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伟　杨平：国民文化重建与中国共产党文化传统的再认识

编者按：2008年7月11日，中国企业家论坛在贵阳开会期间，上海亚商集团董事长陈琦伟发表题为“企业家对国民文化重建的责任”的演讲。该演讲引发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也引发了正筹备创刊的《文化纵横》杂志总编杨平的强烈兴趣。会间，杨平就国民文化的重建与中国共产党文化传统的再认识与陈琦伟展开了对话。

杨平（以下简称杨）：是什么原因触发你去思考中国国民文化的重建和企业家阶层的文化责任这一命题？这似乎不是企业界当下关注的重点。

陈琦伟（以下简称陈）：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一年中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国外与商、学、政、民等各界人士有较多接触。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强烈感觉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价值？什么是中国人？我们原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外国人应该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但很遗憾，他们好像确实不那么清楚。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的概念好像还是从好莱坞电影和西方主流媒体中得到的，那是我们看来的扭曲的中国映像。

为什么全世界会对中国产生上述关切？并形成某种焦虑？这当然首先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有关，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但还不是全部。我们回溯一下历史，200年来，新兴经济体崛起并融入世界，有美国、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这些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的整合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是在同一种竞争模式下的最大得益者，二是他们在价值观上与现存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吻合（当然，德国、日本开始时冲突剧烈，但二战后已得到彻底改造）。就此观察，中国符合了第一点，但第二点却很困惑西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中国又改革开放，极其务实。什么是中国？中国人是什么？对中国的接受是西方在二战后面临的最复杂挑战。

任何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程度感到，西方人对中国人有较深的不信任感，怕上当受骗，怕你不讲实话。因此，中国公司雇用老外来与外国公司打交道，沟通起来就方便得多。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有的商业文化中，诚信并非最重要的价值，甚至可能是（从潜规则的角度讲）最不重要的价值。在中国，作假还远远没有被社会认为是不容于人的。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还是成功了？！

30年前，我去国外，感觉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接受程度很高，当时他们抱持一种同情的态度看中国，希望中国摆脱封闭，走向开放。这与今天人们看待朝鲜的心态差不多，期待，宽容多于责备和苛求。但今天则完全不同，外国人认为你的经济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你赚的钱也不少，但你的行为举止，你的文化价值还不调整，那就让人紧张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对中国从普遍的文化价值方面提出的批评越来越多，这不是纯粹政客的批评，公众也是如此。西方社会普遍怀疑、不理解中国奉行的价值观，比如奥运火炬传递中爆发的冲突，这不是任何政府的动员，而是必须看到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

在许多国际会议上，我个人的观感是，国际社会对日本企业和对日本文化的尊重要超过对中国的尊重。为什么？因为国际社会基本清楚日本的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清楚日本的文化特色，也清楚这种文化价值与国际经济体系间是种什么关系。但对中国文化却不清楚，换言之，中国目前还未形成为国际社会理解的商业文化。

亚商集团一直在做股权投资，近20年来在投资中国企业时一直有种期待，除了盈利能力外，我们希望合作的企业还应该是有品味有文化的企业。但很遗憾，这样的企业不多，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企业或企业家的批评很多，比如不讲诚信，做假账，破坏环境，官商勾结，为富不仁，奢侈性消费等等。这些现象说明，虽然中国企业在迅速发展，但企业界还远未形成良性的商业文化，企业的财富数量和企业应具备的文化价值差距甚大。

杨：你对企业的观察很准确。从这次汶川地震企业捐助中发生的种种风波看，中国企业对自身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作用的认知，与中国老百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陈：其实我们企业家也很困惑。虽然赚了钱，但我是谁？我算什么？许多企业家并不清楚。

客观评价，虽然中国出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但总体看这个阶层的大多数并不是社会上最优秀的精英。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商业浪潮涌起之时，卷入的多为社会的边缘人群，他们聪明，有勇气，敢为天下先，当社会上法制尚不健全时，他们抓住机遇成了事。但这也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企业要成功就要打擦边球，走法律的边缘，敢冒险。被逮住算你狠，逮不着就算我狠。这已成为中国企业的一种潜规则和潜文化。在这种潜文化中，社会不可能形成对企业家的真正尊重，而这种尊重又是这个社会绝对需要的。

中国今天已是利益上的多元社会，但价值观却仍然停在二元社会里，精英群体与社会大众的差别不大。官员、企业家，乃至其他精英人群，可以行贿受贿，可以包养情妇，可以买凶杀人，可以生活糜烂。回顾30年走过的道路，许多企业家发现，他们正面是西装领带，背面却是草根的裤子。企业家的底气其实很不足。

杨：讨论中国国民文化的重建，讨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文化价值重建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在你的论述中，多从西方人的中国焦虑入手。这就有个问题，中国人的文化与文明标准，是否仅以西方为标准？

陈：这个问题很尖锐，无法轻易回答。我的基本看法是，我们与世界在玩一个世界杯，首先应明确国际惯例是第一位的。中国今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世界现存的经济体系，而不主要得益于自身的改善。没有当今世界的经济体系，关起门来搞，中国经济不会有这样的成绩，不会迅速崛起。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点我们有很深的体会。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不要中国特色，完全照西方的办。只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就自然有中国特色存在。

杨：在讨论中国企业的文化品格和企业伦理时，很多人主张弘扬儒商传统。譬如清末的张謇，民国时的卢作孚等，这些近代商人以天下为己任，把商业当成报国救亡的武器。他们的文化品格至今都令人敬仰。

陈：这就涉及中国的主流文化问题了。您所提到的这些令人尊敬的中国最早的企业家，其实是有中国的主流文化脊梁的，比方说士大夫精神。但是今天呢？今天中国本土企业的成功有多少依赖于儒商文化？中国经济高速成长30年来，其背后的文化伦理价值支撑到底是什么？是儒商文化？西方价值？还是其他东西？

我认为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的儒家痕迹几乎没有。要说儒家文明影响，在日本韩国反而更明显，香港、台湾也能看到，恰恰中国大陆最薄弱。自五四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将传统伦理彻底切割，导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与昨天脱节，重新出发的相当年轻的状态。我曾参与的一个国际会议，主题是：“中国是什么？”有美国人说，中国有着5000年的古老文明，十分神秘，它与现代社会充满着矛盾和紧张。我反驳说，美国人其实很不懂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个很年轻的国家，它并不古老，没有什么传统的包袱。中国更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会经常犯错误，但他的成长也不可阻挡。比如代沟问题，美国的爷爷和孙子可以共同讨论一个球队的战绩，因为他们是看着这个球队长大的，但在中国就很难。别说爷爷和孙子，父子之间都谈不到一块儿去，没有共同的话题。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家里的大人发现与下一代是没有任何传承的，下一代的未来就会有更多未知。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社会动荡太厉害了，现代中国已经完全反叛过去的中国了。这样一个年轻的中国在充满了活力的同时难免有太多的未知数。

杨：如果儒家伦理不是30年增长的文化支撑，那么是什么呢？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长达30年的发展，其间充满了冲突、紧张和矛盾，不能想象，没有一种内在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伦理，它能稳定地走到这一天。

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儒家传统的影响？我不这么认为。西方文化的影响？它还只是外加的影响，不是最根本的。那么中国的因素在哪里，中国的特色在哪里？

我自己的看法，对这30年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文化传统其实还是中国共产党经过80年来形成的东西。共产党的制度框架，中央和地方的组织系统，反复摸索形成的人才选用方法，有效的执行力，以及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也包括由于权力缺乏制衡而带来的必不可免的潜规则和一些负面东西。这些东西在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过去没有人把这套东西看成是一种文化价值，但是不从文化价值角度解释不了这30年的稳定发展，也解释不了现代中国所受到的最大的文化支配力。

杨：这确实是个有趣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传统？这一传统又有怎样的文化特质？

陈：我们可以看看大的国际形势，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从斯大林模式的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但这些改革无一例外地都遭到重大挫折，唯有中国改革取得了成功。这一成功的转捩点是1992年。在此之前中国改革的一切似乎还是可逆的，而到了1992年这一切成了不可逆转的。比如证券交易所、比如股份制改造、比如现代的企业制度，这些制度性合力所形成的力量，都不可能逆转掉头，停下来了。

杨：在这个巨变过程中，制度性的转变是最关键的，但文化传统的作用不容忽视，共产党文化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从本质上看是非常务实的，从延安开始，它就与共产国际拉开了距离。它的特点是：1.实事求是；2.遍布全国的网络型组织系统；3.有效的干部任用系统和方法；4.较强的执行力；5.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和地方政府的能动性的有效结合等等。

共产党的组织文化和制度文化保障了它的行动能力和控制能力。中国历史上封疆大吏闹事，层出不穷。世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分裂，矛盾重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样的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确保已制定政策的较有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不会出现不可控的大动荡。面对转轨所带来的利益冲突，面对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其他转轨和发展中国家难以避免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但是中国就做到了。这次汶川大地震，共产党第一时间收拾民心，维护稳定，也充分说明了这种文化价值系统的生命力。

杨：中国共产党确实需要把它的这种文化给总结一番，这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陈：国外基本上还是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这其实非常误解。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中国共产党文化传统中有其不足的一面，但更有其非常务实有效的一面。对此应该加以总结梳理。这一文化传统显然是有生命力的，特别是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至关重要，无以替代。所以虽然它还很年轻，很不完善，但经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逐步完善，特别是能找准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结合点，那么中国的强大就会有真正坚实的基础，中国的企业界和商业文化也会真正成行了。

杨：可不可以这样概括，未来的新型的文化建设，应该是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共产党文化的有机结合。我们应该将共产党有生命力的文化加以总结、梳理，为未来的社会发展所用，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陈：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个过程可能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的形成过程吧。 ■

陈琦伟：

亚商集团董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创业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亚洲开发银行咨询顾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顾问，中国国际金融学理事，黑龙江省、成都市等多个地方政府金融顾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亚商企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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