌地叫他伯父，他父亲也和善地和我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吃中午饭时，我和王朔一起去大院的干部食堂买回两菜一汤，然后和他父亲在餐桌上一起吃饭。奇怪的是，他父亲从始至终没有和王朔或是和我讲过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吃饭，然后离开饭桌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当时突然感到王朔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些蹊跷。我后来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对王朔有些歉意。我当时其实不应该留在他家里吃午饭，这样可以免得在无意中了解到别人家庭关系中某些尴尬的东西。后来，我在王朔的文字里，看到不少提及他们父子关系的文字，回想起当年在饭桌上的气氛，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1986年4月中旬，我参加了一个名为“首都高校研究生谈经济体制改革”的研讨会，会场就设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里。我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王朔家里看他。我们一起在大院的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他说，他最近刚在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上发表一篇分量比较重的中篇小说，名叫《浮出水面》，是用他和女友沈旭佳的名字联名发表的。里面讲的有不少他们俩的故事。这时的王朔，仍然还是个“个体文学专业户”，此时他好像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大红大紫名利双收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看得出，此时他仍在为自己的未来顽强地跋涉和攀登着。尽管他谈话的神态还是那样轻松，但时而紧锁的眉宇间还是流露出一些忧郁和沉重。我们散步过后，回到王朔的家里，王朔的母亲开的门。他母亲看上去的确像是个严厉而干练的主任医生，似乎对王朔的行踪以及与王朔在一起的朋友都保持一副警惕的目光，一点儿不客套。王朔在家里接到沈旭佳从演出剧场打来的电话，说演出结束后，放在后台的衣物被人偷掉了。王朔和我一起马上走到大院的门口接沈旭佳。不一会儿，看到小沈穿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走过来，一脸疲惫和沮丧的样子。 国防绿军装时髦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恢复高考这一步棋，竟出人意料地导致了一条北京复兴路的衰落。此时，人们的崇拜对象开始从战争年代的军人英雄转移到杨振宁、李政道、朱光潜和李泽厚这类科技和文化学者。记得，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个同班同学叫赵向阳，有一次外语老师在课堂上误称他为“李向阳”（电影《平原游击队》中一个妇孺皆知的游击队长），他连忙更正，并幽默地开玩笑说：“李向阳还行，可惜就是没学历啊！” 在当时那个年代，类似王朔父母这样有些地位和身份的人，面对家里出现这样一个无正常职业的“文学个体户”，其家庭的紧张气氛是可以想象的，王朔当时所承受的压力肯定非同一般。当时，王朔选择当“文学个体户”，几乎是堂吉诃德在和风车的拼争。这一点，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未必能够理解。或许，他的父母（也许包括他当时的女友）经常和他唠叨的，无非是奉劝他先去读个书、弄个学历，哪怕是电大或自学考试的文凭，或者去外面找个体面的工作。在当时房屋统属于生产资料的计划经济时代，王朔没有自己的住房，除了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别的选择。我当时看到的王朔的卧室，狭长的一小间，像是这套住房中本来设计用来放置家庭物品的地方，床头地角摆满了书刊和杂物。 王朔的智商极高，但这种高智商并不和国家传统的应试教育契合。王朔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后，曾尝试参加高考。据战友裴真（后来考取西安交通大学，现在海南省人民政府任职）告诉我说，他当时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一个高考补习班里见过王朔。王朔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老师在前面讲课时，常常听到他和后排的几个女孩子在悄悄说话，有时还忍不住笑出声来。在1980年和1981年期间，王朔是否进过高考考场？他自己从来没有谈起过。也许他进过考场，估计肯定没考好。也许他后来放弃了考试。无论如何，这种考试对他来讲，毫无惬意。 其实，上大学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造就，更多的是让人们进入一个氛围，其价值就在于这个经历本身。今天看来，对王朔这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这类经历与他后来的成功经验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 1986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记得是在当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王朔打电话给我说，他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女学生，有意在内地学法律专业。他问我能不能把她带来我家里聊聊，看看我能不能帮忙给她一些指导。 这时的王朔，脸上开始洋溢着轻松和潇洒。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已经正式被吸收进了中国作协的圈子，还被邀请去庐山参加了一次作家聚会。原来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只好鸟，可这回在庐山看到的这帮子作家们，其实里面有些人也不过是“衣冠禽兽”，比自己的档次好像也高不了哪里去。 还有，王朔带来的这个台湾女孩子看样子完全不像是个能潜心读书的人，脸上涂抹着浓重而夸张的粉脂，讲话有些矫揉造作。一看就知道，她属于今天被称之为“粉丝”的王朔小说的文学崇拜者。 第二天，我给王朔打电话开玩笑说，你昨天带来的那个台湾女孩儿，好像有点形迹可疑啊，该不会是海峡对面派过来的女特务吧？电话另一端传来王朔的笑声：自当她是一特务，估计你我也没什么值钱的情报能卖给她呀！ 不久，在北大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听到一个女研究生在谈王朔。她说，最近她看了一篇名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小说，实在写得太有意思了。她还从来没有见过把女孩子的心理摸得如此透彻的作者。 1989年，就在那个狂躁不安的春夏之交过后不久，我决定赴美国读书。临行前王朔来和我见了一面。他告诉我，这些日子里他和莫言、朱晓平等人组织了一个“海马影视创作俱乐部”，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三里河一带聚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和沈旭佳在回家的路上都看到了。 他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灰黄色牛皮纸包，里面装着他刚出版的小说集《 他说，最近米家山正在赶拍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应当是《顽主》），他本来想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但试了镜头后，发现自己的模样已经“糙”了。最后只好放弃。 谈到眼下的时局，大家都感到沉闷和沮丧。最后，他临走时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自从我发现我自己是满族人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汉人其实根本管理不好这个国家。”王朔讲话，常常有顽主式的即兴调侃发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不过，这句话，我倒是情愿相信他是在当俏皮话在讲的。 1990年冬天，当时我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研究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邀请来了几个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举办讲座，其中有北京大学的(责编：YeLin) |
周大伟：我的战友王朔——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时间:2010-09-28 来源:《北京往事——周大伟随笔集》 作者:周大伟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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