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暴力的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近年来，针对社会成员的各种暴力事件开始在中国社会蔓延。从狭义上看，这些暴力事件限于近年来新闻媒体频频曝光的校园血案、公共场合无特定目标的攻击、针对基层官员和国家执法人员的暴力寻仇，以及多起涉及家庭伦理的“灭门”惨案。从广义上看，各种暴力体现了各种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自我关系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日益上升的青壮年自杀、重度精神性疾病的蔓延，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体内在”的暴力；表现在暴力拆迁和公权力滥用行为的官民和警民关系的紧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的暴力；而经常表现为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治安事件，则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最后，也许还可以算上因特网等媒体上频频出没的针对他人的“语言暴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撰写的《社会蓝皮书》，其撰稿人就一直注意着包括暴力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迅速蔓延。尤其是在2009年以来，很多人切身感觉到，中国的暴力犯罪和治安案件数目在经历了数年的相对稳定后，均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无论海内外，人们对中国社会犯罪频发和社会不稳表现出普遍的焦虑。

社会暴力蔓延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已经成为当下全社会最为关注，也是政府最感棘手的问题。媒体、网络、学界和决策层对此都已经有很多的讨论。社会暴力并非中国所特有，它是一种普世现象。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社会暴力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中国特色。把握这两大特色很重要。人们既要理性理解社会暴力的起源，又要从其他国家学习控制、减少甚至化解社会暴力的经验。具体说来，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有两大类型的起源。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必然社会结果，就像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病”。另一根源则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可以认为，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互相作用，尤其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暴力”的兴起。

首先必须意识到，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阵痛，这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所证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逃脱暴力的弥漫。尽管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但所有现代化社会都曾经历社会暴力化过程。就中国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但是，变化对社会的每个阶层甚至每一个体的影响程度非常不同。一些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但可以逃避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要承受市场经济无情的折磨，但得不到任何外在的保护。

伴随市场经济崛起的首先是劳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市场化。随着社会劳动力从国家控制下的分配走向逐步成型的劳动市场，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险的全面市场化，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开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市场竞争力。竞争导致普遍的物质生活差距拉大和压力的普遍升高。劳动力和民生经济的市场化又意味着社会关系全面货币化。原来温情脉脉的亲子、夫妻、朋友、同乡、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也逐步被各种赤裸裸的利益理性所渗透。社会经济竞争场上的弱者不仅逐渐失去来自社会的一般同情，即使是亲人、朋友和同乡之间也开始疏离，很多人甚至直接被隔绝在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外（例如由于经济原因不能结婚者）。就算是颇具竞争力的职场强人，也必须面对在社会单位不断原子化的各种生存压力下，个体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建立在单位和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半传统”社会形态的最终解体。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堡”内必须承受“不自由”的痛苦，现在在“城堡”解体之后，必须承受市场体制下个体孤立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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