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年12月5日上午9：00—下午17：00

地点：当代中国研究所3楼会议室（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主持人：《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杂志社主编高超群

出席：（共21人）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政治室副主任周方冶

物多样性基金会副理事长吴稼祥

清华大学哲学系外籍教授贝淡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系主任宋磊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彭宗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教授郑振清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研究员蒋晔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吴冰冰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金安平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

社科院文献信息副主任张树华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禇松燕

德隆钢铁集团董事长丁立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宝成

列席：东方早报（驻北京）、环球时报、南方都市报、新华每日电讯、新浪网、选举与治理网、南风窗、《文化纵横》杂志社人员。

会议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首先由课题组负责人汇报了调研成果和感悟，然后由会议的其他嘉宾做评论和主题演讲。与会学者一致高度评价了此次调研的价值，同时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对研究成果的建议。下面是会议的具体内容。

杨平首先向大家致开幕词并介绍参会嘉宾。其次简单介绍了“东亚五国一区”课题调研背景，认为当前的政治经济研究被两种话语所笼罩着，一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语言所形构的关于民主、政治的话语体系，另一种大量地从西方传过来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政治的观念，弥漫着今天的思想界和社会各界。这两种话语体系与中国当前现实差别明显。认为从政治发展、民主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回到时政层面和经验层面，把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文化背景相同的东亚，包括东南亚、东北亚地区、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转移作为观察对象，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与启发。并高度评价了此次调研的成果和价值。

房宁对课题的基本情况和调研的成果做了概括性的阐述。通过对东亚“五国一区”的调研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着明显的规律性，这些国家在建国初期，仿效西方的政治民主体制，是一个政治民主的时代。大约是15年左右，然后纷纷转向威权体制时期。在威权体制下，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利集中，经济发展迅速，都是在这个阶段初步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基本的社会启动的机制和激励的机制是对人民经济、社会权利和经济社会自由的保障，这是课题组通过对东亚研究的一个新的看法。在威权体制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转向了多元体制，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尼“高喊‘默迪卡’的时代”。多元体制的表面现象就是开放了选举，某种程度上也非常像自由体制。房宁认为一个政治体系的结构，应该从只有从宪政体制、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三个层面上才能认识一个政治体系。单纯从宪政体制来看，自由体系和多元体系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但实质上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能够使得体制转变发生并稳定。调查还发现，这些国家在进入多元体制之后，由于政治成本提高、积累下降和缺乏发展战略等原因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变缓。

课题组在东亚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还不是阶段性特征的认识，而是结构转换和转换的动因条件之间关系的认识，这或许对中国更有意义。首先从自由体制向威权体制的转变的原因和条件最重要的是被称之为“分配性激励”，这是政治发展中的制度救济现象。工业化对引起的社会变动对权利利益的开放会形成一种激励，在这种激励下人们通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两种方式来获取利益，在自由体制下，人们往往通过争取政治权力获得社会流动和身份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体制下这个国家陷入混乱的原因。而威权体制实际上就是封闭了通过政治权力获取流动和地位改变的机会，从而形成了生产性的激励，单纯的生产性的激励。这是威权主义的奥妙。而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主要表现在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和精英集团的分裂。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主要表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精英集团的整合和主流社会意识的形成。

祝东力、高全喜和汪晖三位评议人分别做了评议。祝东力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评议。从方法论上来讲，东亚课题研究摆脱了左翼教条和二三十年的洋教条，回到了经验和政治实践本身，也是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所应该采取的方法。从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关系来，二者是不同的需求趋向，并不是相互决定和影响的，东亚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最后祝东力认为东亚课题研究有一个没有展开和重视的问题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变迁的美国因素，而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发展和变迁过程中都有美国深刻的影响甚至控制。高全喜认为东亚五国一区政治研究的成果是全新的视角和非常客观的，尤其是对三个阶段以及内在的变化、动因、机制，结构性的展示，给人印象深刻。但在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演变过程中，美国因素或者再深入一点，还有苏联因素，报告中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它所起的作用和隐含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理论的层面上，避免教条化的解释是必要的，但应该能够进一步的深入，上升到一个非教条的，基于经验主义、客观分析之上的一种理论或者是原理论。汪晖认为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讲，报告采用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历史感特别强，不管是对于理解区域还是中国都是非常重要。其次认为在房宁发言中提出的区域政治经济发展有一个工业、产业政策起主导作用的观点，使得我们摆脱了过去在民主和专制而言框架中讨论社会发展的束缚。课题研究放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工业和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比较注重政治构造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了产业政策、社会福利和教育体制促成东亚地区较为平等的社会状况，使阶级斗争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后来的转型，从阶级转型到市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最后提出了建议，一个是精英集团和中产阶级的关系影响那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和两者的关系问题可以更深入。另一个是东亚地区转入多元体制，但又面临着不稳定的危机，比如泰国，其不稳定的社会基础性要素是什么，希望能在后面的研究中看到。

周方冶关于泰国政治的主题发言。首先认为泰国政治由于民族和宗教以及外部影响因素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泰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通过维新革命成功的从封建体制转向了君主专制的体制，王权成为了唯一的主宰，贵族和官僚主义瓦解了，同时产生了军人和文官两个新的利益集团。20世纪20到30年代，经历了1932年民主革命，从君主专制瓦解进入君主立宪体制，军人集团成为最上层的集团，自由民主人士和文官集团结合成为另一派政治力量。这一时期华商从依附于王权转到依附于军权。到了冷战时期，由于美国的介入，对军方的支持，使得军人集团获得了更大的控制权，泰国最高决定权是军人集团。在90年代的泰国看似稳定，实际上很动荡。农民依然存在，地方豪强和政客集团成为了掌握选票的商人。王室和军人开始逐步的被边缘化，但是保持了独立的地位，但是和中央没有直接的关系。官僚集团从原来的非政治化现在开始逐渐的政治化。是一个碎片化的平行政治制度。他信所建立的体系是一个成型的体系，代表新资本集团，跟曼谷政商集团有差异性或者是有利益矛盾的。周方冶最后把泰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归纳为：第一，政治是有序和无序之间不断搏斗，第二，政治发展遵循从一元到多元的基本路径。第三，威权式的“强政府”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无论发展与否，都难以长期保持政治的稳定，面临两难困境。

尹保云主要分析了东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因问题。认为推动东亚政治发展的内部动因主要包括：一是经济发展不断提出政治体制变革的要求；二是经济增长推动教育的发展和人民素质的提高，这些都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三是经济增长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四是利益集团的分化。但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动因不足，本身的动力不可能推动国家向民主转变，内部的动力也不可能推动国家转向市场经济。有能力的集权体制完全可以控制和扼杀内部动因的推动力，苏联模式的体制和苏联目前的体制就是最好的证明，卡塔尔和北朝鲜的比较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民主还需要外部的动力，民主的外部动力体现在：一是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外部力量直接介入；第二是制造围堵局面，最后导致突然发现大灾变，像苏联突然崛起。第三，直接命令、劝导、诱导，包括用经济手段，用经济制裁、援助直接干预。第四，文化入侵，不断培植本土民主力量，包括大批的培养留学生。尹保云接着提出了令我们耳目一新的观点，他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通过对东亚不同国家的对比分析发现，东亚国家的落后排序，先后排序与他们受到的外力作用早晚和大小有关系。并且对东亚典型的韩国、日本、印尼、台湾和印度进行了分析论证。

吴稼祥首先肯定研究和会议的意义和价值。这项研究面向世界，有一种倾向是文本到样本，值得赞许和肯定。从样本来说，虽然说在样本大小和体制上，研究对象和中国都不同，但是从这些样本里超越现象的归纳发现带有本质性的认识，对于中国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吴稼祥强调对冲的概念，认为非常有意义，在自由增加的同时，我们也可能感觉到权威的加强。最后在三阶段的归纳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用“器官移植”阶段、存活变异阶段和适应同化阶段来概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三个发展阶段更为准确和可操作性。

许利平对印尼的威权体制和多元体制的价值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经济发展层面来说，威权体制时期的GDP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多元体制时期；从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权利来说，多元体制时期的政府保护力度不如威权时期，很多普通人怀念苏哈托时期的政府；从政治参与层面来讲，多元体制下的参与度相对于威权时期要广泛；从政治成本来讲，多元体制下的选举成本明显要高于威权体制时期。许利平认为影响印尼政治转型的因素一是华人因素，但华人经济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边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经济上的优势是相对的，主要是对私营企业的掌控。二是军人因素，其中在威权时期为了稳定的考虑而扶持军人，在多元时期强调军人专业化和单一化，除去原来的政治和社会的功能。三是美国因素或国际因素，美国对印尼精英同化和培养的手段非常高明，但也不能过于夸大这种影响。

贝淡宁就民主和贤能政治进行了探讨，主要是从价值观的评判角度来看待权威政治和多元政治的优缺点。在与南美和非洲的威权体制比较中，贝淡宁认为东亚威权体制的优点是能够选择有能力和道德的贤人来担任领导干部。东亚威权体制的另一优点是越发展越平等，代表性的是韩国、日本和台湾。同时也认为目前的多元体制也存在陷入个人主义危险、放弃更多社会责任的缺点。既然这样就应该考虑下一个政治体制是什么？西方认为民主体制是最好的体制，但是从目前来看，民主制度也存在着缺点，它不能代表非选民的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贝淡宁认为可以用“贤能政治”来弥补民主制度的不足，用现代化的科举制度和儒家观念来弥补当前的不足。

宋磊从“从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锦标赛来探讨东亚的民主问题。宋磊认为政治学家主要是从宏观选举体制和制衡来讨论民主，经济学家更多是关注产业民主或者说经济民主。他强调在现阶段的中国，我国是一个生产大国，产业民主对于我们或许更为重要。在谈到问题方面，宋磊认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五国一区的共同变量和时间切割点没有太清晰的线索。在演讲的过程中，提了七个方面关于产业民主观点：第一，生产主义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公约数、基础和动力；第二，生产主义包括生产的量的扩张和质的扩张；第三，宏观的政治体制影响生产的量的扩张；第四，企业层面的产业民主影响生产的质的扩张；第五，生产的质的扩张和生产的量的扩张相互影响；第六，因此，宏观的政治体制（民主）通过企业层面的产业民主对生产主义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第七，产业民主为政治改革提供基础。最后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讲经济民主还是产业民主含义是不一样的，经济民主里没有人道主义的成份在里面，但讲产业民主，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在里面。

上午自由讨论环节，张树华高度评价了课题组的研究，认为从此次研究有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从概念上升到实践层面；二是从一国到多国，而且上升到规律和价值层面的讨论，这也是一个突破；三是从简单地谈民主扩展到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更宽的视野。同时也指出问题：微观的东西和中层的东西少一些、缺乏政治学学理意义的结论、用“自由”来概括第一阶段是否准确等。张树华还提议通过研究来总结我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优势更有现实意义。禇松燕认为在过去和目前的研究中，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太大，而对周边泰国、印度等国家的经验关注不够。这个研究从忘掉中国来考察东亚的经济发展很有意义，从周边国家的经验出发，这样对中国的现实能有更多的关照。同时从宏观到微观、中观的角度去考虑中国的发展路径，这样考虑会更有价值。金安平认为此次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从研究方法和语言上都有特别突出的特点。在和问卷调查方法的比较上，认为问卷调查虽然很先进，但是缺少一种关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该有这样一种关照人的内心、关照人的经验，关照当事人的心路历程的东西。最后个人总结了课题组调研报告的经验，有四句话“找对人，认对门，扣住题，抓住食”。房宁做了补充和回应，认为这个研究是很初步的，第一，很多问题发现了还没有展开，当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二，为未来研究做了一些积累，所以方法论很重要。

郑振清以“民主化的动力与治理变革的路径——台湾经验”为主题做了演讲。从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一个是民主的政策取向，也就是从治理绩效来评估民主；另一个角度是回归到台湾现代政治史发展的基本路径来谈动力的问题。这次关于台湾的研究可以归入转型研究的范畴，即关于走向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条件与途径的研究。对于台湾民主化的评估有两个维度：本土和治理。台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大中国的发展困境和本土的合法性的困境，在解决本土化危机的过程中，强调自由人权，解除“戒严体制”，废除“动勘条款”，恢复言论与新闻自由。这个问题和万年国会同时成为两大政治焦点。在台湾政治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本土化和台湾政治运作的民主化，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能够透视台湾政治转型全景，一是本土化与民主化一体两面，共生发展。二是“经过几次修宪之后现在的民国不再是以往的民国而是拥有崭新内涵的新的共和”。从治理绩效来评估民主化方面：台湾民主化之后对治理能力评估，公共政策，党派利益和选举考量扭曲多种公共政策。

彭宗超以“中国和合式民主的构建”为题做了演讲。“和合式民主”是演讲者的一个研究课题的成果在这里分享。合和式民主基本含义是以现有的机制发展为基础，强调充分发掘中国的和合思想、民本思想和传统思想来支援我们的政治体制和价值。合和式民主不只在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自由民主两者之间寻求调和，而是把基本的思想可以用在相互矛盾的制度设计中去，是一种合作式的博弈。在吸收传统“民本”和“和合”思想以及现代合作博弈思想的基础上，把这些思想融进来，我们要在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人大制度、公共治理制度中进行贯彻。并通过雅安的党内民主和云南红河州的乡镇长直选做了具体分析，认为制度化和思想层面的指导对我们今天的民主意义重大。

王新生首先肯定了课题组此次的研究成果，接着他对东亚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分析，把东亚战后的政治发展做了梳理，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是权威主义，这个阶段的目标是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是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第二是发展主义，政治阶段体制是以经济发展极大化为目标的一种体制，经济发展是目的，而且独裁强权是一种手段；第三是精英主义，主要以日本为代表有典型的三个特征：精英是多元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普通民众的政治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比较低；第四是市民主义，这个政治阶段在我们东亚还没有出现。其主要特征是市民通过自己的团体和政府之间发生关系，推动政府在政策和制定和实施，职业的多元化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带来政治势力的多元化。

在下午最后的讨论环节，强世功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全球背景和西方因素，东亚民主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价值观念的主导下发生的，今天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如何？二是对民主的差异性我们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要透过民主之后看看真正的政治运作究竟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说民主是一个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这三个是一样重要还是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房宁回应认为东亚五国一区的发展，在任何阶段上都没有by  the  people的问题，有for  the  people的问题，有of  the  people。尹保云补充认为现在的民主是新式民主，就是以美英为代表的国家的抽象形式。包括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而不是by  the  people。郑振清对很多国家有民主而没有治理进行了解释，认为误把开放式的选举当作民主的全部内容，而忽略了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张树华则建议课题组突出这几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目标，同时研究和中国有共同制度基础、共同国家任务、政治经历的俄罗斯政治经验和教训。吴冰冰主要是从伊斯兰教国家尤其是伊朗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发展、政治民主之间的联系做了分析，认为伊斯兰国家在考虑民主的时候首先着眼于自己的宗教文化而不是西方的模式。其次伊斯兰国家对合法性的认识也不同，他们最为强烈的宗教因素，再次民主在伊斯兰国家里更多的是一种手段，通过选举上台肯定是伊斯兰团体。最后伊斯兰社会更强调跨国家的伊斯兰社会，次于国家的机制是家族和部落，国家在这个架构里有时候被架空了。所以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不是最重要的和单向度，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受到一些启示。蒋晔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这个报告应该有一个内参式的报告，上报更高的领导，产生积极的影响。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挖掘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认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三种甚至更多发展模式并存，中国要有这个信心。欧树军提出了几个疑问，分别针对尹保云和宋磊老师的问题：一个是按照西方的高级文明的抽象形式走，抽象形式到底是什么？另一个是民主和自由的概念问题，从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来讲，有混淆自由和民主概念的问题。

最后课题组负责人房宁进行了总结：从总体来说这个研究是初步的，此次研究就是想看这些国家的路是怎么走过的，来龙去脉、如其所示地做一个摊开了的经验描述。背后的规律没有准备去挖掘，想给国内理论界提供一个情况的汇编，让大家在这个当中看看是否可以做一些解读。提议排斥主观，把这个研究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加以分析和评判，从中得出我们的分析和找到线索，继续沿着这个问题前进。最后房老师感谢孙冶方基金会的支持和远见卓识，感谢课题组的年轻学者所做出的研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