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美国战略家的中国想象

——一个中国学子在华盛顿的观感

2007年5月，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城（Jamestown）迎来了建城400周年纪念日。17世纪初，一群来自欧洲的冒险家在这里建立第一块永久性的英属殖民地，美国建国历程上的处女地诞生了。仅仅4个世纪后，弹丸之地的詹姆斯城就扩张为庞大的美利坚帝国，它在今天世界上的霸主地位，也许只有昔日的罗马帝国和大唐帝国可以比肩。

我就在这一年来到了离詹姆斯城不远的华盛顿地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首都。

华盛顿人的中国观

华盛顿街道笔直，宫室华美，称得上美国规划最好的城市。当年国父们一意模仿罗马帝都，华府的最高建筑被称作“Capitol Hill”，国会里的民选代表也被称为“Senator”。这里的大型公共建筑多采用罗马样式，高耸的石柱和优美的浮雕流露出一股王者之风。像罗马人喜欢在公共论坛上雄辩一样，华盛顿人也热衷于在思想库里谈论天下大事。这些思想库就是位于华府的一百多家政策研究机构。它们不仅构成了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也常常举办面向公众的时事研讨会。

最近几年，研讨会上的发言者越来越多地提到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2006年举办的一次科技政策讨论会上，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刚上台，劈头就问大家有没有看昨天的《金融时报》，因为上面报道说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了。等到听众提问时间，我抓到一个发言机会，指出萨默斯单凭这一经费指标，有夸大了中国研究实力的倾向。萨默斯答复说，根据各种科技成果指标，中国的确有迎头赶上的趋势；当然，美国在60、70年代高估了苏联，80年代高估了日本，他承认今天也可能高估了中国。

萨默斯的观点代表了当前美国知识精英一种普遍的对华焦虑。在冷战结束十几年后，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又受到来自中国的新挑战。《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1月底刊出《别了，美国霸权》（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一文，作者卡南那（Parag Khanna）预测，世界将很快面对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强鼎立的格局，俄国、日本等二流国家都需要在这三强之间寻找自己的定位。这位“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n Foundation）的研究员在过去几年里环游世界，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这三大势力的显著影响。卡南那可能夸大了中国的海外形象，但中国的崛起趋势和美国的衰退苗头似乎已经成为华盛顿人的基本共识。当然，也有人看法迥异。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沃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就认为未来不属于中国。2007年冬，他两度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指出亚洲几大强国并立，中国不可能一枝独大。根据世界银行调整后的估计，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庞大。考虑到中国面临的诸多国内问题，它取代美国的时日还来日方长。

米德的看法毕竟是少数派观点。世行的新经济数据在引起一阵争议之后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中国的经济规模远在印度之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已经超过了日本。至少在东亚地区，中国还是很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区域性的主导力量。就全球格局而言，美国战略家的对华政策建立在下面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一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二是中国的威权体制稳定不变。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2006年发表了《中国的不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再持续几十年，美国和中国很可能陷入激烈的防务竞争之中，并有引发战争的相当机会”。在他看来，新来的挑战者必定会与当前的领导者发生冲突，这与挑战者的政体性质无关。而另一些美国学者则强调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对立。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8年4月的《新共和》上刊出长文《历史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他指控中俄两国是威权体制的维护者和信奉者，强调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的全球竞赛将是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

如果说米尔斯海默和卡根这样的美国保守派主张尽量延缓中国崛起的过程，以政论家扎卡瑞亚（Freed Zakaria）为代表的自由派则建议美国政府奉行对华接触政策。我记得扎卡瑞亚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发问道：“干吗要抵制北京奥运会？这只会助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新闻周刊》最近的专栏上，他认为布什政府任内的外交成果之一，就是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我还就对华政策请教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他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不认为中国必然会重复德日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又强调崛起中的大国毕竟会和当前的超级大国有所冲突。他因而主张美国采取两套机制对付中国，一套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套在中国构成威胁时可以联合亚洲盟邦围堵中国。美国政府可能不时倒向遏制派或接触派，但这种“双管齐下”的对华战略应是持久的政策态势。

华府思想库的中俄议题

尽管上文提到的几位学者都是美国外交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的中国观毕竟是一家之言。为了宏观展现美国战略家眼中的中国图景，我从华盛顿四家大型思想库的会议档案中挑出了200多次研讨会，进行统计分析。这些研讨会包括在2001年、2004年和2007年所有与中国和俄国有关的政策讨论活动。4家思想库分别是代表自由派的布鲁金斯学会、代表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政治中立的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和侧重对外事务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需要指出的是，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史项目组织过多场关于前苏联历史的研讨会，因为它们不直接涉及俄国时政，因此没有纳入样本。另外，有关周边国家（如朝鲜问题）和所在区域（如东亚地区）的研讨会也排除在外，虽然这些讨论多多少少牵扯到中俄两国。

在过去8年中，关于中俄两国的研讨会都在成倍增长（表1），这自然与各大思想库的财源和规模扩大有关。在所有三个观察年份，关于中国的研讨会次数都明显高于关于俄国的次数。在2007年，关注中国的会议比关注俄国的会议多出近60%。俄国几乎淡出了布鲁金斯学会的视线，而对中国的关注度则从2001年的两场会议增加到2007年的23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2006年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推动的。可能由于普京近年的叫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对俄国都更加重视，但仍然弱于对中国的关注。在唯一关注俄国超过中国的威尔逊中心，有关中国的研讨会次数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也从15场增加到20场，而关于俄国的会议次数未变（25场）。此外，这一期间还有过4场同时涉及中俄两国的研讨会。

华府思想库不仅对中俄两国的重视程度有差异，关注的领域也大不相同。我将所有研讨会议题概括为表2中的七大领域。台湾问题因其特殊性，被划归“外交”；有关香港的议题则被划入“内政”，因为九七之后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对比各项领域在两国研讨会中所占的比重，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中国议题集中在外交、经济和环境方面，而俄国议题更多集中在内政和社会方面。

外交领域显然是两国问题的重中之重，华府思想库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讨论中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俄国的外交议题主要包括美俄关系以及俄国同欧洲（尤其是高加索地区）和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关系。中国的外交议题约有一半涉及台湾问题，在台湾实现民主转型后，华府思想库加强了对台湾选举及两岸政策的观察。他们同样留心中国同亚洲邻邦的关系，如朝鲜、日本和印度。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讨论中国对全球影响的新议题，如中国同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国出于防卫目的的外交，和中国的软实力等等。有关俄国的研讨会上，人们是见不到类似的议题的。卡南那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在许多国家考察，都见不到俄国人的影子，而中国人满世界跑。

华府对中国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关心超过俄国，这并不难于理解。中国外部影响的基本推动力就在于高速的经济增长，外交和军力均以此为后盾。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它的环境问题也就不仅是国内问题，也进入了全球议程。威尔逊中心在1997年专门设立了“中国环境论坛”，以促进两国关于环保议题的对话。就分布比重来看，美国战略家对俄国内政与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大约是中国的两倍。虽然中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在过去的10年政治局势相对稳定，高层领导人也实现了平稳过渡。反观俄国，威权色彩渐浓的转型体制带给西方国家颇多猜想和疑虑。俄国的诸多国内问题，如艾滋病、人口危机和族群矛盾，也让美国观察家担心俄国会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荷兰诺伯基金会（Noaber Foundation）去年年底发布了一份世界安全形势报告，题为《针对不确定世界的宏大战略》（Towards a Grand Strategy for an Uncertain World）。报告作者包括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几名欧美战略家。他们明确指出：“俄国的软弱，而不是它的强大，才是西方担心它的原因。”

中国已成美国最大战略对手

公元前84年，罗马打败了它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敌国，这时苏拉问道：“如今世上再没有我们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会怎样呢？”像古时的罗马人一样，上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人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寻找下一个战略对手。几年前，国内一位时事观察家对我讲：“美国找到这个战略对手，幸或不幸，它就是中国。”我当时颇怀疑这一论断，因此来到华盛顿后就留意观察美国精英和公众的对华态度。大量证据面前，我不得不承认，那位观察家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些美国战略家曾警告说，俄罗斯一旦复兴，就会像前苏联那样成为美国的重大威胁。可由于俄国多年的经济停滞、人口衰退和政治腐败，美国很少有人还将它视为头号战略对手。在2004年推出的《我们是谁》一书中，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 Huntington）提出了他的答案：“有一个似乎令人可信的潜在敌人是中国，它在理论上仍奉行共产主义（即使在经济实践上并非如此），显然实行专政而不尊重政治自由、民主或人权，经济富有活力，公众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持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其军界和另一些精英群体明显以美国为敌，凡此种种使它成为东亚崛起中的一霸。”

今年公布的两份调查数据说明亨廷顿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2月中旬，盖洛普公司对美国公众进行民意调查，核心问题单刀直入：“你认为哪个国家是美国的最大敌人（greatest enemy）？”结果显示，伊朗、伊拉克和中国位于前三名。14%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最大敌人，仅有2%的人选择了俄国。5月，《外交政策》杂志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 Progress）联手组织的问卷调查收集了107位反恐和防卫专家的意见。其中一题问道：“谁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单一最大威胁？（single greatest threat）”结果5%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只有1%选择了俄国。在三成具有保守派倾向的战略家当中，分别有12%和3%的人选择了中国和俄国。中国的威胁程度在保守派专家眼中排第二位，仅次于伊斯兰恐怖分子（18%），与核武器相当。自由派对两国的威胁感基本持平，均在2%左右。可见，美国大多数公众和精英已经达成共识，视中国为世界强国中的最大威胁和挑战。

华盛顿的对外政策专家们敏感地觉察到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和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他们或者出于利益考量，或者出于价值分歧，都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对手。从华府思想库的研讨会来看，美国战略家在中国外交领域的焦点议题是台湾问题，同时他们也观察着中国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相比之下，俄国的国内问题更受美国战略家关注，除了高加索和中亚外，俄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对美国构成重大战略威胁。2008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不仅标志着中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也意味着它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新挑战者。

纵观全球历史，过去500年间世界大国一直在相互竞争，21世纪的中美较量只是新格局下的又一轮角逐罢了。中国虽然已经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相比于美国上世纪的对手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中国同美国更可能走向平稳缓和的良性博奕。中美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国虽然不是西方定义下的民主国家，可也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两国的实力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与对方合作的基础上，有着太多的利益交错重叠。即使对两国关系最感悲观的米尔斯海默教授，也不认为中美冲突必然会走向战争。

然而，像以往的挑战者和领导者一样，中美之间在经济资源、武装力量、势力范围和国家地位方面的全面竞争必然会在本世纪充分展开。两者既有着合作双赢的机会，也存在零和竞争的场合。中国精英和公众应当尽快认识到新的国际定位，针对美国的各项对华政策制定应对策略。同时，中国也应当着力巩固国本，加速政治改革，这不仅决定着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也有助于削弱西方国家的敌意。

19世纪末的美国军事家马汉多次表达了对中国复兴的期待。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中写道：“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今天，中国已经表现出了它的潜力，马汉的后辈们却开始感受到新的威胁。如何应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这恐怕是摆在美国战略家眼前的最大难题——如果不是最急迫的。■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管理学院）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