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次级力量的视角
次级力量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也应该获得与那些超级力量同样重要的对待。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崛起还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对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它其实拥有与中国谈判和合作的砝码及优势。中国目前还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土耳其作为欧亚之间桥梁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中国迟早要发展和加深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对土耳其如何理解中国崛起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土耳其自身的国家定位。在我看来,长达600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未真正沦为西方的殖民地,甚至也算不上半殖民地;然而,从“去殖民化”的视角来看,1923年就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土耳其,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热切拥抱了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与认识论的东方国家,这一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中。
作为穆斯林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从19世纪早期开始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西方化进程。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几乎历届政府都把“西方化、世俗化”作为不可动摇的立国之基。二战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更是全面倒向西方,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加入了北约阵营,加入欧盟更成为土耳其真正融入欧洲的终极目标。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对地缘政治格局、欧盟的发展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强烈的亲西方定位,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土耳其并未形成一个独特的、系统的中国战略。对土耳其而言,中国事务也远不如欧洲、美国、中东邻国以及中亚更为重要。不过,土耳其正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未来的十几年正是土耳其对中国战略的形成期,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自然也蕴含着可塑性。所以,现在梳理土耳其人对中国的认知,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战场上的初次见面
撇开较远的历史不谈。中土这两个民族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直接遭遇是在朝鲜战场上。在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的盟友,土耳其曾派遣了一个2000人的旅参加了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土耳其士兵曾与志愿军激烈交战(笔者曾在伊斯坦布尔偶遇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土耳其老兵,他向我说起了战争情形,并对中国军队的勇敢无畏深表钦佩)。自然,战争给中土关系留下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土耳其一直被当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别是在1950年代的门德列斯政府时期。【1】在土耳其这一方,根据土耳其学者乔达西(Çada Üngörr)的研究,土耳其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记者报道和报刊评论,“设定了土耳其人理解东亚国家特别是红色中国的维度,”而且,“通过把中国的军人描写成邪恶之敌、可怜的战俘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幼稚信仰者,这些叙述构建起了土耳其人关于这块陌生土地及其人民的长期形象。” 【2】.
土耳其的政治精英在冷战期间维持了一种非常强势的反共立场。中国也曾在1960年代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国内的左派运动,《人民日报》还曾发表“社论”支持土耳其人民。【3】直到今天,很多不了解中国的土耳其人,在心目中还保留着一个红色中国的形象。
土耳其与中国正式建交是在1971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特别自20世纪80年代起,高层互访增多,关系发展较快,其中双边经济关系发展最快。不过,中土双方之间的贸易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土耳其一直处于较大的逆差状态。
中国崛起的机遇与影响
近年来,土耳其人开始慢慢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将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这必将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版图。从官方层面来看,土耳其高层领导人的涉中言论非常谨慎,鲜见“中国威胁”的论调。相反,土耳其人更多地把中国崛起作为一个机遇。2007年,土耳其驻华大使奥克塔伊·厄聚耶(Oktay Özüye)在接受一家中文杂志采访时说:“在土耳其,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人士,都视中国的崛起为机会,而不是威胁。因此,我们正在积极地寻求与中国伙伴合作……”【4】
在土耳其有一个很流行的看法,即中国是一个有希望的、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中国是一个在世界政治领域中日益增加和扩展其影响的、正在崛起的力量。土耳其的观察家们几乎没有人否定这些看法。【5】
土耳其观察家在思考中土两国的双边关系时,意识到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对土耳其的重要性。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将在2030~2050年间超越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他们认为,与中国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比较现实的土耳其人意识到,土耳其有自身的头痛问题,即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以及塞浦路斯问题。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土耳其需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支持。【6】在军事技术领域,土耳其希望能够与中国分享一些技术,特别是在导弹技术方面,因为,“土耳其是一个处于世界上最不稳定地区的国家,在这个地区,它的邻国都拥有导弹。”【7】
冷战结束之后,中土两国在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多重利益的交合带。在土耳其的外交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和能源方面的联系,中亚地区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土耳其与中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也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在后冷战时期,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亚国家理想的发展模式,土耳其对这些国家有着多方面的吸引力。在经济发展、自由贸易和安全领域,土耳其与中亚之间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这种势头将持续下去。对土耳其来说,冷战后在中亚出现的众多新国家,为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因为,土耳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地缘政治地位,对中亚地区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投资、贸易和丰富的能源输出(能源过道)方面,土耳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土耳其必须重视它在中亚地区的利益。【8】
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土耳其必须面对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的崛起,区域发展、地区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这些安全需要。而且,上合组织也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发展步骤。有土耳其战略观察家认为,为了维护自身在中亚的利益,土耳其必须接近上合组织,并且与之发展良好的关系。为此,土耳其必须向中国表明其合作的诚意。而面对中国当下最迫切的需要,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就是其东西方间的桥梁地位和在反恐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后一个方面。【9】
就中土关系来说,中国更为看重的是在安全与反恐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东突问题”,因为,土耳其是“东突”势力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东突”分裂势力避难的中心,只要中国新疆的分裂活动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将很难保持中立。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也体现在土耳其对“东突”的态度上。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东突”分裂势力的同情者。然而,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作为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土耳其开始收缩和限制其对“东突”势力的同情和支持。1995年,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访问中国之后,土耳其政府发布了一道由总理麦苏特•耶尔马兹(Mesut Ylmaz)签署的密令。密令指出,中国政府对在土耳其的由维吾尔人后裔所建立的社团的活动感到不安,密令要求土耳其各级公务员不得参加这些社团的各类活动和集会。【10】
2002年4月,朱基与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进行了会谈。埃杰维特表示,对于在土耳其部分“东突”分子的活动,土方将加强限制,土耳其政府不会支持“东突”的恐怖主义活动。2005年6月,应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邀请,土耳其宪兵部队司令图尔凯里访华,双方进一步表示要加强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及反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些围绕安全问题进行的频繁互访以及签订的协议显示,自“9·11”之后,中土两国就反对“东突”分裂势力这一问题逐步达成了共识与合作意向。
伊斯坦布尔的鹰派
不过,也有土耳其强硬派反对当政者温和的中国政策。根据这些人的看法,在中土关系中的温和派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强硬派认为,那些搞妥协的土耳其人不理解经济民族主义。对中强硬派认为,对中国而言,土耳其只是一个通往欧洲共同体的跳板(sçrama tahtas ),那才是一个有着巨大机会的市场。所以,他们认为,“那种说‘中国已经准备好购买我们所卖的各种东西,我们不能失去中国’的论调只是无知和毫无结果的假定而已。”其次,强硬派认为,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不支持“东突”,“是最不合逻辑的理由”,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土国内左派的支持是对土耳其内政的干涉。 【11】
还有的土耳其强硬派认为:“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是非常滑稽的。我们向中国出售3亿美元的货物,而中国人向我们土耳其人出售了70亿美元的货物。这个就是商业图景。当我们问一个土耳其议员一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要给那个勋章【12】,他说:‘嗨,我的朋友,那就是个勋章而已嘛。’这样的回答或许会使我们沮丧。”【13】
就中土经贸关系来说,土耳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二是关于中土两国之间在雷同工业部门领域的激烈竞争问题。这种不平衡使土耳其感到很不安。土耳其商人对中国商人及商品在土耳其市场上的存在感到不安。根据土耳其方面的资料,土耳其的中小企业主在最近举行的一个商贸洽谈会上感觉到了“中国威胁”的存在。报道说,土耳其商人力图在战后的伊拉克市场上有所作为,但他们发现中国商人的存在使他们倍感压力与威胁。这个洽谈会是在土耳其东南部的最大城市加齐安泰普(Gaziantep)举行的,时间是2008年5月。【14】 根据一家土耳其研究机构所作的《国家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问题是集中于两国之间纺织业部门的不可避免的竞争上。【15】其实,这也是土耳其最早和最深切地感到中国之竞争压力的领域。
显然,这些土耳其的强硬派只是把他们的关注局限于土耳其人和中国维吾尔族人之间的所谓的历史、文化和种族关系,只是目光短浅地盯住中土两国之间暂时的贸易不平衡。他们对土耳其与中国有关的其他方面的利益是无知的。
结语
更多的土耳其经济官员相信,不利的条件会随着时间改变。土耳其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上。所以,对竞争的担心并未改变土耳其视中国崛起为一个机遇的看法。在政治上,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次级力量,土耳其更渴望的是寻求与中国在各个方面合作的机会,以提升其自身的利益。但是,中国也应该意识到,没有实质性的利益交换,将很难获得土耳其在反“东突”恐怖主义方面公开且全面的合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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