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政党最深刻的意义”必须从它们提供了“使群众从自己人中录用精英的必要框架”这一点来看。电不错，正是党派率先为底层阶级成员开辟了政治生涯。毫无疑问，政党作为民主政府的独特制度，与现代的主要趋势之一是遥相呼应的，这一趋势就是不断且普遍增长的社会平等。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也与现代革命最深刻的意义相呼应。“来自人民的精英”取代了前现代基于出身和财富的精英;作为人民的人民进入政治生活，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根本就没门儿。统治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自己构建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少数人与生活在这个公共空间之外且默默无闻的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没有改变。从革命的立场和保留革命精神的立场来看，问题并不在于一帮新精英在事实上兴起了;企图否认大部分人对于政治问题本身明显无能为力且不感兴趣的，不是革命精神，而是一个平等社会的民主思维。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共空间，让广大人民有权进人，使精英从中被挑选出来，或毋宁说它在那里能够自己进行选择。换言之，间题就是政治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生涯，是故’‘精英”根据本身完全非政治的标准和尺度而被遴选出来。基于一切政党制度的性质，真正政治性的才华难以得到发扬，特别政治化的素质，在党派政治的鸡毛蒜皮中更难以为继，后者只要求稀松平常的推销术便足矣。当然，坐在委员会中的人也是精英，他们甚至是现代世界有史以来唯一的政治精英，他们来自人民，是人民的政治精英。但他们并不是自上而下提名的，也不是自下而上获得支持的。对于人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所产生的初级委员会，有人不禁要说，他们是自我遴选;那些将自己组织起来的人，也就是关心和拾起了创制权的人。他们是被革命公开化了的人民的政治精英。从“初级共和国’{中，委员会人接着就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委员会选出了他们的委托人，这些委托人再由他的同挤来挑选，他们不受制于任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压力。他们的头衔不仰赖别的什么，而只仰赖与之平等的人的信心，这种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那些投身于，现在正从事于一项集体事业的人之间的平等。一旦被选中并派往下一个更高级的委员会，委托人就会发现自己再度处于同挤之中，因为，在这一体系中，任何既定层次上的委托人，都是那些获得一种特别信任的人。毫无疑问，这种政府形式如果充分发展起来，又将具有一种金字塔形式，这当然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政府的形态。但是，在我们了解的一切权威政府中，权威都是自上而下灌注的，而在这种情形中，权威却既不是产生于顶端，也不是产生于底部，而是在金字塔的每一层中产生的。这显然可以解决一切现代政府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是如何协调自由与平等，而是如何协调平等与权威。

 (为避免误解必须指出:在委员会体系中提出的最佳者的遴选原则，在基层政治组织中自我遴选的原则，以及人格信任的原则，在它们发展为联邦政府形式的过程中，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它们只适用于政治领域之内。一个国家的文化、文学、艺术、科学、职业甚至社会精英，都取决于不同的标准，在这些标准之中显然没有平等标准。权威原则也是如此。例如，一位诗人的级别既不是由他的诗人同行们投信任票，也不是由公认掌门的上谕来决定的;相反是由那些只是热爱诗歌，但可能一行诗都写不了的人来决定的。另一方面，一位科学家的级别的确取决于他的科学家同行，但并不是以高尚的人品和素质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形中，标准是客观的，是无可争议、让人心悦诚服的。最后，社会精英至少在一个平等社会中，不是通过出身和财富，而是通过辨别的过程而形成的。)

人们不禁要进一步拓展委员会的潜力，但恐怕更明智的做法是赞同杰斐逊:“创始它们只为一个目标;而对于其他目标，它们不久就会表明自己也是最好的工具。”例如，现代大众社会具有一种走向伪政治的大众运动的危险倾向，而委员会是打破现代大众社会最好的工具;或毋宁说，基层拥有一种不是被选出来而是自我构建的“精英”，而委员会是将大众社会分散到基层的最好、最自然的办法。公共幸福的乐趣和公共事务的责任，那时将为少数人所享有，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喜好公共自由，无公共自由则无法感到“幸福”。从政治上说，他们是最好的。确保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合适位置，是一个好政府的任务，也是一个各得其所的共和国的标志。诚然，这样一种“贵族制”政府形式将宣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普选权的终结。因为，只有那些作为一个“初级共和国”志愿成员的人，才显示出他们不仅仅关心一己之幸福，他们关心的是世界的境况;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要求在经营共和国业务时听取他们的意见。然而，政治生活的这种排他性不容低估，因为一名政治精英绝不等同于一名社会、文化或职业精英。而且，这种排他性不依赖于一个外部的实体;如果自己人自我遴选，那么非我族类的人就自我排斥了。这种自我排斥根本就不是什么任意辨别。实际上，自从古典世界终结以后我们就一直享有的最重要的消极自由之一，正是从这种自我排斥中获得了其实质和现实性。这就是摆脱政治的自由。罗马和稚典对这种自由一无所知，它也许是我们基督教遗产中在政治上最有意义的部分。

革命精神，是一种新精神，是开创新事物的精神，当革命精神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时，这一切都失落殆尽了。也许失落的还不止这些。除了记忆和缅怀，没有什么能够弥补这种失败或阻止其走向终结。由于记忆的仓库是由诗人来看管的，寻找和制造我们赖以过活的语言，是他的业务，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最后求助于两种诗人(一种是现代诗人，一种是古典诗人)，以发现一种贴切的说法，来表达我们所失落的珍宝的实际内容。现代诗人就是勒内·夏尔，他也许是众多参加二战抵抗运动的法国作家和艺术家中最具有表现力的。他的格言书写于战争的最后一年，在书中，他毫不讳言对解放怀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期待。他知道，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从德国铁蹄占领下解放，这固然令人雀跃;但同样也是从公共事务的“负担”中解放。他们将不得不返回私人生活和私人追求的。Pacur tr}r(多愁善感)中去，返回战前岁月的“颓废”中去，那时他们所做的一切，仿佛都笼罩在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之中:“如果我活下去，我就知道，我将不得不与这些花样年华的沁人芳香诀别，默默地抛弃(而不是掩埋)我的珍宝。”他寻思，这些珍宝就是，他“发现了自我”，他不再怀疑自己“不坦诚”，他不再需要戴着面具，假模假式地出现在他人面前，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一如对他人和对自己那样呈现出来，他可以“赤裸行走”。鸭玄些反思意味深长，它们使行动所固有的东西，即那些不自觉的喃喃独语，那种以不需矫饰，不假思索的言行呈现自己的乐趣，都一一得以证实。不过，它们也许太’‘现代”，太自我中心了，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留给我们的那份“没有遗嘱的遗产”。

索福克勒斯在他晚年的戏剧《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写下了一段流芳千古、惊世骇俗的诗行:

 “切勿生而无法言表;生命中次好的东西，其来也急，其逝也疾。”他借传说中雅典的奠基者，以及由此而成为雅典代言人的武修斯之口，也让我们懂得了使普通人，无论老老少少，去承受生命之重负的究竟是什么。它就是城邦，是人们无拘无束的自由行为和活生生的语言的空间，它让生命充满华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