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世界的中国焦虑，抑或中国的世界焦虑？

《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号的封面选题是“世界的中国焦虑”。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前提预设，即中国人把自己的问题放到一个世界的图景中加以夸大。因为是否存在着某种世界性的中国焦虑，是有很大疑义的。当然，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存在，但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关于世界的理论预设在起作用。

其实，焦虑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状况。20世纪以来，现代性问题凸显，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核扩散问题、种族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任何一个都足以构成世界性的焦虑。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人类生存危机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性焦虑。对于这种焦虑，西方现代文明早就有过深刻的反思，从西方没落论，到文明冲突论，再到历史终结论，都是这种世界性焦虑的西方版理论表述。在我看来，所谓世界的“中国焦虑”问题，所折射出来的无非是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在现有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以及未来走向问题，因此，与其说“世界的中国焦虑”，不如说“中国的世界焦虑”，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同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因此，本文的思路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并且主要从中国的世界焦虑这个视角，来回应所谓世界的中国焦虑。

世界的中国焦虑：想象中的“他们的”问题

客观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以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广泛重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战略家们开始把中国视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予以认真对待，相关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和学术会议也逐渐增多、日趋频繁。透过这些具体的研究，从思想层面考察，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大致有三种思想模式在起着主导性的引擎作用。

第一是偏激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美国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中，有一个渊源流长的保守主义传统，这在小布什执政时期表现得日渐偏激，它以不同文明价值的敌友对抗论来构建有关世界格局的图景。依照这种思想观念，中国作为一种异质性的文明，随着它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对西方的文明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因此，遏制东方中国对于西方价值的颠覆，就构成了这派保守主义的基本战略。当然，按照这套理论，不单中国对西方构成危险，甚至主要不是中国，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强大、更持久的敌人，那就是伊斯兰文明，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恐怖主义。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一种异质文明也已然构成了某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兴起引起了他们的思想焦虑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美，是占据官方外交的主导性地位的。这派理论并不以文明价值之争为中心，也不以意识形态分野为要点，而是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关注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性本质，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图景。例如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极端现实主义，就把中国视为未来美国的一个强大对手，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因此，对中国采取遏制甚至对抗的战略是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也是有利于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的。显然，这派现实主义属于一种科学理性的国际战略理论，很少有所谓思想的焦虑杂糅其中。

第三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自由民主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这派理论看来，世界未来的基本走向是民主自由的和平发展愿景，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永久和平，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和平演变，以促进未来的世界主义自由民主。中国30年的变革以及当今的大国地位，在他们看来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中国进入当今世界的自由民主格局提供了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基础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尚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法治和民主秩序，使得这种未来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充满着风险的。因此，如何防范中国的风险，推进中国的颜色革命，就成为这派理论的中心内容。如果说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有某种焦虑的话，其焦虑的症结还是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上，至于国家间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摩擦乃至冲突等，在他们看来，都是可以在自由主义的国际架构下，通过法律机制和商谈探讨的办法得到妥协性的解决，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对抗。

上述三种理论是从抽象的思想层面初步勾勒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看待中国问题的大致路径，其实这三大理论谱系并不是直接针对中国而产生的，他们的基本思想在西方古已有之，在近现代也有数百年的历史演变，其中关于中国的不同看法不过是这些理论在针对现实时的具体运用。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来说，西方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或者说世界性的中国问题从来就不是完整一块，也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和统一的理论占主导。至于中国是否形成了他们的所谓世界性的“焦虑”，就更要大大的存疑了。这里的“焦虑”到底指什么，是一种生活的感性认识，来自经济商贸、科技军事、文化观念之间的正常的交往摩擦，还是一种影响到他们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念，抑或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

在我看来，关于世界性的中国焦虑问题，在西方或美国并不存在理论上的体系论证，也并非如此强烈和如此重要，我们没有必要给予过高的重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核心问题，只是我们想象中的“他们的”问题。当然，关于中国，在西方世界总会有各种观点，中国的兴起也会令他们震惊，甚至会有某种忧虑，但是，应该看到，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更主要是西方自身的问题，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人类文明的终结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并不完全是纯粹西方自身的，它们难以摆脱中国、印度、拉美等其他后发国家的影响，有些在特定时间或特别问题上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就总的方面来说，它们是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引发的问题还难以构成所谓的世界性的核心问题。我们应该警惕中外媒体中的夸夸其谈，不要动不动就把中国放大到一个世界性的、决定性的位置来看待，中国还处在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冷静地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冷静地看待自身。

中国的世界焦虑：不必要的心态

在我看来，如果有“世界的中国焦虑”问题，实际上反映的主要还是中国自身的焦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和碰撞，甚至在曾经经历过的挫折与失败中，所生发出来的问题。中国与世界或者说中国与西方，对于中国人而言，至少就150年来的民族精神和心灵历程来说，一直贯穿着一种激烈的忧虑在其中。

中国的世界性忧虑，是在如何融入当今世界格局并恢复传统文明大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应有地位，这个问题上缺乏自信的表现。由于历史的惨痛记忆，在中国的整个知识界，甚至在老百姓的意识中，他们对于面向世界的开放，总是充满着对不确定性的忧虑，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激进、剧烈的拒斥和批判。这种情绪是有待反省的，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百年来激荡的忧愤、焦虑情结，回归千年中国历史中的中庸和合之道，用大历史的优良传统来舒缓小历史的民族创伤，由此理性、明智地构建我们的国家。至于这个国家在当今乃至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是否到了足够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重视，甚至引起他们的焦虑和恐惧，那是他们的问题，而对我们来说，目前所要做的只是改良自己的政体制度，维系传统自有的文明价值，保持多元健康的经济发展，实现公正自由的内部秩序，这才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要克服那种二元对抗的敌友政治论。关于敌友政治的说辞很多，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敌友政治论大致来自下面三种理论形态：

第一是历史的敌友政治论。中西对抗是一个近现代史的事实，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150年来的现代社会确实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枪炮下被激发出来的，尤其是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段屈辱的历史。所以，中国强大了就要一个对历史的说法，这里隐含着一种复仇论的历史宿命。这样一种从历史恩怨来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心态，是不理性的，也是不明智的，虽然它具有一定的道义性。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纠缠于中国与西方的基于历史的敌友政治论，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导致自己的灾难。西方固然有罪恶的一面，但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普世性的东西，这些普世性的价值与我们的文明和生活方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为我们所共享的，接受它们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投降，而是借着西方人的手使我们重新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第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敌友政治论。这套理论对于当今中国已经不具有多少现实意义了，因为基于阶级斗争的中西敌友政治论在中国已经没有了现实基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种意识形态的敌友政治，显然已不再具有什么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西方有关这种政治话语的“历史终结论”，也在短暂的热闹之后迅速退场。所以，在中国除了极少数激进左派之外，已经没有人热衷于这种世界主义的阶级斗争。

但是，另外一种（第三种）敌友政治论，即基于文明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敌友冲突论，在西方却甚嚣尘上，成为极端保守主义的核心理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这种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极端政治。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首先要看到这在西方世界并不是绝对主导性的理论，只是一派观点而已。西方还有各种和平与友好的民主理论和文化理论，文化多元、友好共处、商谈交流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西方思想中也是源远流长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文明传统出发来应对这个问题。中国在发展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并不想与人为敌，自设沟壑，我们的传统历来崇尚求同存异、礼尚往来、多元共荣。因此，文明冲突、价值对立、敌友政治，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国应该向世界贡献自己的礼仪之道与和谐精神，促进世界的和解、和平与共同繁荣。我们承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明价值、宗教信仰、地缘格局等等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一定要在你死我活的决战之中寻求最终的胜负。我们没有必要把西方的那套理论转化为我们的理论。不管西方的极端保守主义如何考虑，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不明智的，甚至是坠入其毂中。

我们要克服自己的世界性焦虑，应该看到，随着世界性的广泛交流的增强，中国与世界的矛盾、冲突会日益广泛和深刻，由此产生的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焦虑。试图通过某种最后的革命或敌友决战来一次性或者终极性解决的想法，是一种看上去美妙实质上罪恶的政治浪漫主义，是一种想当然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性的幻想。我们难以想象出一个绝对美好的世界，那里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摩擦，除非这里的人全是天使。所以，经济的问题，资源的问题，贸易的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观念纷争的问题，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商议、谈判的方式予以妥协性的解决。当然，任何解决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新的问题又会出现，于是在新的条件下再寻求新的有限性的解决。人类的合作事务就是这样一种渐进的、重复的、妥协的交往过程，世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法律秩序、民主政治、共和商谈等制度设施也就产生出来，审慎的理性成为这类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人性基础。从上述意义上来看待中国30年的发展以及大国战略，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国的世界性焦虑是多么的不必要，至少对于我们来说，其消极意义远大于积极意义。

通过审慎的理性塑造民族的政治成熟

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世界，寻求一种未来中国良性发展的前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与世界。这样的一种审慎的理性，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它意味着一种温和的保守主义的主张。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说的具体一点，站在中国150年尤其是30年改革开放的角度看世界，我们首先要克服和舒缓那种有着强烈屈辱感的被压迫者心态，并抵御由此塑造出来的某种激进而嚣张的狂热主义。我们要回到2000年的传统中，寻求中国自己的政治理性和文化风范。所谓保守主义，所保守的乃是中国文明的活的传统，是一种敢于对外开放的宏阔的气量和融汇万物的能力。2000年来，我们面临的异质文明的侵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当时的世界性问题也并非不深刻激烈，但是我们总能化敌为友。中华民族自古就蕴含着自己应对外部刺激的文化哲学和政治智慧，正是这样一种多元共存的仁爱哲学和求同存异的无为政治，保持了我们近2000年的文明延续，即便受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如此强悍的冲击，这样的一种传统文明也还没有断绝，而且随着30年来的国家发展，又出现了一种重新复兴的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雅量，持守我们传统中的开放的精神和求和的技艺，以此来化解150年来的民族情感的激愤和焦虑。当然，回归传统，我所说的是那种活的大传统，而不是一些死的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当下偏激的复古主义政治儒学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的现代新儒学缺乏从伟大的传统中开发和塑造出民族政治智慧的卓越能力。

第二，它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或普世主义。在中国现代这样一个历史的巨变时代，我们应该理解真正的自由主义对于我们的建设性意义。这种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厚”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能够把自己的特殊的民族利益转化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并与世界人民共享人类共有文明的理论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摒弃那种固守自己的独特价值，以独特性和民族性拒斥普世主义的片面理论和偏激主张。这种片面性的中国文化特殊论，看上去是在维护中国的传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文明的价值，实际上是在从根基上毁坏我们民族未来发展的前景，而且在理论上也属于一种低级的技艺。任何一个民族在他的发展时期和壮大时期，都不会愚蠢到只是鼓吹自己的独特性价值，并以此向世界宣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与人为敌，只能是引起世界各种特殊价值之间的相互战争、相互仇视。我们应该学习西方那些老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应该看看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在当今世界依然占据主导性力量的民族，是如何把他们的民族特殊性和普世性的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特殊论是包裹在世界主义、普世主义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向世界宣示的，进而塑造出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事实和时间已经证明了这条保守的自由主义之路是可以走得通的，甚至是一个大国走向世界的唯一走得通的正确道路。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自己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它在面向一个世界开放的生长时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雅量和能力去容纳其他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并把他们打造在一个自己倡导的普世主义的世界性的范式之中。可以说这种普世主义的范式只是一个表面的花招，背后隐藏的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这里也确实有着一种政治技艺或者欺骗性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种把特殊性容纳到普遍性里的政治智慧，成就了当今的现代世界秩序，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多元共识图景。而且，我们也要承认这样一种人性的真实，那就是人作为人，毕竟有普遍共通的本性，有共同承认的价值，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有共同的关于人的文明的人格、自由与尊严。在这一点上，是不分古今、中西之差别不分肤色、种族或其他特殊性的，所以，这个普遍价值，又不能仅仅说是一种欺骗。因此，从上述两个方面回到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上，就会发现，中国学界所谓以特殊论为核心价值的愚蠢主张，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不能够强化我们的普遍论，强化我们的普世主义价值，把自己的特殊性装纳到普遍性的共享价值之中，由此而构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构筑我们可以与世界其他各个民族所共享的生活方式呢？而这恰恰是我所理解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第三，无论是“世界的中国焦虑”还是“中国的世界焦虑”，在当前的思想语境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加关键性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30年的发展变革所造就的大国地位，隐含着某种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个不确定性不但会对中国自身产生重大的影响，还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正是基于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警惕，才会导致所谓世界的中国焦虑。

如何理解这个不确定性呢？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尤其是30年来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使得中国现有的社会机制已经无法承载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最根本的在于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因此没有一套理性的制度来逐渐地有效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甚至国际问题，因此诱发了激进主义的狂潮。关键的问题是在上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下，致力于宪政和法制的建设，致力于制度的改良和优化，建立一种优良的政体制度，通过这种政体制度来建设性地解决积累了150年尤其是30年的诸多问题，从而消化这种不确定性。

此外，当今的思想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过于看重文化问题，用文化政治来取代宪政和法制，用文化主体性来替代宪政建设、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对此我们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首先，在前面所论述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的框架内，我们并不是不要文化，不要文化主体性，我们也目睹道德沦丧、文化堕落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也呼唤一种德性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也希望在世界中建立起中国的文明主体性。但是，我认为只有在宪政、法治、民主的大框架内，中国的道德问题、文化问题、主体性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而不是仅仅凭借种种空谈和议论就可以了。其次，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低调处理，因为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很多人在那里浪漫性地、想当然地过分强化文化、道德的作用，甚至有用提倡文明复兴和传统主体性的建设，用文化政治来替代甚至取消制度建设、宪政建设、法制建设。他们以为通过重新焕发民族的文化认同就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在世界上就能够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就能够推行中国的生活方式，并赢得真实的尊重。

中国目前的道德败坏、文化堕落，并不在于文化本身，我们5000年来的文化传承赓续，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现在为什么堕落了？不单单是因为文化本身腐坏了，恰恰是因为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导致、促成了低劣的文化和庸俗的道德，所以，我们只能够通过制度重建来催生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机勃勃的文明和文化。

我绝不是制度决定主义，而仅仅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审慎把握的结果。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制度优良了，日常政治成为运转良性的制度，那么，文化道德问题的表彰就会凸显起来，它们的风范神仪就会展现出来，那时制度问题就会退在幕后。当一个制度退隐幕后的时候，恰恰才是这个制度真正给它的人民带来福祉的时候。但中国现在根本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忽视甚至排斥制度建设，企图用文化来化约政治，最后导致的只能是文化的空泛说辞以及激进主义的叛逆，这样的情况显然使我们根本无法成就一个大国，步入中国与世界的良性共融之中。在与世界的竞争中求得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在特殊性中发扬普世主义价值，才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果实。但是，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却缺乏这样一种审慎的理性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