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马克思纯粹是一位目击者。在那一瞬间他理解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Kommuna}verfassung(公社)，因为据说成T“最小乡村的政治形式”，便将成为“为劳动的经济解放而最终发现的政治形式”。但是，他不久就明白了，这一政治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与一切’‘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是矛盾的。这一专政依靠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它们对权力和暴力的垄断，是模仿民族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马克思得出结论:公社委员会毕竟只是革命的临时性组织。卿经过一代人，我们在列宁身上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态度。列宁一生中在1905年和1917年两次处于事件本身的直接冲击之下，也就是说，他从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被暂时解放出来。因此，在1905年，列宁可以由衷地赞扬“人民的革命创造力”，他们在革命中自发地开始建立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户戮沈如同十二年后，他能够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发动和魔得十月革命一样。但是，在两场革命之间的年月里，列宁并没有做什么来重新定位他的思想，将新的组织纳人众多党纲中的任何一个。结果，在1917年，一样是自发的事态发展，而列宁和他的党也跟1905年一样毫无准备。最后.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当苏维埃奋起反抗党的专政，新委员会与政党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暴露无遗之时，列宁立刻决定打倒委员会，因为它们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垄断构成了威胁。从此，“苏联”这个名字对于革命后的俄国就变得不实。但是，这个不实之词也从此具有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勉为其难地默认了苏维埃制度势不可挡的民间性:这种民间性不是来自于布尔什维克党，而是来自于被党弱化了的苏维埃。铆要么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适应新的、无法逆料的情况，要么是挺而走险实行专政，在这一两难选择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时刻，他们的行为自始至终都被党派斗争的念头支配着。党派斗争在委员会中不起作用，但在前革命的议会中其实是举足轻重的。当共产主义者在t919年决定“唯有拥立一个苏维埃主义者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多数的苏维埃共和国”阳寸，他们实际上是像普通的党派政客那样行事。他们对人，甚至对最激进、最不守旧的自己人，对没见过的事物，对没思考过的思想，对没尝试过的制度怀有多大的恐俱啊。

革命传统之所以无法对唯一产生于革命的新政府形式给予认真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马克思沉迷于社会问题，不愿认真关注国家和政府问题来加以解释。不过这种解释是软弱无力的，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在回避问题，因为它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对革命运动和革命传统具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本身就尚待解释。毕竟，芸芸革命者中，又岂止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事件的现状根本没有准备。这种毫无准备，十分值得注意，因为这肯定不能归咎于思想贫乏或对革命缺乏兴趣。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中诞生了政治舞台上一位全新的人物:职业革命家。他的生命不是耗费在发动革命上，因为发动革命的机会寥寥无几;而是用在研究和思考上，用在理论和论战上，这些行为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革命。实际上，缺少一部十九、二十世纪职业革命家的历史，欧洲有闲阶级的历史将是不完整的。十九、二十世纪的职业革命家与现代艺术家和作家一道，成为十七、十八世纪文人的真正传人。艺术家和作家加人革命家行列那是因为，“资产阶级一词逐渐具有了一种在审美上丝毫不亚于政治的怨恨之意”尹么他们一起成立了波希米亚，这是奔波劳碌的工业革命时代中纯净的休闲孤岛。即便是在这种新有闲阶级的成员之中，职业革命家也享有专门的特权，因为他的人生道路不要求任何专业工作。如果有一件事是他没有理由抱怨的，那就是没有时间思考。这种从根本上是理论式的人生道路，是在伦敦和巴黎著名的图书馆中度过;抑或在维也纳和苏黎世的咖啡店中打发掉;又或是在各种旧政体相对舒适和宁静的监狱中度过，可见都没有什么分别。

职业革命家在一切现代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足够伟大和辉煌，但它不在于酝酿革命。他们观察和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日增月累的分化，他们很少或者说没有资格去促进和引导这种分化。甚至1905年蔓延俄国并导致“一次革命”的罢工浪潮，也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得到任何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的支持，相反，它们仅仅是在革命进程中才产生的。哭大多数革命的爆发都令革命家集团和党派大吃一惊，他们惊诧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人。几乎没有一场革命的爆发，要归咎于他们的活动。通常是相反的:革命爆发，可以说从牢房、咖啡馆或图书馆中解放了职业革命家。甚至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党派也未能“缔造”一场革命;适逢政府垮台的那一刻他们最好是别走开，或赶紧回家。托克维尔在1848年观察到，君主制“是在胜利者的打击之前而不是打击之下”垮台的，“胜利者于胜利之诧，不稍逊失败者于失败之惊”。这一次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职业革命家的作用通常不在于缔造革命，而在于革命爆发后上台。他们在权力斗争中的巨大优势;不在于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头脑或组织准备，而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他们是唯一名满天下的。呜!发革命的一定不是阴谋集团，而秘密社团通常过于秘密而无法让自己的声音公之于众，尽管它们也成功地实施了一些滔天罪行，这通常是在秘密替察的帮助之下去做的。m}昔权力之权威的丧失，其实先于一切革命，它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它昭然若揭并有迹可寻，尽管并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不过，它的征候，如普遍不满、到处盆蠢欲动、对当权者的轻蔑，则由于意义模糊而神出鬼没D{熬而，轻蔑，虽很少算人典型职业革命家的动机，却一定是最具潜力的革命源泉之一。拉马丁称1848年革命是“轻蔑的革命”，很少有革命与这是完全不搭界的。

然而，职业革命家在革命爆发中扮演的角色，常常微不足道得可以忽略不计，他对一场革命实际进程的影响，却被证明是十分巨大的。由于他在过去革命的学校中度过了他的学徒期，他不断施加这种影响并不利于意外的新事物的出现，而有利于与过去保持一致的某些行动。由于确保革命的延续性乃是他的使命，他不免要根据历史先例来论战。我们前面提到的，对过去事件刻意而有害的模仿，至少一定程度上在于他的职业性质。在职业革命家从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他们解释和说明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历史的官方指导之前，托克维尔在1848年就已经指出:“模仿(即模仿1789年前后革命的国民议会)的痕迹是如此鲜明夺目，以致掩盖了事实可怕的原创性。他们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演戏，根本就不是在延续它，这种印象令我挥之不去。’，吸又，在1871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它没有影响)期间，至少有一份新办杂志《杜申老头》(Le Pyre Duchene)，还采用过去的革命月历名字。以往革命的每一次事故，都被反复琢磨，仿佛它是神圣历史的一部分，在这种氛围中.革命史中唯一全然自发的全新制度则被忽略以致被遗忘，这真是咄咄怪事。

拥有事后智慧的人，不免要对上述观点说三道四。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在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著作中，有某些段落可以较为容易地读到对委员会制度的认识。可是真相在于，这些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家.对这种现象手足无措，碎不及防。这种现象清楚地表明，一场革命绝不是以消灭国家和政府而告终，相反是以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成立一个新政府形式为目的。最近，历史学家指出，委员会十分类似于中世纪的市镇，如瑞士的州、十七世纪英国的“鼓动者”，或毋宁按它们最初的称谓“调节者”，还有克伦威尔军队中的全民委员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除了中世纪市镇可能是例外，吼其他的都不曾对那些在革命进程中自发组织成委员会的人的头脑，产生过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

因此，没有任何传统(无论是革命的还是革命之前的)有资格去解释法国大革命以来委员会制度有规律的反复涌现。如果我们将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搁置一旁—在那里，政府自己成立了一个commission pourles tra}ailleurs(工会)，革命几乎只涉及社团立法的问题—那么，这些行动组织和新国家萌芽出现的主要日期就是:1870年，法国首都处于普鲁士军队围攻之下，“自发组织了一个微型的联邦实体”，后来成为1871年春巴黎公社政府的核心;mi9os年，俄国自发的罢工浪潮突然在所有革命党和革命集团之外，产生了自己的政治领导，工厂里的工人自行组织成委员会即苏维埃，为的是代议制的自治政府;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尽管俄国工人中政治倾向不一，苏维埃这个组织本身却是无可争议的”1918和1919年在德国，军队战败之后，士兵和工人公然倒戈，自行构建了工人和士兵苏维埃(Arbeiter-and Soldatenr}te )，在柏林，要求让这种委员会体系成为新的德国宪法的基石，在慕尼黑，1919年春天与咖啡馆的波希米亚人一起，成立了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Bavarian R}lterepubiik };最后是在1956年秋天，匈牙利革命从一开始就在布达佩斯如法炮制了委员会体系，“不可思议地迅速”席卷全国。

单单是列举这些日期，就说明实际上从来都不存在什么延续性。正是缺乏延续性、传统和有组织的影响，致使这些现象惊人地雷同。委员会众多共同特征之中，突出的当然就是它们产生方式的自发性，因为它与理论上的“二十世纪革命模式—由职业革命家筹划、酝酿和实施，庶几接近于冷冰冰的科学精确性’，咤之间的矛盾可谓昭然若揭。真的，无论在哪里，只要革命没有被打败，没有带来某种复辟，一党专政，也就是职业革命者的模式，就将最终占上风，但这只有经过一场与革命本身的组织和制度进行的暴力斗争才有可能。而且，委员会总是身兼秩序组织和行动组织二任，其实正是它们拟定新秩序的冲动，使之与职业革命者集团之间产生冲突，后者希望将委员会贬为革命活动的单纯执行机构。再真实不过的是，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满足于对政党或议会采取的措施，即进行讨论和“自我启蒙”，他们处心积虑、明目张胆地意欲让每位公民都直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甲只要它们一天不死，毫无疑问“每个个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行动范围，可以说亲眼目睹自己对平日事件的贡献”。目睹它们运作的目击者，对于革命让“民主制直接复兴”的程度，看法常常是一致的。唉!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一切诸如此类的复兴都是在劫难逃的，因为，由人民直接掌握公共事务，在现代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眼中，委员会仿佛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梦想，某种美妙的乌托邦在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化为现实，可以说流露出了那些显然还不谙世事的人民心中绝望的罗曼蒂克渴望。这些现实主义者从政党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理所当然地假设代议制政府是别无选择的，他们轻而易举就忘记了，旧政体的垮台，其中一点正是归咎于这一制度。

与委员会有关的引人瞩目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是它们穿越了一切党派界限，以及各党派成员在委员会中坐到了一起;而且还有这种党派成员身份不起任何作用了。委员会实际上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民的唯一政治组织。这样一来，委员会与一切集会，无论是旧的议会还是新的“制宪会议”都一概是相互冲突的。原因很简单，后者即便到了最极端的地步，也只是政党制度的产儿。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是在革命中，正是党纲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将委员会从党派中分离出来。因为这些纲领不管有多么革命，都是“现成公式”，不求行动只求执行，正如卢森堡对于你死我活的斗争洞若观火，指出要“全力落实。”。冷天，我们知道理论教条在实际执行中消失得是多么的快。但是，如果教条在执行中幸免于难，甚至被证明无论对社会抑或政治之恶，都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委员会也一定会反抗任何这样的政策，因为“博学”的党的专家与要应用这种知识的人民群众之间的裂痕，使普通公民行动和形成自己意见的能力被忽略了。换言之，如果革命党的精神占了上风，委员会必定变得多余。无论在哪里，只要知行分裂，自由的空间就会丧失。

显然，委员会就是自由的空间。据此，它们一贯拒绝承认自己是革命的临时性组织，相反，它们竭尽全力让自己成为持久的政府组织。它们根本就不希望使革命持久下去，故旗帜鲜明的目标就是“为一个备受拥戴的共和国，为唯一将永远结束侵略和内战时代的政府莫定基础”。被期待作为斗争的目的的“报偿”，不是地上天国，不是无阶级社会，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友爱的梦想，而是成立“真正的共和国”。1871年的巴黎如此，1905年的俄国也是这般。第一个苏维埃“不仅是破坏而且是建设”的意图是如此昭然若揭，以致当时的目击者“可以体会到，一种终有一天能够实现国家转型的力量，正在涌现和形成”。

恰恰是这种对国家转型，即对新政府形式的期盼，这种让现代平等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成为一名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的期盼，在二十世纪革命的灾难中被埋葬了。个中原因纷繁复杂，各国不一，但是，被众口一词称为反动和反革命的力量，却不是突出原因。回顾本世纪革命的记录，令人刻骨铭心的不是这些力量的强大，而是它们的软弱:它们的屡战屡败，革命的易如反掌，和非常重要的是希特勒的欧洲破产之后重建的大多数欧洲政府，都异常无能和缺乏权威。无论如何，职业革命者和革命党在这些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举足轻重的，在本书中则是决定性的。没有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就绝不会有一场俄国十月革命，但是不管列宁宜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否发自内心，事实就是，不久他的口号就与布尔什维克党公然宣告的“夺权”的革命目标截然矛盾，这个革命目标就是用党组织置换国家机器。如果列宁真的希望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他就应当使布尔什维克党与苏维埃大会一样萎弱。这种萎弱现在是苏维埃大会的显著特点，它的党代表和非党代表都是党提名的，没有了竞争对手，投票者不需要选择，而只用欢呼。但是，当党和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因为争当俄国革命和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而十分尖锐之时，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具有了更加耐人寻味的意义。

委员会挑战的是各种形式的政党制度本身，一旦诞生于革命中的委员会转而反对一直以革命为唯一目标的党或党派，这种冲突就将剧化。从一个真正苏维埃共和国的先锋立场来看，布尔什维克党只会比沦亡政体的一切其他党派更加危险。就政府形式—与革命党对立的各地委员会，对革命政治方面的兴趣远甚于社会方面。①‘-一~一般而言，一党专政只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最后阶段;具体而言，则是多党制发展的最后阶段。在二十世纪，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陈词滥调，欧洲的多党民主制已经衰落到这步田地，法国和意大利的每一次选举，都使“国家的根基、和政体的性质”风雨飘摇。卿玫而，看到大致相同的冲突甚至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就已经存在，是颇发人深思的。当时，奥蒂斯·巴罗以极其精确地勘定了两种政府形式在法国史上的主要差别，一是新政府形式，巴黎公社以之为目标;一是旧政体，它不久将以一种非君主制的另类面目复辟:“作为社会革命，1871年步1793年的后尘，是它的延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相反，作为政治革命，1871年与1793年是相互对立的，它又重新回到了1789年·一它从它的计划中抹去了唯一而不可分割的这个概念，而且抛弃了完全是君主制的独裁理念，··…让自己跟联邦理念站到了一起，这种理念是完美的绝对自由和共和的理念。”

这些话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写下它们的时候，还没有迹象表明革命精神与联邦原则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对美国革命进程一无所知的人民，则更是如此。为了证实奥蒂斯·巴罗的感觉是对的，我们必须求助于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1965年的匈牙利革命，两者都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因此一个政府如果建立在委员会制度的原则基础之上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这样的一个共和国又该如何运作，在两场革命中都一目了然。在这两种情形中，委员会或苏维埃到处蔓延，相互之间完全保持独立。在俄国有工人、学生和农民委员会，匈牙利的委员会则是各种完全不同的:在所有居民区涌现的居民委员会;在街上并肩作战而产生的所谓革命委员会;诞生于布达佩斯的咖啡馆的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大学里的学生和青年委员会;工厂中的工人委员会;军队、公务员中的委员会，等等。这些互不相关的群体，各自都形成了自己的委员会.将多少有些不约而同的东西转化为政治制度。这些自发的发展最惊世骇俗的一面就是，在两种情形中，俄国不到几个星期，匈牙利只用了几天，这些相互独立和高度分散的组织，就开始了一个合作和整合的过程，形成了带有地区或省特征的更高级委员会。代表整个国家的议会，它的委托人最终也从中选出。今庄北美殖民史早期约法、“联盟”和邦联中，我们可以看到，联邦原则，即独立单元之间联合和结盟的原则，是如何从行动本身这一初级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并不受任何关于大国搞共和政府之可能性的理论臆测影响，甚至也不是在一个共同敌人的威胁之下才凝聚起来的。共同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政治体，即一种新的共和政府，它以“初级共和国”为基础，方式就是中央权力不剥夺成员国本来构建的权力。换言之，委员会唯恐失掉它们行动和形成意见的能力，必定会发现权力的可分割性，及其最重要的结果，必要的政府分权。

经常有人指出，美英是政党制度运作良好从而保证了稳定和权威的少数国家之一。之所以如此，皆因两党制与建立在政府各部门分权基础之上的宪法是一致的。当然，它的稳定性主要归因于将对立视为一种政府制度。然而，这种认识只有基于以下假设才是可能的:国家不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分权不会带来无能，反而会产生和稳定权力。促使大不列颠得以将她的辽阔领地和殖民地组织成一个英联邦的，归根结底就是使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联成一个联邦政府体系的那个原则。不管这些国家的两党制存在多少差异，将它们的两党制从欧洲民族国家的多党制中决定性地加以区分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对渗透于整个政治体权力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们依据政体赖以建立的权力原则来划分当代政体，那么一党专政与多党制的区别，远不如它们各自与两党制之间的区别，显得更具有决定性。在十九世纪的国家“穿绝对君主的老鞋”之后，在二十世纪中，就轮到政党穿国家的老鞋了。这样一来，理所当然地，现代政党的显著特征，独裁和寡头结构、缺乏党内民主和自由、‘，极权主义”倾向和号称自己一贯正确，这些在美国显然都是不存在的，在大不列颠呢，则没有那么厉害。

然而，作为一种政府装置，如果只有两党制被证明是可行的，且它同时具有保障宪定自由的能力，那么同样，两党制最大的成就也就是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形成某种控制，但它绝没有让公民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公民最多也只能希望被“代表”。这样就很明显了，唯一能够被代表和委托的东西是利益，或者说是选民的福利，而不是他们的行动，也不是他们的意见。在这种体系下，人民的意见其实是搞不清楚的，理由很简单:它们根本就不存在。意见是在一个公开讨论和公众论战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机会形成意见的地方，有的只是情绪，而不是意见。这是大众清绪和个人情绪，后者比前者更反复无常、更不可靠。因此，代表能做的事情顶多就是，像他的选民自己一有机会就去行动那样行动。利益和福利问题却不是这样，它们可以被客观地测定，在这些问题上，行动和决策的需要来自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各种冲突。通过压力集团、议员分组投票厅和其他装置，投票者其实可以在利益方面影响其代表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强迫代表执行他们的意愿，牺牲其他投票集团的意愿和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投票者的做法都是出于私人生活和私人康乐的考虑，他还握在手中的剩余权力，倒像是一个敲诈者用来强迫受害人服从的肆无忌惮的高压，而不像来自集体行动和集体协商的权力。不管怎样，无论一般而言的人民，还是具体而言的政治科学家，都毫不怀疑，党派因为垄断了提名权，不能被当作民间组织;相反，它们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用来剥夺和控制人民的权力。代议制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寡头政府.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不是在代表少数利益的少数统治这一阶级意义上的那种寡头政府。我们今天叫做民主制的东西，据说至少是一种代表多数利益的少数统治的政府形式。这种政府是民主的，因为平民福利和私人幸福是它的主要目标;但是，在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再次成为少数特权这一意义上，它也可以被叫做寡头的。

这种体系，实际上就是福利国家体系。它的捍卫者如果是自由主义的，且具有民主信念，就必须否认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的存在。他们必须坚持政治是一种负担，它的目的本身不是政治的。他们会赞同圣鞠斯特:“人民的自由在私人生活之中，不要去打扰它。让政府成为一种力量，仅仅是为了保护这种本真状态不受力量本身的侵害。”)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从这一个世纪的极度混乱中受到教育，抛弃了人民本善的自由主义幻觉，那么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人民自己统治自己，乃是闻所未闻”;“人民的意志极度无政府，它想为所欲为”;以及人民对一切政府都抱有“敌意”态度，因为“政府与强制须臾不可分”，并且强制从定义上“外在于被强制者”。

这些说法难以证实，并且反驳更难，但却不难指出它们立论的假设。从理论上说，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是将“人民”与大众混为一谈。对于生活在大众社会之中饱受其刺激的每一个人来说，它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如此。不过，我所援引的作家除此之外，他还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之中的一个，在那里，党派堕落为大众运动已经很久了，这种大众运动在议会之外运作，已经侵入家庭生活、教育、文化和经济问题这一切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粤在这些情况下，将“人民”和大众混为一谈的合理性就变得不言而喻了。运动的组织原则确实与现代大众的存在遥相呼应，但它们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人民对现存政党制度和主导的议会代议制持有的怀疑和敌意。不存在这种不信任的地方，例如在美国，大众社会的条件并未导致大众运动的形成;而大众社会根本就不发达的国家，例如法国，只要对政党制度和议会体系存在足够的敌意，就将沦为大众运动的牺牲品。从术语学上，可以说政党制度的失败越是令人侧目，一场运动就越容易将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而且越容易将他们转化为大众。实际上，当时的“现实主义”，对人民的政治能力充满绝望，它与圣鞠斯特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它必须以此为基础，那就是故意地或下意识地决心无视委员会的现实，想当然地以为现在，乃至从来就不存在任何替代选择。

历史的真相是，政党制度和委员会体系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两者在革命之前都不为人知，都是一条现代的和革命的宗旨的结果，这条宗旨就是，既定地区的一切居民均有权进人公共的政治领域。委员会与政党不同，它们总是在革命期间涌现的，它们源于人民，作为行动和秩序的自发组织。最后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古谚有云:若无政府之强制，人民就只剩下“自然”倾向，无法无天。其实，委员会的涌现无比尖锐地驳斥了这一说法。委员会出现的地方，处处都涉及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组和一种新秩序的建立，最明显的是在匈牙利革命期间。处党派与一切议会和集会特有的派别之间的区别，在于世袭抑或代表。迄今为止，党派从来都不是在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它们要么是在革命之前出现，如二十世纪;要么就伴随普选权的扩大而发展起来。因此，不管是议会派别的扩展还是议会之外的产物，党派业已成为一种制度，为议会制政府提供它所需要的人民支持。于是习惯成自然，人民通过投票去支持，行动则始终是政府的特权。如果党派变得好斗起来，积极地步入了政治行动的领域，就会违背自己的原则，还有它们在议会制政府中的功能，也就是说，不管它们的教义和意识形态是什么，党派都具有了破坏性。议会制政府的分裂一再表明，即便是支持现状的党派，一旦越过制度雷池是怎样实际为削弱政体推波助澜的，例如在一战后的意大利和德国，在二战后的法国。处理和参与公共事务，此乃委员会天然的追求，在一种以代议为首要功能的制度之中，它们显然不是健康和活力的标志，而是衰败堕落的标志。

其实，政党制度千差万别，却具有一个根本特征，那就是“为选任官员或代议制政府‘提名’候选人”，而“提名举动本身就足以产生一个政党’，则更是千真万确。因此，从一开始，党派作为一种制度就预设了要么由其他公共组织来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要么这种参与就是不必要的，新晋阶层应对代表制心满意足;要么福利国家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是行政问题，由专家们处理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人民的代表，也难以拥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地点，而只有行政官员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业务尽管涉及公共利益，却与私人管理之业务没有质的区别。如果其中最后一个预设证明是正确的话—谁能否认，在我们的大众社会中，政治领域已经衰落，从而被恩格斯预言的无阶级社会的‘.物的管理”所取代?—那么，毫无疑问，委员会将不得不被当作是一种返祖的制度，而与人类事务领域无关。但是，同样或类似的事情，不久也会在政党制度身上应验。因为，由于其业务被构成一切经济过程基础的必然性所支配，行政和管理从根本上不仅是非政治的，甚至是非党派的。在一个富足的社会中，相互冲突的群体利益不再以牺牲他者为代价来解决。只有存在真正的选择，对立原则才是有效的。真正的选择超越客观的，可证明有效的专家意见。当政府真的变成了行政机关，政党制度也只能走向无能和多余。可以想象，在这种政体中，政党制度履行的功能中，唯一不会过时的.就是使政体不受公务员腐败之害，可是即便是这一功能，也还不如由替察来履行更好、更可靠呢。

在二十世纪的一切革命中，都形成了政党制度和委员会体系之间的冲突。你死我活的一方是代议制，另一方是行动和参与。委员会是行动之组织，革命党则是代议之组织，尽管革命党假惺惺地组织起委员会来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但它们甚至在革命中就试图从内部统治委员会。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本身如何革命，没有一个党派可以在政府转化为一个真正的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幸存下来。对党派而言，对行动本身的需要只是权宜之计;它们丝毫也不怀疑，在革命胜利之后，进一步的行动只是证明不必要的或破坏性的。促使职业革命家转而反对人民的革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恶念和权力欲，而毋宁说是革命党与其他一切党派共有的基本信念。他们都同意，政府的目的是人民的福利，政府的本质不是行动而是行政。在这一方面，唯一合理的说法就是，从左到右一切党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较之革命集团与委员会之间的共同点要多得多。而且，最终使决战的天平倾向于党和一党专政的，绝不仅仅是通过无情地动用暴力手段将委员会碾碎的最高权力或最高决策。

如果说革命党从未理解，委员会体系在多大程度上相当于新政府形式的涌现;那么，委员会也同样无法理解，在极大程度上，现代社会的政府机器其实务必履行行政功能。委员会的致命错误向来就是，它们本身并没有在参与公共事务和涉及公共利益之事的行政管理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工人一再企图以工人委员会的形式接管工厂，所有这些努力都以一败涂地而告终。“工人阶级的愿望，”我们得知，“已经达成。工厂将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呜玄种所谓工人阶级的愿望，听起来倒更像是革命党消磨委员会政治抱负的一种企图，要将委员会成员从政治领域驱逐出去，赶回工厂。这种怀疑来自于两个事实:一向以来委员会首先是政治的，社会和经济要求只扮演次要的角色;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缺乏兴趣，在革命党眼中，恰恰是委员会“中下层阶级的、抽象的、自由主义的”思维的确凿标志。电实际上，这正是委员会政治上成熟的标志，而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愿望却是个人欲望的标志，虽然可以理解，但毫无政治意义。这种个人欲望无非就是要上升到当时只对中产阶级开放的地方。

毋庸置疑，工人出身的人并不缺少管理天分;问题仅仅在于，工人委员会一定是它可能找到的组织中最糟糕的。因为，他们信任的从自己人中挑选出来的人，是根据政治标准来选择的，取决于他们的可信度、人品正直、判断能力，通常还有身体的勇气。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完全能够凭借一种政治能力来行动，若是委以工厂管理或其他行政职责，却一定会失败。因为，政治家或政治人的素质，与管理者或行政人员的素质不仅迥然有别，而且很少有一个人能两者兼备。一种人据说懂得如何在人际关系领域与人打交道，而人际关系领域的原则是自由;另一种人必须傲得在生活领域如何管理物和人，而生活领域的原则是必然性。工厂的委员会将一种行动元素带人物的管理之中，这其实只会造成混乱。正是这些注定失败的努力，使委员会体系背上恶名。但是，如果说委员会体系无法组织或毋宁说是无法重建国家的经济体系，那么同样，委员会体系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就不是什么人民的无法无天，而是它们的政治性。另一方面，党组织尽管存在诸多弊端，包括腐败、无能、不可思议的浪费，却最终在委员会失败之处大获成功，原因就在于它们本来的寡头的甚至是独裁的结构使得它们对一切政治目标都完全是不可靠的。

自由，在它作为现实存在之处，在空间上总是有限的。对一切消极自由中最伟大也最基本者，也就是活动自由而言，这一点尤为清楚。国土的边界或者城市国家的围墙，都包含和保护着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走动。条约和国际担保使这种受地区限制的自由，为国土之外的公民扩展。但是，即便在这些现代条件下，自由和有限空间本质上的一致性，也始终是有目共睹的。在很大程度上，对活动自由来说是真的东西，对一般自由来说也是有效的。只有在平等的人之中，积极意义上的自由才是可能的，而平等本身绝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原则，它也只在有限的，甚至在空间限度内才适用。自由空间，若是按照约翰·亚当斯的大致意思(虽然不是什么术语)，我们也可以叫做呈现的空间。如果我们将这些自由空间等同于政治领域本身，我们就不免会将它们想成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岛，或无边大漠中的绿洲。我相信，这一形象之所以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不仅是因为这个隐喻的精辟，同样也是有史为证的。

我在这里所关涉的现象，通常被称为“精英”。我对这个术语不以为然，并不是说我怀疑政治的生活方式过去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成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尽管政治业务从定义上不仅关系多数人.严格说来，还关系公民的全体。政治激情，就是勇气;追求公共幸福;喜好公共自由;不仅不顾社会地位和仕途，甚至也不论成败毁誉，都要追求卓越的一种抱负。在一个将一切美德都扭曲为社会价值的社会之中，政治激情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稀缺。但它无论如何一定是卓尔不群的。我对“精英”不以为然是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寡头政府形式，意味着多数人被少数人支配。从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的本质就是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激情就是统治或宰制他人的激情。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政治思想传统的结论。我对此大不以为然。政治“精英”一直都决定着多数人的政治命运，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对多数人实施一种支配。这一事实表明:一方面.少数人苦苦需要保护自己不受多数人的侵害，或毋宁说是保护他们栖居的，处于必然性茫茫大海包围下的自由孤岛;另一方面，天降大任于斯人，他们先天下之优而优。但是，无论是上述的这种需要还是责任都不触及本质，触及他们生活的实质是自由。就孤岛本身有限空间内实际进行的事情而言，两者都是从属的和次要的。放到现在的制度中观之，正是在他穿梭于同挤之间的州议会和国会中，一位代议制政府成员的政治生活化为现实，而不管他有多少时间是花在竞选上，花在谋求选票和聆听投票者的声音上。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现代政党政府中的这种对话显然是假惺惺的。在此，投票者对于一项不是由他制定的选择(美国的初选除外)只能同意或拒绝认可。对于那些明目张胆的滥用权力，诸如将麦迪逊大道方法引人政治，使代表和选民之间关系转化为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现代政党政府连过问都不会过问一下。尽管代表与投票人之间，国民与议会之间有沟通，要知道这种沟通的存在，是英美政府判然有别于西欧政府的标志，可是这种沟通从来就不是平等者之间的沟通，而是渴望统治者与同意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以“从人民中来的精英统治的人民政府”这一公式取代“人民统治的人民政府”，叱其实正是政党制度的性质。(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