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的话题要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回答，虽然中国的学校和美国的学校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就不必和美国朋友提了，反正我们大清国也有很好的学校，当然一定程度的实话也是必要的，所以回答说“穷人的孩子没机会上学”，“而且我们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好学校和学堂”。将学校学堂并列是为了进一步混淆中美两国学校的本质差别，防止记者深究。虽然情况不太好，但是亲爱的美国朋友请别失望，我们有计划，我们计划在国内建更多的学校。

　　记者接着追问：“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中堂也许对这个记者提出的问题不满，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废话，谁也没有反对妇女接受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己支持或反对，而是对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但是这不能表达出来以免影响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于是就点到为止地告诉他我们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只是没有像你们这样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这是风俗习惯造成的。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从你们这引进最合适我们的教育制度了。

　　终于扯到政治话题了，有记者问：“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觉得记者真是太幼稚，于是告诉他你们美国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此时自己不便谈论这个话题以免有干涉美国内政的嫌疑。然后再一次打太极拳，说什么希望报界能够帮助清国移民云云。

　　观察细致的美国人发现李鸿章选择了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的回国路线，于是问李鸿章这样做是否是因为他的清国同胞在美国西部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其实美国人不知道在细节上体现自己的爱国Ｚ義是李中堂的一贯作风，回国路过日本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永不再踏上日本国土的誓言，坚决不肯上岸换回国的船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一跳板，颤颤悠悠地通过跳板换船，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和智慧。

　　李鸿章晚年旧照问到这份儿上，该说的就得说了，于是回答说，第一条原因是我接到许多侨民的来信，说他们在自由民Ｚ的美国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美国西部各州不能善待我们的同胞，此事很伤感情，我是大清帝国的子民，我深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我不愿意从那些地方通过。另外我此次访问并非正式访问，为避免两国之间的误会，我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的请愿信。第二条原因是技术上的因素，我年轻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何况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因此我选择了较短的路线，而且我们清国的“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部分性能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将非常骄傲和自豪地乘坐。请各位美国朋友好好想想，廉价的中国商品和华工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福利，能够增加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而排华法案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原则，也违背自由民Ｚ的原则，希望美国有关方面能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废除不合理的排华法案，也希望美国报界的朋友们能鼎力相助。云云。

　　有人问了一个关于投资的话题：“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回答是热烈欢迎这个欧美企业来中国投资，我们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发展氛围，促进招商引资，使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因为 “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都是非常富余的。这也是你们美国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总之，我们清国是非常欢迎外来投资的，当然，对于关系國Ｍ经济命脉的行业和产业我们是要自己控制的。

　　有人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心想，我们又不是没有报纸，还要引进你们的做什么？我知道你们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批评我们的报纸成了政Ｆ的传声筒，失去了报纸的意义，但是先生们，这都怪中国的编辑们，“他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讲真话时非常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因此他们办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对此，我作为政Ｆ管理者也是非常遗憾的。好一个障眼法，一下子就将自己进行新闻管制的责任给掩盖了！

　　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可能不尽准确。梁说：“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Ｆ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Ｆ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颜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看看李鸿章面对记者谈笑风生，还有什么他不明白的，虽说人家李鸿章可能不如你梁启超会几句外语，但是千万别以为你搞的那套他不懂，要不他怎么会对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呢。我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你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五、痞子手段能用多久

　　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李鸿章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

　　李鸿章一生外交败笔无数，可能跟他这个指导思想有关，殊不知弱国无外交，什么“原则上”“基本上”骗骗中国的老百姓还可以，洋人可不吃这一套，所以痞子手段纵能起一时之效，却最终会害了自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庚子事件，都跟清政Ｆ耍痞子手段有关。所以，对清政Ｆ来说，痞子手段是不灵的，最好还是使“孙子手段”，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样。不过，中国人好面子，恐怕永远都当不得“孙子”，可是现实世界强者如林，个个都是大爷，于是只好变通，产生无数的阿Q。传说当年洋人大摇大摆进入总理衙门，要这要那，清政Ｆ官员无不唯唯诺诺，点头称是，等送洋人走的时候却不让其走正门而让其走偏门，认为这样洋人就没了面子（当然不敢让洋人知道实情），洋人既然没了面子那么我们就有了面子。于是心理平衡，该做官的继续做官。

　　李鸿章为什么会有“痞子手段”的感悟呢？他这种“领导艺术”的体会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可能和其在上海与“洋枪队”打交道的经历有关。

　　清政Ｆ对外国老大们的态度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是不自量力，想灭了这些个来抢地盘的“蕞尔小邦”，打仗前还鼓励手下放开手干，“不怕卿等孟浪，就怕卿等畏葸”，一副要把外国人往死里整的架势。这时候谁要是不识时务，提出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多半会被砍了祭旗。可惜是眼高手低不切实际，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联军，连京城也被人给占了去，咸丰老头儿逃到热河；而太平天国洪天王此时仍然人气很旺，占了清政Ｆ的半个场子，双方实力基本均衡，互有胜负。面对这种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局面，清政Ｆ只好低下身子与外国人谈判。没想到绝处逢生，原来外国老大们与当年自己“入关”时完全不同，并非要取而代之，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挣几个钱花花，所以自我安慰“夷人不足虑”。阿Q思想之严重可见一斑，明明是人家不想弄死你，捡了条小命，却偏偏要说什么不足虑，你有本事倒虑给我们看看。后来清政Ｆ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兵消灭太平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不过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太平天国一灭，清政Ｆ马上就解散洋枪队，虽然外国人并无夺取政权的意思，但是清政Ｆ这个习惯于带领队伍打家劫舍的流氓实在不放心还有另一股打家劫舍的强盗存在。

　　方针路线一出，下面积极拥护，其中最为积极踊跃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为图自保，组建了什么“中外会防局”，开始借用洋兵“协防”。雇佣美国人华尔组织了著名的“洋枪队”，以西洋人为各级军官，以中国人为士兵组建了这支奇特的部队。为了能让华尔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采用“和亲政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华尔为妻。这对中外结合的夫妻感情怎么样，历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不过这个女人的命运可以说是不幸的，因为不久她的外国老公就在战场上战死了，取得了一名职业军人的最好归宿。为了给颓废的局势增加一点亮彩，也为了给自己来点心理安慰，江苏巡抚薛焕给这支洋枪队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常胜军”果然厉害，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多次，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打了不少胜仗，守住了上海。1862年9月，华尔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Ｆ又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此人和很有职业道德的华尔相比纯粹就是一美国流氓，后来还投靠了洪天王，是个典型的二五仔。李二先生率领他的“瘪三团”到上海后，从来没有与洋人打过交道的他必须直接面对洋人，尤其是“常胜军”，因为他现在还需要他们的帮助共同对抗太平军。

　　但是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李二先生实在难以理解外国军人在个人生活上的放荡。在给曾老师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认为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流氓归流氓，“常胜军”的战斗力可不是吃素的，人少枪多，火力密集，多次打退洪天王的“人海战术”，让我们的李二先生大为吃惊。他的脑袋瓜子快速转动，知道现在这种人绝对得罪不起，不仅如此，还要“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是世上稍微有点斤两的人都很高傲，“常胜军”也一样。《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自从多次打退太平军进攻，守住上海后，这帮人就比麦克阿瑟还牛，自以为老*土天下无敌，没有老*土，你们早就完了。专恣跋扈、狂傲不驯，对清廷官员，一百个看不起，清廷官员们只能大把撒银子，对于“常胜军”的内部事务，根本不能过问，更不用说领导了。因此，李二先生感到“常胜军”固然对Ｚ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Ｆ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抑制，并想一石二鸟，借此也让吴煦、杨坊回家吃老米。我们的李二先生比吴煦、杨坊高明也就在高明在这。此两人为利用“常胜军”保卫上海可谓尽心尽力，费尽心思，其中杨坊后来还因为粮饷问题被白齐文暴打一顿，可以说是受尽委屈。没有他们，上海早完了。但是他们没能看穿朝廷的心思，洋兵的力量是要借用的，但是也不可不防，太祖以前可就是以借兵的名义入关夺得天下的。而我们的李二先生却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对“常胜军”“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另一方面却处处设防，加以抑制。痞子手段正好派上用场。

　　1863 年2月，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军，攻克太仓、昆山。而后，淮军又向北攻占江阴、无锡等地，转进向西包围了苏州。苏州是太平军的战略重地，李秀成一心想将其建成第二个“南京”，因此准备非常充分，城中粮食彈藥很充足。守城的太平军士气也很高，大有浴血奋战到底的态势，所以苏州城久攻不下。尽管如此，此时对于清军来说，形势应该还算是一片大好，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洪大天王的场子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胜利的前夕，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多想法。我们的李二先生也一样，他既想快点攻下苏州又生怕“常胜军”实力太强，抢了他攻下苏州这份大功。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以便迅速攻下苏州。而李二先生则唯恐“常胜军”因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

　　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是却附加了以下几条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淮军战力最强的一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对戈登来讲，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嘛，于是就搬出一尊大神——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出面与李鸿章交涉。没想到伯郎更为疯狂，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李鸿章是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于是使出了自己屡试不爽的缩头乌龟ＤＦ，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洋人再厉害，也斗不过这么耍无赖的，只好由着我们的李二先生得到这份“头功”。不过李二先生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这么鲜明地“抢功”。后来进攻南京的时候怕与其恩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抢功惹来祸端，他就故意停滞不前。功劳嘛，他是会抢的，但是抢到什么程度，他是有考虑的。

　　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我们的李二先生非常着急。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洪大天王乱封王，瞎发文凭，最终导致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于是便主张诱降纳王。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的程学启本来也是太平军降将。其实当时两边都是这样，来了就是客，只要是肯起义，那一切都好说嘛，以后写历史的时候也可以写成是八旗子弟的秘密卧底，保证名垂青史。经过一番秘密联络，11月29日，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可见古时候做官确实是难，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一不小心就可能送了性命，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然而，由于程学启对城内清军与原太平军兵力悬殊太大颇为担忧，建议来个斩草除根。而八大降将幻想投降后还能保存实力作为要官要位子的资本，因此没有主动提出将部队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整编，这更加导致了清军的猜疑。于是李鸿章接受程学启的建议摆下鸿门宴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名无辜太平军士兵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他的那些外国朋友的强烈愤怒。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戈登，他是为降将们做过担保的，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可见外国人还是头脑简单，既然李鸿章这么不讲信义，你戈登也可以乱来嘛，你找不到李鸿章，你可以把程学启他们给绑了嘛，看到时候李鸿章怎么办。由于斗不过李鸿章的龟缩ＤＦ，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戈登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Ｆ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Ｆ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想想英国职业军人戈登先生也真是可笑，你“常胜军”是拿中国朝廷的粮饷的，再大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你现在带走队伍，到底是何居心？所以，戈登不走还好，这一走，官司就输定了，他还不如假装心平气和留下来，然后找个机会给李鸿章一粒花生米，送其归西，自己顶多受个撤职回国的处分。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列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李鸿章没有想到，在中国人看来小事一桩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中外邦交。于是一方面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可见清廷并非所有的时候在列强面前都是软弱的，如果有人想挑战他在中国的老大的地位，那他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Ｆ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大风波立即消于无形。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他不仅将自己的这些个领导艺术的体会写信告诉其老师曾国藩，而且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以贯之，竟然幻想“以夷制夷”，结果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留下了骂名。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里有如此评价：“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國Ｍ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國Ｍ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

　　六、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有诗句曰：“春江水暖鸭先知。”知是知了，但是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有的鸭子乐得自在轻闲，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而有的鸭子偏偏很好奇，想干点什么，这种不合群的鸭子注定是要受到众多非议的。大清帝国的官僚们就是这么一群鸭子。他们能最先接受到新鲜事物，因为他们手中有最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区别在于其中有的人要做清闲的鸭子，而有的人却想跳出来做点什么。李鸿章就是只不安分的鸭子，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其他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利用英国火轮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拿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 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Ｆ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