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骋：环保运动遭遇台湾民主漩涡

台湾地区的环境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风起云涌，一直是亚洲地区最生机勃勃、枝繁叶茂的社会运动之一。我当年在香港求学时，就曾多次与同学赴台交流，蹲点学习。台湾地区当时的环境运动，议题复杂繁多，手法推陈出新，组织经验也经过深思熟虑，这些都走在亚洲的前列，开创了社会运动的先河。当年我亲身参与其间，获益良多，也推动了我今后继续走在环境保护运动的路上。最近，我有机会多次再访台湾，回到了我环保意识的启蒙之地。在台湾，置身十多年的变化之后，新老朋友的感叹和反思，让我重新审视台湾环境运动中的焦虑彷徨。在此，记取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亦算是抛砖引玉，发表出来与关心环境公益的朋友分享。文中偏颇疏漏处，尚望指正。

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于上世纪70年代，迅速获得了“亚洲四小龙”及“经济奇迹”美誉。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日等污染企业外输，台湾出现了许多重污染石化工业，以及以加工出口为导向的代工基地。但是由于环境的延迟效应，很多严重污染的后果于1980年代才慢慢浮现，环保人士开始以“反对公害”的形式，揭开台湾环保运动的序幕，后来也成为台湾社会运动波澜壮阔的一环。到了21世纪，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显学，然而台湾在经历了剧烈的民主进程以及社会变迁之后，环境运动却仿佛陷入困境。台湾的NGO朋友们很多也不讳言对NGO在台湾社会可以扮演的积极角色与能起的作用感到茫然。现在，到了一个必须重新思考与反省的时候。

在1990年代，台湾的环境抗争与政治民主化的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当时台湾的环保运动，之所以会判断所有公共政策不能往公益、环保的方向走，就是因为国民党是一党专政，垄断所有政策的决定权，其决策是黑箱作业，而且都是党国资本、自我图利。然而，随着不同层级民主选举的开展，随之而来的是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党轮替，台湾的NGO却始终与单一政党（民进党）紧密结合。而且，很多昔日理念相近的伙伴在取得政治权位后，其环保理念以及陆陆续续推动的开发计划，已与NGO渐行渐远。而台湾的NGO仍然继续与民进党人合作，错失了很多调整脚步、位置的机会。

的确，选举与政权更迭创造出来的政治机会，对NGO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而且得到的回馈也非常丰厚与精致。譬如2000年之后，民进党赢得执政权，NGO人士被政府广泛邀请，担任很多公共政策研议的评委。然而，参与讨论的机会变大，并不等于决定权变大。NGO作为监督政府的角色，此时反而变成替政府“分忧解劳”的角色。形成某种伙伴关系并非不可行，但是在一个公民社会中，NGO这样的政治选择是没有认清整个大环境与社会博弈之中已经有了许多多元的变化。

首先，“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更广义的“市场”之中的“企业”。这包括早期原有的政商利益集团，但更多的是跨国企业、两岸关系下的“台资与台商”、以及广泛活跃在全球化下的金融资本流动与产业链中的企业。

譬如说最近去世的台湾企业家王永庆，就是最早操作台湾、大陆两边环保杠杆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一个很典型善用双重标准的人，哪边给他的条件好、环保标准低，他就拿来作为与另一边喊价的筹码。台湾的环保团体，对台塑在台湾造成的严重污染，有很多的监督与批判，但对于他在大陆的煤电厂、石化厂的投资计划及其污染，就没有任何关注。而这种信息的闭塞，到了厦门PX厂事件，就更令人觉得印象深刻。因为该投资案负责人陈由豪先生，1992年原本计划在台湾台南七股的泻湖与湿地地区建石化厂，由于该项目对生态与农渔业的严重破坏，引发了台湾近几年来重大的环保抗争运动，最终导致该计划取消。如果当时台湾民间可以提供“台资企业在台的信息”，那厦门民众在抗议中的一些简单看法，可能提升成为诸如“企业在不同社会不应有双重标准”、“企业所有过往的记录应该接受验证”等要求，进而为提出一个崭新而宏观的企业责任诉求，树立一个好的反省典范。

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由于政治情势，台湾环保运动比较容易有岛屿心态与视野。但是，台资都走出去了，台湾的环保应该也要走出去，毕竟台湾已经达到OECD的经济社会规模。除了期许环保团体关心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状况外，台湾在资本主义的国际环境中也应该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因为台湾以前是“资本输入、公害输入”，而现在已经出现了“资本输出、公害输出”的问题。

比如，早期美国RCA公司在台湾设厂生产电视机的显像管，后来因为长期污染土地以及地下水，给员工造成了伤害。这一事件是台湾近年来重要的环保事件。同时，台湾的NGO同行告诉我们，1999年在台湾发生9·21大地震时，曾有国际媒体特别关心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受影响情况，因为这会牵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国际分工的下一节产业链。当时也曾有荷兰的NGO团体到台湾去，寻求关于“全球电子废弃物供应链”环保调查的合作，不过也都不了了之。这个议题，一直到了2006年才有一些契机。这一年，绿色和平组织通过推动一个全球电子废弃物的企业责任项目，才有机会与台湾的NGO有多一点的交流合作。

台湾环境运动，从早期的反公害抗争开始，渐渐经历了环保立法的法制化运动，以及再后来的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参与者的生态保育运动。这个过程，的确是贯彻“监督执政党”的简单逻辑，跟在野的单一政党民进党保持比较密切的合作，其群众基础是政治性的还是运动性的，其实还存有很大的疑问。到了2000年，当在野的力量变成实质的掌权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NGO如果想把环境问题的解决与政权轮替绑在一起，确实有些短期效果。但从长期来看，此举对建立公民社会中致力于自我完善能力的培育，保持NGO与政权、市场在同等地位、同等分量上的对话与谈判的态势，则是不进反退。这是台湾环保运动过去几年付出昂贵学费的一课。

台湾早期的草根运动，有不少因个案的被解决（实质解决或被金钱解决）最终销声匿迹，但也有不少转换变为进步的小区运动。其中著名的高雄美浓反水库运动，便以“始于反水库，而为永无止境的小区运动”的实践，成为台湾社会改造运动的典范。这些的确成为台湾新一波社会运动源源不断的活力、创意与契机。但不可讳言，这种运动虽然对于工业化的食品生产、劳工化的农民、集约式的生产与消费有一定的反制作用，但难以形成抗衡的气候。

而这样的现象，最明显的就反应在“募款”上。

早期台湾的环境运动，有很大部分的捐款来自于草根群众的小额赞助。但在后来，有些支持者因为NGO跟政党走得太近而离去，也有的是因为跟政党离得太远而离去，反而左支右绌。后来政府部门大量的“环境教育、论坛、调研、公众参与、志愿者培训”等计划，成了很多团体的主要经费来源。虽然很多NGO仍然能坚守持续监督批判政府的角色与态度，但也因此日渐养成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募款的自主能力也就无法建立起来。因此，台湾的环境运动未能在台湾社会解放的黄金十年中植根于公民社会，建立起民间与NGO的有机互动，同时，也错失机会开辟新的路径，尤其是对政府以及企业的态度与做法。

台湾9·21大地震时，出现了一些令人争议的现象。譬如当时的一些民营媒体，成立了“基金会”，向社会大众募集捐款，然后他们用这些钱到灾区作选择性的捐助，并在过程中报道出一些“动人的故事”，而这些报道又让这个基金会获得更多民众的捐助。这仅仅是消费了弱势议题，却让很多真正的问题没有被拿出来讨论、检讨。而真正着力介入这些社会议题的NGO，反倒资源减少，他们的好的主张也被忽略。

这样的情况不是单一案例，越来越多的媒体企业综合体都开始这样做。NGO面临资源被瓜分、正当性被弱化、发言权被削弱的危机。台湾社会运动的状况不像韩国的社会运动，韩国的社会运动没有绑在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人物身上，因此韩国政权可以一直轮替，政治人物可以换来换去，但公民社会却一直在那里。政权更迭没有形成严重的影响，而且一直很有活力。可是台湾过去的十年，这个公民社会已经空洞化了。因此，虽然威权不再，但却是商人决定。造成这样的局面，就在于没有真正厘清运动与政权的关系。

台湾小区运动里的公民意识，对经济活动的另类思考，小农、社会型企业的培育，其动力可能还是在民间社会里，在于积极面对与政府以及市场之间的相对关系。尤其在推动社会领域的民主化，在社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如何与不同利益关系者，确立博弈的游戏规则、博弈的方法、博弈的相对力量等等，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企业不是政府，所以NGO应该努力让企业变成进步、负责任的民间组织；政府也不是企业，所以NGO应该努力监督政府行事要符合公共利益与社会公益。台湾NGO的朋友，的确意识到不能依靠一个政党、一个政治人物，也不能只怀有善意地期待企业变成善人。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NGO得到民间大众的认同与支持，思考一个不一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现有的这种剥削自然、拉大贫富差距、只注重账面上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思考如何发展培养出能与政府、企业平起平坐的互相博弈的能力，并争取社会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搭建出公众多元参与并具有聚积力量的框架，一个动态社会的真正和谐也才可能会形成；而台湾的NGO与公民社会的发展路径，也应该会有新的方向与活力。

（作者单位：绿色和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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