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塑造大国心态　创造全球均势

——中国崛起的文化与战略思考

一、对外政策需要回归实践理性

在对外关系意义上，中国和平崛起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可以作为和平崛起的标志？中国怎样才能和平崛起？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17日的文章《中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声称中国一场有关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正在上演，在这场由政府主管的智库和大学发起的辩论中，自由国际主义同中国的新保守主义陷入争论之中。文中称，自由国际主义者，包括发明“中国和平崛起”术语的思想家郑必坚，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尊重国际体系的传统规则，避免发生冲突，并向别国推销“中国不是威胁”的观念，推广以经济发展和尊重主权、国际法为基础的“中国梦”，以响应有关个人成功的“美国梦”。相比之下，新保守主义则代表了毛泽东时代挑战西方霸权政策的新潮流，学者阎学通和海军少将杨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北京新保守主义者们主张以中国观念重塑整个国际秩序，中国不应过多寻求抚慰华盛顿，而应更加关心北京的自我诉求，这包括抵制外来的民主和人权干涉，保护中国及其盟友不受外来干涉影响等。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对美国，我们是对抗还是追随？如果按照前引《新闻周刊》文章的说法，是郑必坚先生的自由国际主义甚至更自由派一些？还是阎学通先生的新保守主义甚至更毛派一些？没有哪个选择是容易的，甚至可能两者都不是政治成熟的想法。

外交政策，这是猜测各种可能性、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实践理性领域，不是简单地按确定教条推理的意识形态政治领域，需要克制激情。民众的激情往往是非常正当的，没有激情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政治上成功的民族如古罗马、英、美，其对外政策却经由“元老们”仔细审议，美国立宪的设计也是由“元老院”掌握外交政策。政治与法律实践，绝非逻辑的体系，而是分类的体系，需要的不是将教条演绎到底的决绝，而是对事物唯精唯微的区别，需要对分寸感、平衡感的把握，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二、以大国心态面对中美关系

考虑中美关系时，先要理解美国人思考对外关系时的两个出发点。一是美国人骨子里对极权主义和极权政体的仇视，这是由美国主流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哲学决定的，是美国人的义愤，并不是什么理论的问题。至于美国的哲学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逻辑，这里不展开论述，要注意的是极权主义和极权政体是理论上的构造，只是理解真实世界的工具，其现实对应性非常复杂。二是出于自我理解的国家利益，美国人不愿看到任何大国的崛起，如果这个大国带有共产党的色彩、且为非民主政体，就更是如此了。目前来说，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本身就会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一定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对此，中国人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这不是自身做些什么就可以改变的。举例来说，曾有美国前高官声言，中国即使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仍旧是美国的敌人；一个实现了政治、军事、经济一体化的欧洲联盟也是美国人不想看到的，甚至这样的欧洲也是美国的敌人。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织冲突。在我看来，真实的理想主义和真实的现实主义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人有真实的理想主义但没有精深的哲学修养，所以表现的是冲突而不是中庸。回顾美国史，当理想主义占上风时，常表现得教条、僵硬、自以为是；当现实主义占上风时，常表现得短视、不择手段。遏制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太合乎美国的口味了。之所以说我们绝不能存丝毫幻想，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特别邪恶，而是他们几乎不可能不幼稚。

我们不能自废武功，停止经济发展，也不能不顾国情，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政治转变，虽然这是消除美国人“中国威胁论”所要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那么，情况是否已经完全绝望？换句话说，要完成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否只能像上世纪30年代丘吉尔面对强大的德国时一样，剩下整军备战一条路？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同时我也相信，中美友好合作，是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的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中美关系及其他相关问题，不是绝对严峻和纯粹悲剧性质的，要应对整个局面，首先需要我们具备大国的心态；其次需要仔细理解相关各方特别是美利坚的哲学、政体和民情，要善于弹拨美利坚的心灵之弦；最后，需要中国稳定的具体全球外交战略——全球均势政策。

三、塑造中国的大国心态

大国之“大”，有三层含义，一曰人口和地域的广大；二曰国力的强大；三是“侠之大者”、“大哉，孔子”之大，正义和至善是它的目的。所谓大国心态，是在第三层意义上使用的。中国儒家重视为政者的内心修炼，西方重视政体对人民性格的塑造，此二理皆通。疆域广大和人口众多并不天然形成大国心态。“汤五十里，文王百里”，罗马崛起时仅只一城，英国只是一不大的岛屿，美国立国时是不到300万人口的13个殖民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依凭“圣王”还是“政体”，他们在当时都具备了大国的心态。

中国当下谈国民和为政者的大国心态，首先，一定是真心诚意。古人云“不诚无物”，道德是政治的基础，也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任何外交政策都有不可超越的伦理界限。我们必须抛弃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疯狂而非明智，并不能因此获得真实的利益，也从来不曾有哪个国家因此真正成功。这不是说要拒绝策略与谋划，曲折的、秘密的谋划要以正大光明之心为之，以戒慎恐惧之心实施。我国先贤曾文正公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美国先贤乔治·华盛顿说：诚实是最好的外交策略。这些话在现在也不过时，反而是我们需要铭记的金玉良言。我们追求的是有原则的外交战略，无原则的外交战略究其根本，根本不成战略，只是疯狂和愚蠢。

此外，还要认识到宪政秩序或政体的范围。目前所发现的政体或宪政秩序都是有范围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有它的界限，有在政治共同体之内的人和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人，有公民和非公民。

如果政体是优良的，是公认比较好的民主政体，是不是在这些优良政体之间就不好战？或者民主政体，无论是建设在什么地方，都值得人们无限热爱它？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在古典作家休谟和汉密尔顿看来，民主国家并非不好战。在《联邦党人文集》里，汉密尔顿认为，虽然当时美国13州都是民主、共和政体，但并不能够保证13个州之间不发生战争，这并不是和平的保障，甚至可能相反，因为越是民主国家越可能具有动员民众进行战争的能力。还有一个问题，民主国家是不是对外不压迫？也不尽然。休谟曾经讨论过，作为奴隶，究竟给公民团体做奴隶好，还是给君主做奴隶好？他的看法是给君主个人做奴隶好，因为给君主个人做奴隶跟君主手下的士兵、大臣距离并不遥远；如果被公民团体所压迫，公民团体内部是平等的，但是外部人都是奴隶。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本国政体建设和国家利益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相对的区分。我们的政体建设是我们自身的要求，一些政治技术是值得学习的。

其次，一定要认识到，即使是同一种政体的国家，即使同是民主国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的纠葛。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普世的宪政秩序，所以，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歧，也不要忘记几千年形成的不可消解的东西，如地域、血缘等。

再次，讲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政治共同体看得至高无上。我们要有对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定位的自我期许：我们要成为文明世界的中流砥柱。如果真正建设国际宪政秩序的话，我们将非常赞成也应该积极参与。

最后，确立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定位。这个定位是：我们要同美国和欧盟一道，成为文明世界的三个支柱。

四、大国外交的前提：认识美国

理解和应对美国在我们外交中的地位是一个无比重要，也无从回避的问题。中国对美国的政体、国民心态和行为逻辑缺乏长期和深入的研究。目前的局势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和美国争夺这个世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如果我们古代的一位先贤活到今天，大概会说：美利坚之强，虽由人力，亦由天数，此天开之也，莫可与之争锋。稍加观察就可以知道，美国政体的活力和强健的民族精神并没有出现衰败的征兆，不像欧洲人那样没有政治意志，陷入虚无和颓废之中，甚至没有可战之兵（也许英国和德国是例外）。所以，认为美国是当今的新罗马帝国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这个“罗马”还处在“共和国”晚期或“帝国”早期，亦即其鼎盛时期。既然我们和“罗马”生活在同一时代，就要学会怎么和它相处，而不是想或者做些无用的事。

我们同美国人争夺这个世界的可能性虽然微乎其微，但我们和美国人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帮助美国人进行哲学上的诊断。

从美国历史看，美国是由商人和清教徒组成的一个混合体，是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体。其政策有高度的两面性，在其政治体系中，从来没有哪一派彻底占上风，这导致了美国政策表面上的摇摆性。

相比其他民族如日本、英国、俄国，美国人更具理想主义色彩——这是中美两国的类似之处。为什么中美两个国家或民族有更多的对外理想主义，我们不去探究，也无从探究原因，权且先把它当成一个事实。

比起美国的内政，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更多出现的是理想主义时的僵硬和现实主义时的无原则这两个极端，缺少审慎的精神。也许美国人的弱点是人类共有的弱点：理想主义时没有正确的手段，功利主义时又没有原则。美国的内战、一战后威尔逊和平的失败、二战前夕美国的孤立主义、韩战、越战、二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失败、“9•11”后美国政府的决策——这些都不无可检讨之处。

美国人比英国人有更多的外交理想主义，但也更少审慎和平衡，屡屡出现手段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霍姆斯是美国历史上最主要的法理学家，他的法理学利于司法灵活应对社会生活变化的挑战，但他的哲学明显是虚无主义的，比较英国的法学家丹宁勋爵，后者就中庸得多。近年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风靡美国政界，基督教基要派也在美国草根社会兴起，在政治上他们都很教条。从德沃金和波斯纳的争论，从一系列宪法案件的争吵，都看得出美国人这种特有的思考方式。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他们丢弃了自身的政体科学，以简单的意识形态加上社会学来得出结论。一类美国人认为，中国最后一定会民主化，他们认为只有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在经济上实现市场化，美国才会变得安全，中国才会成为美国的盟友。这是美国的幻想。还有一类美国人认为，土地广阔的大中国本身就是威胁，所以要分化中国。这类声音不是主流，但始终存在。

反思美国人的弱点，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自我警醒和哲学上的自我审视。因为美国的理想主义不那么僵硬，所以能宽容一个政治上逐步进步的中国，而不仅仅以“民主”划分敌友；因为美国的理想主义情感仍然强烈，所以能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完成国家统一——虽然仅仅是在程度上朝这个理想局面接近。

中国正在向它主流的道德哲学传统复归，当代中国政体的真正性质也不是一些美国人臆想中的那样。中国甚至不是要建立一个纯粹的民主政体从而可能带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般意义上的宪政政体。与美国相比，中国不是要在国家利益的追求上更具野心，而是对正义的追求更虔诚，并试图对政治科学有一种更精确的理解，其基本制度的安排将更优良，从而它的强大不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任何危险，而只会成为文明世界有力的和忠诚的卫士。在国际领域它只追求正确理解的利益。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将会同欧盟一样，是美国利益的竞争者，但也会和美国一道成为文明世界的重要支柱。在现实世界中，中美两个经济体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它们有各自独特而不重合的比较优势。

五、和平崛起的要义在于推行

稳定的全球外交战略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不会重现历史上一个霸权衰落另一个替代的模式（如美国对英国霸权的代替），也不同于美苏冷战模式（全面对立直到一方垮台）。中国和平崛起最终的标志是中国、美国、欧盟成为战略盟友，这不是历史上通常的国家间的结盟关系——结盟的目的往往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全球治理问题。在这个结局中，中国主要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国家和平统一、周边地区和平友好、能源安全、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制定等。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之间会有一系列的对抗和博奕，在必要时我们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对抗，最终的目的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合作，而不是被纳入美国体系的合作。

上述全球战略目的的实现，除了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发展外，还需要形成一种均势制衡的全球格局。这部分依赖于中国稳定的全球外交战略——全球均势政策，其要点在于：

1. 坚持中国自主发展的定位：坚持哲学权利，基于中国自身内在的要求建设政制和法制、发展经济、制定外交政策。中国不是基于对美国的崇拜而存在，也不是基于对美国的仇恨而存在。

2. 中国要和美国、欧盟一道，成为全球格局中的第一级游戏参加者或者说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支柱，不能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次级大国，如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等。

3. 中国不称霸。全球均势格局中的主要相互制衡力量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列强，一级大国的荣誉、利益和对世界的义务要平衡。

4. 绝对避免出现中国、美国或中美为首的两个阵营对决的情况。

5. 全球均势格局的形成必须削弱美国的霸权，这包括：

首先，降低所谓美国软力量的魅力。不能把美国现有的成就等同于它推销甚至强加给别国的政治哲学的正确性，也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成就和中国奉行的政治哲学等同起来。中国需要思考和提炼它的政治哲学，不宜妄自菲薄，陷入失语的状态。对比中美两国现实的和潜在的优势就可以发现：彼混淆普世和现实的区别，我则清醒于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对立；彼神化自身的政治制度，制造自由民主的政治神学，我则依靠实践理性的政治科学；彼意识形态教条，我则实事求是；彼自以为真理在握，我则追求有限范围内的可能的知识；彼偏执，我则中庸；彼骄横，我则谦逊；彼事先就有确定的答案，我则在具体情景中深思熟虑和审慎判断；彼以牧师，以包治百病的医生自居，我则为不弄玄虚收费合理的医生；彼无视大道理掩盖下的不平等利益分配，我则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利益格局。当然，我们不是要忽视美国政体的优点和来自美国的政治科学，我们要学习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卡多佐和霍姆斯的政治法律科学，也正如我们已经学习了和正在使用爱迪生和比尔·盖茨的技术一样，但是我们不能把美国的中学公民读本当作《圣经》和建国纲领。

其次，在全球各个区域使美国的力量受到牵制。各种国家如次级大国、有着独特历史传统的国家都可能与美国有各种冲突，自由民主阵营的旗帜不能掩盖作为仆从的屈辱，也不能掩盖利益的冲突，除非共同面临现实的外部威胁，否则这样的阵营在国际层面无法形成。我们要促成这些国家在某个方面、某个区域成为美国的牵制力量，也使他们彼此相互牵制，中、美、欧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牵制，也制衡那些次级大国，就可能形成全球均势。

中国要努力做到相对超然于各种纷争之外，促成各种均势制衡局面的形成。我们要广交朋友，成为摆脱冷战意识形态最彻底的国家。沙特的君主、古巴的共产党、委内瑞拉民粹主义的查维斯、东欧的美国仆从国、伊朗都是我们的朋友。朋友没有意识形态门槛，但绝不支持残民以逞的政权。美国的意识形态思维使他们不能分辨伊朗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区别。我们不和他国建立全面的盟友关系，并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光荣孤立”，我们只是根据事情的性质，就个案一事一议地与其他国家合作或介入国际事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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