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不仅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第三卷中，他实际几乎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学派，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就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是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也没读过）。

《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资本”

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才能实现的资本——是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是以货币为工具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只是“企业家”而已。

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说：

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价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观的目的；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页）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经营者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即转化为商品与劳动力的时候，他只是“企业家”，只有当他把这种经过生产和销售而增值了的“现实资本”，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利润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但是，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而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赢利。因此，只有银行家才是最大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罢了，虽然“使用价值，这个绝对不是经营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金融资本才是“霸权”的基础

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而一举便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这一部分的是列宁，具体说——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宏文。

资本活动的起点不是现实资本，而是货币资本，因为是银行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或者是虚拟资本。前一个转化形成了产业资本，后一个转化则形成了金融资本。

那么，20世纪的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发行信用，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即热衷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放贷，以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当年说的这些话，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胜过无数政客和理论家的胡言乱语。

毛泽东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简单地解释什么是“霸权”，我们可以这样说：葛兰西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个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个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同样的——也是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

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它与其说是显学，还不如说是巫术和迷信罢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如果为了不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开封锁，使自己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还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西欧要想取代中国霸权，这仅仅靠船坚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他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和日本的海盗“倭寇”没有区别。当然，靠传播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靠传播这种“普世价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欧能够取代中国成为霸权，靠的其实是白银，更准确地说：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对白银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这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的，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像人们认同美联储、世界银行、WTO、G8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一样。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是以“金融”为核心的扩张，货币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才是资本的核心。

“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动力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企业主的私有制”，向着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社会融资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均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过，恩格斯却“创造性地”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于被“生产的社会化”所代替，而社会所有制，又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将实现。

但是，列宁却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会自动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他们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摆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空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很策略性地用卡尔·考茨基替换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独辟蹊径，依然还在那里为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大唱赞歌，那么，所谓“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和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联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矛盾愈来愈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同时，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而既促进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促进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但却使得边缘地区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说：宣言“用德文、丹麦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绝不可能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生，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他们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仅仅看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没有看到“不均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卢森堡所说的“过度积累”，它才促发了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那些地区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火药桶。

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空喊“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然后，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的，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于是，列宁指出：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所要追求的“当务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支持民族自决权”。

列宁说，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普遍”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交往”，而是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根据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

实际上，今天的情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难道在英法、特别是美国与德国、俄国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如果不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能源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那它究竟又是什么呢？

同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也就是扶植和利用那些国家的反对派，用他们来镇压那些国家的人民，并以此来控制石油资源吗？今天，如果美元不等于石油加大炮，那么它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如果美元不与石油和大炮相联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傻瓜会蠢到去积累这些废纸吗？而美元可以转化为石油和大炮——这不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吗？这种转化，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一般逻辑吗？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绝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超级帝国主义”，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运动规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划分为针锋相对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集团”，表现为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正是这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导致了世界大战。

毛泽东思想

“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从那时起，不但出现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相对抗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

随着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和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中华帝国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暧昧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但是，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为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对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外围”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外围地区的现代—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外围地区的现代—工业化则随着1980年代“万隆宪章”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8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这已成为世界共识。（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和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和“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主权的悲惨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因此，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旧的传统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去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新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自本文作者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