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敏感，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Ｚ反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Ｆ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國Ｍ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好啊！我干脆把话说得更绝一些——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谁也别骂谁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头当球踢的主儿。”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三、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机遇”与“能力”是公认的成功路上的两个必备条件。你再能，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了。机遇，才是稀缺性资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机遇来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养也成，否则就算上了位，也干不了多久。有首诗可以引在这里： “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它才开／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它才来／那么／春天永远也不会来／花儿永远也不会开。”

　　恰好，这些李鸿章都具备。

　　他非常幸运地投身到了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治学也算不上“国学大师”，偏偏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当地有耐心。政治这东西，跟对人很关键。

　　他知道李鸿章犯才子病，即锋芒毕露，但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多开会，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率淮军增援上海时，曾国藩更是像嫁女儿一样，事必躬亲，竭心尽力为其操办。曾老头锦上添花的爱好此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批援沪的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接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补充淮军，其中有一份“嫁妆”颇为值钱，那就是程学启的“开”字营。此人原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反正”投靠清军，作战勇敢，颇为得力。李鸿章能够率领新组建的淮军乌合之众在上海站稳脚跟，全靠程学启在那忙活。曾老师要是在今日，一定能当个非常合格的首相，其能力可能平庸，但其所用所培养之人却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李鸿章、左宗棠，“中兴四大名臣”，他一个人就培养了俩。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这个境界，“蓝”的素质非常重要。您要是运气好碰上了，那就等于是中彩了，不想发达都不行。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按：注意“老翁”二字，李鸿章顽皮对世之心态可见一斑）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这应该是真心话。可以说，李二先生的军功章上，至少有咱们曾老师的一半。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有这么一位老师是非常幸运的。曾老师育人可谓非常合格，不像后来“国统区”的某些教授，学生搞点运动，无处容身躲在他家，他帮不上忙，想往外推又不敢，战战兢兢，吓得要死。其人格魅力与曾老师相比，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当然，这只是所谓的外部条件，如果李鸿章自己没有两把斧子，估计下场也不会比当年的何桂清强，但是李鸿章不愧是从曾国藩那生死未卜的大营里磨炼出来的，对于当老大争地盘，他是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在上海受任之初，危机重重。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洪老大自然也想得到这块肥肉，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总之是若即若离，虎视眈眈，摆明要拿下这场子。清廷当时是自身难保，自然无法分兵去保护上海。可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清廷开放的前沿，洋人在当地的利益甚多，因此并不想被洪老大给夺了去，于是组建了个什么“中外会防局”，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总算是保住了地盘。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对淮军不以为然，一看穿着乞丐服的淮军，以为是安徽的小瘪三组团来揩油，非常瞧不起。面对这种“武器制胜论”，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果然淮军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深刻领会其师“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亲临前线指挥。有这样不怕死的领导，那士兵的战斗力还会差？自然成功打退了太平军，证明了自己不是小瘪三来揩油，而是要到上海当老大来了。上海那帮人一看李二先生杀太平军不眨眼，心底就惧怕了三分，以前只听说过“曾剃头”，谁知这位是个“李剃头”，知道惹不起，于是个个都老实了。老大的位子坐稳后，李鸿章开始从“吏治”入手，来个“大换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那些当年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统统请回老家吃老米，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的，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反对“武器制胜论”，但是他并不排斥先进武器，这是他的精明所在。他看到“中外会防局”就那么几个“洋鬼子”和“假洋鬼子”，但是凭借西洋军械，竟然多次打退太平军的“人海战术”，从心底里认识到了西洋军械的威力。李二先生是个非常实际的人，不会相信仅凭人心就能打赢战争，只要对他有利的，他都会接受，因此要“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 “鸟枪鸟炮”转变成了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2万人，此后队伍不断壮大，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为确保粮饷充足，减少纠纷，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专款专用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当然这个对普通百姓不利，但是却是阔人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说苦了百姓，成就个人。而且我们的李二先生此时正雄心勃勃地“为天下计”，小民“岂足惜哉”。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常胜军闹事，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可以说，正是在上海，李二先生初步将自己的“实用哲学”发扬光大，为此后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

　　淮军旧照李鸿章在访问德国的时候，俾斯麦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嘲笑李鸿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以屠杀本国子民起家，不足道也。俾斯麦一世英雄，踌躇满志，说话虽然尖锐，却道出了李鸿章的痛处。不过这也怪不得李鸿章，因为专制之政Ｆ天生的性格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为内战是统治权之争，是根本利益，外战并非统治权之争，是局部利益。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前半生Ｚ压太平天国节节胜利，后半生惨败于日本之手，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然而“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李鸿章任人唯亲，以致成此恶果。

　　不过这也不能怪李鸿章，大清帝国这个大流氓政Ｆ不也是给了曾国藩、李鸿章很高的地位官职吗？流氓头子要维持自己的流氓统治就得给效忠的小弟们好处，不然以后谁还跟你？如果像英国人那样，丘吉尔一打胜二战就叫其回家，那不仅是失德行为，而且很危险，会寒了众兄弟的心，因此李鸿章重用其淮军旧部，是很正常的行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大清帝国又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不让这些人去当官捞一笔，岂不生怨恨之心？这帮刀口上吃肉的厮杀汉子可不是良善百姓，惹火了他们扯旗放炮再出个洪天王，大清帝国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只不过这些个淮军将领功成名就之后暮气沉沉，视自己的生命非常宝贵。这也可以理解，当初刚出来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然舍生忘死；现在什么都有了，如果把小命丢了，那拿什么来享受？因此，甲午之战必败无疑。

　　四、不一样的思维

　　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早面对记者的官员了，这也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至于李鸿章的见识，笔者在此摘录一下李鸿章访美时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对话。也许只有面对“一根筋”的外国人，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才能稍稍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呢？外国人可不是这么好哄的，讲究真凭实据，在“国朝” 吃得开的那一套瞒天过海的“空包弹”在这可打不响。不过好在当时媒体不发达，再加上政Ｆ有“新闻检查纪律”，因此只要不拆太后的台这个大方向把握住，其他的说漏了点什么也不打紧，反正广大的清国百姓也不会知道。要是像现在的外事活动一样都来个现场直播，很难想象李鸿章能“谈笑风生”地说出下面这些精彩的话来。

　　李鸿章访美，美国政Ｆ也配合着作秀，再加上普通大众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因此场面那是相当地大。1896年8月28日上午9时，乘载中国外交使团的“圣·路易斯”号邮轮到达纽约港码头。码头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

　　当局在港口排列了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而舰队司令邦斯将军在旗舰“纽约号”上指挥。当“圣·路易斯”号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一旁还有不少迎宾彩船，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凑热闹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

　　在美方检疫官作了例行检查之后，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

　　已然有些老态的李鸿章那天穿着黄马褂，还有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脚穿白色软底鞋。他上来一见卢将军，立即摆脱随从搀扶，老远就伸出手去握，并且鞠躬对卢杰的欢迎表示感谢，显得温文尔雅，颇有气质。平时老外们看到的清国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有菜色，谁知落后野蛮的中国还有这么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因此都非常吃惊。难怪一位英国人要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相对于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我们的李大人平时在国内虽然是高官厚位，但是名声不佳，“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使得他骂名远播，任何人都可以意淫地骂他几句，踩他几脚。虽说我们李大人有“养成心中一段春”的修养，但是始终是感觉怪怪的，少了几分惬意。没想到如今一出国，竟然有这么多“粉丝”，心情自然格外舒畅，因此我们的李总督还专门秀了一下他的长烟斗吸美国雪茄的“绝技”，自然，这又成了记者们眼中绝好的花絮。

　　9月3日，大清帝国总理大臣李鸿章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

　　美国人对李鸿章还是比较客气，没有一上来就问对康梁孙等反对派的看法，而是相当客气和谦虚地问李鸿章先生阁下“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面对老实厚道的美国人，我们的李先生却玩起了他的“痞子哲学”，打起太极拳来，他先简单地说自己不想批评美国，对美国政Ｆ的高规格接待表示满意云云，然后马上巧妙地将皮球踢了回去，问既然贵国有这么多政党，那么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联合各政党？这等于是将报纸的地位提升，天衣无缝地恭维了记者和报社一下。因为实际上不管是真是假，各政党当然都自称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合作的，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给美国人打打预防针，说自己对美国有形形色色的政党感到吃惊或失望，意思就是说我大清国坚决不能采取多党轮流执政，这个不符合我们的国情，防止记者们提出清廷独裁的问题，可见其老谋深算。

　　美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特别好，不忍问令其难堪的话题，可能觉得问李中堂有没有喝可口可乐这种问题太弱智，怕扫了双方老大的面子，于是就问了另外一个比较上台面的也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感兴趣呢？”

　　厚黑学的高高手李鸿章岂能不明白记者们的意思，于是他顺水推舟，将美国大大恭维了一番。他说对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他高兴。然后特别提到最让他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这种楼他在中国和欧洲都从没见过。当时的世界和现在一样，楼房的高度象征着技术和实力，攀高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说自己在中国和欧洲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一方面是说自己见多识广，欧洲也是常去的，另一方面也暗示欧洲各国力量不如美国。马屁拍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留痕迹。高！实在是高！为了表示自己的洋务没白干，他还特意提了一下台风对楼房的威胁和高层建筑需要很好的电梯配套来表明自己对现代科技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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