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权谋三国与马基雅维利的幽灵

《三国》热播，又激起国人戏里戏外的评论，褒贬毁誉，莫衷一是。街边卖碟的小伙子向我推销，声称此片对从商从政很有用处。问起比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怎么样，“70末”的摊主说当年播放时自己还太小，没什么印象，不过现在这一版的故事挺精彩。另一边，学校期末，与半年来学习现代中国思潮的研究生一起聚谈古今，提及《三国》。其中一位刚刚看完，对剧中曹操的雄进有为大表推崇，对刘备半真半假的仁义治术甚为鄙夷，由此引发学生们“时代呼唤曹操还是刘备？”的激烈争论。吾辈有幸，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远离烽火浩劫，可以从容地透过现代影视来观望历史中国的治乱兴衰。20年间，我们已经拥有了两部以“三国”为主题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对这段历史与《三国演义》名著作出的处理和诠释，竟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的观感表明，90年代的老版比较贴近《三国演义》原著，谨遵法度而不逾，新版《三国》则充分发扬了“创新精神”，立志超越古典名著，最终形成了争议性颇大的文化风格。

《三国演义》也好，老版新版也好，就它们与三国历史的关系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合乎史实，而在于如何透过文化作品重述与评价那一段历史。若言知文论世，其中重要的可能是如何看待这种重述与评价中蕴含着的历史观念与政治意识，所谓“世道人心”、所谓“时代精神”者也。我们不妨比较《三国演义》代表的传统“三国”与新《三国》，观察这一古一今是如何反映人们对同一历史主题的解释和表达，其中蕴含了什么样的思潮运势。这些思想和文化的运势，如同近世勾栏瓦肆中连接戏台与戏房的古门道（或称“鬼门道”），将上演的历史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世界勾连起来，虚实摩荡，阴阳推循，见证着传统的生成与变异。对《三国》的创作人员来说，当他们“希望感受到人物灵魂附体”时，需要了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灵魂在自己的身上降临，又会招徕什么样的精灵在这片大地上徘徊。

传统“三国”：历史中的正义与演义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仅仅在于地大物博、历史久远，更在于赓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中生发激荡出来的伟大文明精神。若论政治效验，三国远不及三代周文、汉唐盛世、宋明风流。其独特处，乃在于遭逢数百年汉祚之衰，帝国礼法型构再次崩坏，而众多不世出之英雄豪杰各逞才智，竞施德功，挽乱世于一线，裂天下而三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角逐，围绕王权与外戚宦官、中央与世族豪强、土地与宗教和战争问题、儒法百家与夷夏纷乱，将中国传统政治盛衰的机理与病理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成为横亘在后世人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考验着一个民族的心智。中国人无显性宗教，庶几以历史为宗教，希望在超越个人生死百年的永恒时间之流中确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历史的理解和评价变得格外重要。而三国这一段奇变纷出的政治经验，自然引发众说纷纭。我们可以透过相关的正统论主题和《三国演义》之形成特征来初步了解三国文化的传统精髓。

总体上说，这两个主题的传统特征都是自宋开始有明确的展现。诚如先贤所言，宋人文化影响现代中国至深，而未来中华文化复兴则有待于新宋学之递进。清初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卷首一开头就大论正统、闰运和僭国的区别，这个意识源自宋人高度的政治文明自觉。以往的文明历史中何者可称正统，正统的内涵与标准是什么？这个具有现代正当性意味的历史评价问题往往又与人们的现实定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尧舜禹圣王之世，博施济众，至公禅让，可当正统；汤武革命，顺天应人，驱除残暴，可当正统；汉废暴政，休养生息，可当正统。那么，三国时期呢，如何评定正统？篡汉为正，抑或蜀汉为正，成为争讼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北宋时期与南宋时期不同。这部分地与两个时期的立国基原有关。赵匡胤陈桥兵变，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若以曹魏为伪，无异于自我否定。而南宋偏安一隅，北望中原，与蜀汉有同病之怜。表现在士大夫群体的认知上，南宋理学家代表的文化群体以政治是否合乎天理道德为正统与否的标准，而此前或同期，欧阳修、苏轼、司马光与南宋浙东诸子都有不同看法。比如欧阳修提出的正统标准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强调正统者能够居中原统一天下而修王道政事。苏轼指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更提出“一身之正”与“天下有君”的区分，前者是私正，后者才是公正。正统的标准在于是否有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权，确保秩序，施行法度号令，以求民生事功。在这个意义上，苏轼甚至提出即使是篡君也可称为正统。司马光同声相应，指出王霸之道并非公私之对立，而在于事功之高下。在这种视野中，他们将曹魏视为正统，实际上以功业为标准，重视政治的客观成效。

这种正统论与陈寿《三国志》的评判基本一致。然而，如东晋习凿齿倡立的尊刘贬曹及两晋南朝的诸多野史记载也透露出历史的复杂面，即功业成就之外的道德标准同样不可轻视。深入政治人物的内心，考察其动机与伦理行为，辨别其政治事业的善恶，也形成正统论意识的重要一翼。南宋理学家对此高度重视，据以否定先儒的曹魏正统说，力主以蜀汉为正。“合天下于一”的地理正统意义从属于“居天下之正”的道德正统意义。

朱熹与陈亮围绕王霸义利的著名辩论就折射出宋代思想中正统论标准的内在冲突。天理，还是事功，究竟哪一个可以作为评价政治的正当标准？正义所在，究竟凭何为据？依朱熹看来，三代圣王以公心为政，施行仁义礼治以为民祉，体现天理精神，而后世君主无不是为了一己私利，玩弄天下于股掌，法度事功最终是为了一己之私。因此王道政治与后世霸道政治就是道德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而陈亮反对这样割裂历史，强调根据客观事功为标准，汉唐等君主虽然个人修为还有不足，然而其政治不容全盘否定。虽然朱熹在《通鉴纲目》的正统论中并未彻底贯彻辩论中的意旨，上述义理标准的冲突也体现出了近世历史意识与政治观念中两条脉络的分化，一边是个体修为本位的道德主义，一边是客观功效为主的事功主义。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两种政治价值观、两种政治正义论的冲突。而宋明近世以来，人们对于三国历史及其人物的评价分歧，应当放在这样的思想视野中观察。

南宋以后，随着理学成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道德主义天理观的理解范式也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毛宗岗等人的评点都是在这样一个思潮影响下进行的艺术创作与加工。所谓“演义”者，正是从小说文学的角度对于经典正义的演运和展发，由此而形成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史诗传奇。如果抽取了演义的正义基础，丧失了使“乱臣贼子惧”的文化训诫自觉，三国故事只不过是朱熹评价历史时所说的“看人相打”的乱世朝报。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广泛吸收了自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两晋南北朝野史文学、唐宋以来说唱艺术和民间文学等历代的相关资源，受理学正统观影响对三国历史进行了高度艺术化的文学创作。这部著作的主旨之一就是要赞颂仁义贤良、抨击暴政霸主，由此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净化处理，使其在道德意义上凸现典型化特征。如曹操之奸，刘备之仁，诸葛亮之智，关羽之忠，张飞之勇等。曹操兼具“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特质，书中描写其雄才大略，更凸现其奸诈险恶，树立起“古往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的生动形象。正史中的刘备读书不用功，喜欢狗马美衣，有碍仁君形象于是隐去。本来他喜怒不形于色，为显仁心而反复着墨于其哭。而关羽也从宋之前的勇武形象进一步演化为秉烛达旦、青灯青史的忠义为先的儒将形象。经过罗、毛等文人的处理，《三国演义》透过成熟精妙的叙事技巧努力传达其中的道德教诲，展现出服膺儒家伦理的道德英雄与对立力量之间的较量抗衡，努力树立天理的正义判准。如曹操杀吕伯奢、伏后，书中诗云，“曹操奸雄世所夸，曾将吕氏杀全家。如今阖户逢人杀，天理循环极不差”，“当年献帝正君臣，伏后哀哉尽灭门；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而全书苍凉冷酷的历史归宿，又深沉地反衬出儒家道德主义正统观的悲剧意味。

要注意的是，《三国演义》背景中的思潮运势并非完全由官方意识形态操纵，更多地来自于儒家士人精英与民间百姓的共同推动。儒家文化是名著形成的信念和精神基础，人们对于政治和人生的领悟被不断地编织到三国叙事中去，成为传统中深入人心的文化资源。

在民间，出于道义信念对于三国故事的价值评判成为《三国演义》深厚的小传统基础，极为丰富了精英士人的自觉创作。早在北宋，苏轼笔下的王彭就记述道，“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东坡志林》卷一《怀古•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张耒也有类似的记载，“京师有富家子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明道杂志》）可以看出，好刘恶曹、崇敬关羽早在北宋民间已经是明显的人心导向。除此之外，民间文学还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增饰和升华。最为显著的就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这个情节正史本无，而是源自于宋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等民间艺术文本。后来被安置于《三国演义》开端，大力表彰其间的“义”德，成为名著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它凸显了兄弟之间超越血缘关系的平等友爱之情，从社会学上讲反映出传统社会民众脱离乡土宗法之后寻求身份安顿的伦理理想，因而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江湖草莽气息，甚至与儒家伦理发生冲突。如有的民间文艺为了夸张义的至上性而编造关张二人互杀对方老小以绝挂念的情节，或者被儒家士人批评为只知兄弟不知君臣。而在后来的《三国演义》中，“义”与忠心仁义等有了较好的结合，“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还被吸纳入儒家的公私义利之辨，提高其伦理质素。

整体来看，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叙事传统与中国社会文化有机体的形成互为表里、密不可分。胡适从通俗教育的角度说，“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三国志演义〉序》）实际上，就像旧时评书场中，讲书人、创作者与各阶层的听众之间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场域，前者的编排丰富激荡着后者的心灵，后者中士绅文人的欣赏和品鉴又发挥某种监督、指导作用，平民听众也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提出品评意见。理学思想范式透过士人的创作施展其道德评价功能，民间文学又源源不断地为之增加养料，儒学传统的义理信念与精神意识经由民众和士人的宣扬交流共同构成了传统三国叙事的精魂。

新“三国”：现实中的激变与隐忧

新《三国》的编创人员对于依循名著讲故事并不满意，他们想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再塑经典。如编剧朱苏进所言，希望能在20岁上下的年轻人心中──他们还没有经典奠定的成见与先见──树立起一番对于历史的新解释和新表达。他们也深谙电视产品的大众化特质，明晓娱乐文艺的受众广泛，并毫不讳言其中的媚俗媚时之处。那么，新《三国》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风格？这种特征又与我们社会的世道人心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其中蕴含了怎样的问题值得反思？

可以说，新《三国》的确实现了对传统经典作品的某种颠覆或破转，其实质似乎能够概括为道义美德的去魅化与人物世运的权谋化。名著中大力弘扬的道义美德，几乎完全被权谋诈术的解释和编排取代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会这一点：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首推对于曹操的溢美正名。从编剧到主演都汲汲于用权谋智力来打造一个纵横天下的不世英雄。朱苏进先生说，曹操“很极致很透明”，“他真是个妖精”，并非一个负面角色，“是个非常精彩的人物”，“他活得太快乐了取天下为己用，弃天下为己用”；陈建斌先生说，曹操“人格最健康”，“是那个时代最强的人”，“完全不用演戏给别人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进入了我们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完全自由，不用顾虑任何人、事”。如此高调、积极、浪漫的评价，完全将《三国演义》批曹的基调掉转了过来。而这种评价，实际上又是彻底奠基于剧情里一个充分权谋化了的“英雄”形象。剧中的曹操，极端理性自私，内心冷酷残忍，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任何道义和美德的考量都是为了赤裸裸的个人政治利益。至亲的生死、恩人的生死、普通士兵与苍生的生死，都只不过是他扩充权势的手下棋子，“念之断人肠”更像是惺惺作态。《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除了这些奸枭的方面，原本还有雄伟威猛的气度、诗情悱恻的敏锐。而现在新《三国》以奸枭摄取一切，丧失了人物厚重丰富的意蕴，演员的表演因此单面呆板、僵硬教条。难怪很多观众都说这个“曹操”阴阳怪气、流于痞子化、流氓化，比老版逊色不少。关键要害就在于对人物的理解陷入了片面极端的权谋崇拜误区。所谓的“人格最健康”，被误解为一种赤裸裸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忌道义德性的制约，不担负伦理冲突的自讼，完全以利益得失为人格价值的准绳。任何道德、规则、制度的约束，在“最强的人”那里，都可以透过权谋消除掉，受权力意志支配摆布。这种对于历史和人物简单化的理解，自然很难充分展现非凡人物的复杂心灵世界。

刘备本也是枭雄，《三国演义》将其美化为仁君，而新《三国》对刘备进行枭雄还原，竟也体现出浓烈的权谋化味道。新版煮酒论英雄，刘备的仁义信念，被曹操解释成谋取政治利益的仁之剑和义之剑。剧情中，这样的解释似乎正击中玄德心门，因而失惊落箸。纵观剧中的刘备，当言及仁义道德之时，表情上往往显得眼神游移、情不由衷，显得不那么磊落堂堂。难怪“腹黑”之说蜂起。原著中刘备与诸葛亮肝胆相照、君臣和衷的关系，也经由权谋化的解释，变得猜忌横生、险恶难测。有网友就此指出，这其实是把明清恶性专制主义下的状态安在了三国头上，以前些年清代帝王戏、宫廷戏的桥段来篡改蜀汉政治。

其实，编剧对诸葛亮人物的态度也能折射一些信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中国人，我以前非常喜欢、非常憧憬这样的东西，后来非常怀疑”。与“很极致很透明”的曹操相比，诸葛亮“不透明，不单纯，掺杂着很多利害判断在做事。这就产生一种辉煌的扭曲，中国人的精神经常就是这样”。随着权谋崇拜总控全剧，古典的道义德性逐渐流失、枯竭。比如编剧明确表示，讨厌传统的王道正统观念，三国叙事的精髓不在于忠君报国，而在于人物命运。新版追求的，正是与以往正统论的断裂、告别，连带抛弃其中的道义信念。那些精密盘算、冷酷行事的内心世界，那些尔虞我诈、纠缠缴绕的人际密网，才是新《三国》的精华。最惹争议的剧情安排之一，就是计划取消桃园结义这一段，后来安排十几秒的镜头一笔带过，与老版情义浓厚的艺术处理形成鲜明反差。上文已经指出，桃园结义是《三国演义》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过来、安置卷首以支撑全书的中心线索之一，被士人和民众赋予极高的道义价值。而在新版编剧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神话，是一个早已被现代历史上类似拙劣伎俩戳破的谎言，因此根本不值得如斯重视。就像曹操杀陈宫时所言，仁义君子只不过是无用无能的代名词。

新《三国》的上述文化特征，即抬高权谋崇拜、消解道义德性，其实并非如创作者所言，完全得自于这一次的改编努力。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发现，这个改编的产生离不开一百多年来现代中国文化的激烈变迁。后者带来的全副动荡至今余波不止，终于传递到文化体的通俗文艺层面，矫枉变异，收拾不住。

晚清以来的中国面临持续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对于传统文明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不满，由此导致文化和精神取向上的巨大调整。儒学为主流的宇宙观、价值观，特别是仁义礼乐的道德政治秩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时贤纷纷从西方寻求解决危机的良药。其中重要者，如严复等人引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重力非礼的观念逐渐流行。传统的天理道德观逐渐被强调力量、功效、竞争、权能的意识形态取代。政治上的国家富强成为压倒一切的民族追求。这种道德—政治价值尺度的转变虽然后来经历了启蒙运动的反省与批判，然而已潜入现代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日后进一步引进西方学说的精神动因之一。孔家店被打倒，价值需要重估。力本论的现代革命范式尤其重视暴力的政治神学价值，讴歌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黜斥传统信仰理念的意识形态神话，张扬自身超越历史限制的理性主义洞见。

正是在上述长期思潮的推动下，传统历史与人物的评价才逐渐产生了显著的变动。商鞅、秦始皇、曹操、王安石、曾国藩，这些人物无一不在20世纪经历了声名毁誉的沧海桑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即以三国、曹操为例。五四健将鲁迅先生对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的评点首开端绪，而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则引出现代的道德怀疑意识。再往后，就有“五四化”的曹操—─反礼教反权威追求个性张扬；“进步化”的法家曹操──代表正义坚持法治与儒生作斗争；“CEO化”的水煮曹操—─运筹帷幄决胜商场，一直到现在陈建斌先生概括出来的“自由化”曹操。中间还有伟大领袖钦赐的三大家称号，外加陈先生重点补充的“有时候还加上一个谋略家”。在上世纪下半叶涌起的为曹操翻案风中，人物评价的标尺基本变成了发展经济、统一中原等客观功效，人物伦理言行上的弊病被认为是封建正统观念造的冤案。

新版《三国》正是在这样的思潮推动下，以三大家的正面评价为指引，进一步将其政治—道德的伦理言行进行权谋层面的正当化、合法化，进一步将正统论的道义指向虚无化。这难道就是我们馈赠给青年人、馈赠给世界的中国文化瑰宝吗？

现代中国历史观念和政治意识的转换的确有其积极价值，使我们能够纠正传统道德主义教条的偏颇，认识到现代精神的一些根本命脉（如浮士德精神），明了现代政治和道德的特性。然而，现代的成就未必要建立在传统的废墟上，从传统文化机体的运作中也可以汲取对当下有益的资源，同时帮助我们警惕自身处境中的潜在危险。比如，完全丧失掉道义德性的制衡和调节，现代精神是否还算健全？我们是否能成为一个政治心智成熟的民族？

其中，与权谋“三国”最相关的是如何明智地对待现代意义上的“申、商之法术，韩、白之奇策”，也即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问题。那个著名的佛罗伦萨人敏锐地指点出政治领域的独特性，值得作为传统伦理政治思维的镜鉴，供国人反思。而以其大名命名的这个信条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尤其值得注重。围绕权势政治衍生出的那些信条，诸如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强权即公理，着实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些无法否认的客观面相，不因个人的道德好恶而有所长消。然而，另一面，我们又不能完全放弃道义理想对它的批判和节制，否则就会堕入幽暗势力主宰的无间地狱。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闻名的德国思想史家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亲身经历了自俾斯麦统一至纳粹垮台近一个世纪的现代风云，晚年在反思性著作《德国的浩劫》中对于这个问题犹忖度不已。他反复强调，“一般凡是属于国家理性和政治领导的本质的，其中总会有某种恶魔式的东西，它到一定时候便突然冒了出来而把统治当局掌握在它的魔力之下。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是超时间的普遍的人类现象。”

不唯如此，梅内克还进一步提出“群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个概念，用来指该信条不再由少数思想和政治精英把控，而向更普遍的人民群众扩散，进而以群体利益的目的来为任何可能采取的政治行动作伦理辩护。这在民众、民族政治空间大大拓宽的现代文明发展中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现象深层潜藏着的世道人心因素（诸如暴力斗争观、潜规则意识、群众心理、道德犬儒主义）随着大国的崛起更应引起我们的警省，努力从人心和法度上予以化解、引导，避免权谋“三国”的“强人”、“快乐”、“完全自由”成为主宰人心的力量。幸运的是，从多个渠道的观众反应来看，这种“创新”还很难取代经典在人们心中的定见，得失尚有公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幽灵仍只在暗自徘徊。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