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国：全球绿色政治的历史谱系

自1972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全球环境合作已经走过了37年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环境问题从过去的技术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又从最初的低政治议题转向高政治议题。随着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哥本哈根）会议的临近，绿色政治更是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可以说，人类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从过去的工业文明走向了生态文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为特征的绿色经济和政治已经成了进步和发达程度的尺度和代名词。

绿色政治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一方面是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使然，另一方面与各种力量的推动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全球环境政治的发展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普通民众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是各国政府。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是政府间合作平台，它提出的一切议程最终都要经过各国政府的确认和实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种行为体也是靠影响政府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环境政治抱什么态度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同时还取决于不同社会力量对执政党的影响程度。如果说社会主义思想从西欧传播到世界各国离不开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贡献的话，那么绿色政治思想能够成为今天各国政府的共识，也同样离不开绿党的推动。

绿党的主张及其发展

绿党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并对国家政治议程产生重大影响是发源于西欧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欧各国都相继成立了绿色政党（尽管名称有所不同）并参加各级选举。之后不久，大部分西欧绿党都获得足够的选票进入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各级议会。到90年代后半期，芬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绿党相继与其他左翼政党合作，组成全国性的红绿联合政府而成为执政党。其中德国绿党的政治实力最强，1983年，在与德国社民党联合组阁时，15名部长职务中绿党担任了3名，绿党领袖约施卡·菲舍尔还担任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要职。此外，绿党还积极参与了欧洲一体化建设，成为欧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近几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总体力量一直名列第三，仅次于欧洲人民党党团和社会党与民主党进步联盟党团。在欧盟委员会，也有绿党成员担任欧盟委员职务。

西欧各国绿党取得的政治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绿色政治力量，他们纷纷效法西欧绿党的做法，成立了本国绿党并参加选举。为了加强各个绿党之间的联系，形成整体的力量和政策，绿党效仿社会党国际的做法，开始进行横向联合。1993年成立了欧洲绿党联盟。随后，在美洲、非洲和亚太地区都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绿党联盟组织，在此基础上，2001年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同时成立了全球绿党协调和全球绿色网络两个组织。前者是各国绿党之间的政策协调性组织。后者的范围更广泛一些，既包括各国绿党，也包括非政党性质的绿色社会运动团体。目前，全球绿色网络联络着79个正式成员和7个观察员组织。其中非洲绿色网络19个成员，美洲绿党联盟11个成员，亚太绿色网络14个成员，欧洲绿党联盟35个成员。

绿党的生命力在于它提出的生态主义哲学观和一整套绿色政策主张。绿色哲学对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突出生态中心。从这一哲学观出发，绿党提出了自己所要追求的绿色价值，包括生态优先、人权、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等内容。其中最能体现绿党创新的是它的生态优先价值。就是要以生态可承受能力为准绳，重新调整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放弃人口和经济的无限增长，减少人类生存对自然的压力。

根据这些理想和追求，绿党制定了自己的各项政策。在经济上，主张变革经济理性，根据社会实际需求而不是为赚钱组织生产，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废止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的指标，代之以更能准确测量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平等程度的指标。限制甚至废除商品广告；调整经济结构，淘汰浪费资源和高污染产业，发展清洁节能产业。通过行政、立法、税收、财政等手段严格限制环境污染。征收生态税，限制化学农药、转基因技术和各类催肥剂在农牧业生产中的使用；限制过度的经济（包括旅游区）开发，保护野生动植物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减少工时增加就业；修改法律切实保护妇女、移民、同性恋者、妓女等社会弱者的权利。在对外政策上，主张裁军，废除核武器，反对战争。主张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帮助其尽快脱贫，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开发。

这些思想和主张是以往传统政党所不曾关注的，它体现了时代的最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政治体系中的不足。

绿党与欧盟政治经济的绿化

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至今仍然属于边缘性政党。过去曾一度上台执政的几个欧洲绿党目前也处于在野地位。但它对欧洲政治经济议程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正是由于绿党的推动，欧盟国家才成为全球环境政治和环境经济技术方面的领军者。

绿党通过参加各级选举的竞选活动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这也是一个对选民进行绿色思想教育和绿色知识普及的过程。在绿色政治高涨时期，绿党的一切活动都成为西方媒体的追踪热点和关注焦点。经过长期的反复宣传，绿色思想在欧盟国家选民中已经深深扎下了根，绿色成为一种时尚。绿党政治的第一个作用点是培育了欧洲的绿色选民。

选民的绿化，使得传统政党的选票越来越多地转向绿党。这一形势迫使传统政党不得不改变其排斥绿色政治的态度，转而将绿党提出的思想主张纳入自己的纲领。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偷走绿党的衣裳披在自己身上。

首先进行绿化的是左翼政党。德国社民党改革派代表人物拉方丹于1985年出版了《另一种进步》一书，提出要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社民党新的奋斗目标。从而引发了党内“生态优先派”和“增长优先派”之争。经数年讨论，社民党在1989年12月柏林特别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生态目标优先的新党纲和红绿联盟新战略。拉方丹随后当选为社民党主席和总理候选人。正是依靠这一战略，社民党才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夺回了丢失16年的政权。在红绿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中，绿党倡导的新社会运动议题成为重要内容。英国工党因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而闻名于世，并依靠这一理论重新上台执政。但无论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还是工党理论家吉登斯，其思想体系中至少有一半内容都与绿党提出的主张类似。

欧洲右翼政党对绿色政治的排斥远胜于左翼政党。但面对中右翼选民对环保思想的接受，也不得不作出纲领调整。从1985年开始，英国保守党理论家沙利文和佩特森等人就纷纷发表文章，阐述环境转向的必要性，并奉劝撒切尔政府要尽早采取措施应对绿色政治挑战，因为未来争夺绿色选票将是决定左右翼胜负的关键。在党内改革派的呼吁下，保守党政府最终采取了行动，于1988年成立了由撒切尔首相亲自担任主席的内阁环境委员会，并相继出台了《我们共同的遗产》环境纲领和《环境保护条例》等重要政策文件和法律。

德国社民党和英国保守党的绿化，只是西欧传统主流政党吸收绿色政治思想和主张的一个缩影，在西欧绝大多数国家，传统主流政党都经历了这样的转折过程。这是绿党政治的第二个作用点。

第三个作用点是推动了环境立法和环保制度建设。绿党进入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后，提出了大量的环境立法议案，其活动能量远远超过了他们占有议席数量的比例。一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评论说，“在欧洲议会，我们从绿党那里听到的东西最多……在欧洲议会，他们是个小党团，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小党团。”在上世纪80、90年代，绿党影响力较大的环境委员会是提出议案最多和立法工作量最大的委员会。绿党在环境立法方面的超常能量源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绿党成员非常善于利用各种立法程序和游说手段，采用了很多富有创意性的措施来推进环境立法。二是在西欧一些国家传统左翼和右翼政党势力相当，但又都无法构成单独执政所需多数席位。这样，与第三大党的结盟立场就成了决定哪个主流政党能上台执政的关键。比如在德国和法国，如果没有绿党的支持，社民党和社会党上台执政就非常困难。绿党正是利用这样的有利地位，迫使联盟伙伴作出较大的让步，在执政期间更多地关注绿党所提出的议题。三是上台执政的绿党大都担任了环境和公共健康安全方面的部长，他们利用掌握国家权力的机会大量推进了环境立法和相关制度建设。

目前欧盟国家制定了世界上最超前的环保战略，建立了最完善的环保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执行监督机构。在这些战略机制的推动下，欧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在国际舞台上，前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所倡导的环境外交成为欧盟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与绿党的长期努力分不开的。

全球绿色政治升温的背后

进入21世纪后，世界面临着能源短缺、粮食危机和气候灾害加剧的严峻挑战，这些问题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生存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一背景下，环境政治再次升温，世界政治主题和国际秩序格局特征正在围绕着资源环境问题而进行着重组。

从国际合作层面看，无论是G8、G20峰会，还是APEC这样的地区一体化机制，甚或是G2（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这样的双边机制，环境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各主要大国目前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场围绕着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瓶颈而展开的发展模式调整。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应对被提升到战略高度，成为大国间争夺21世纪世界领导权的竞赛场。

日本于2002年颁布了《能源政策基本法》， 2006年又出台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文件。这些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能源结构的多元化、自主化和高效能化，确保日本中长期能源供应安全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1月13日出台了《能源安全和整体行动方案》。在当年12月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会议上，各国就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达成一致。提出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三个20%的中短期目标：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节能20%，使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目前的7.4%提高到20%。到2050年，在整个欧盟内实现无碳发电。

美国一向被视为全球环境合作的绊脚石。小布什政府带头退出《京都议定书》，给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随着奥巴马上台执政，美国政府也开始打出环境政治牌。如果说奥巴马政府执政半年多来有什么新的创意的话，那就是竭力推行“绿色新政”。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提出要增加清洁能源投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目标和实施方案。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方案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0%的具体目标。

在这场绿色政治的角逐中，中国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议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发展模式变革。发展思路从过去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虽然只是顺序的改变，但却体现出是发展第一还是环保第一的重大战略转折。

这场全球性的“绿色革命”唱主角的是各国政府，但绿色政治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背后仍然与绿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国际舞台上率先挑起绿色竞赛的是欧盟国家。而欧盟国家的绿色政治经济优势源自于绿党的长期绿色改良。经过多年的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欧盟国家在环保和节能技术方面形成了相对竞争优势。这一优势使得欧盟成了全球环境政治和环境经济的领头羊。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欧盟一直靠打环境牌来争夺世界领导权。这一战略的直接结果就是推动了国际环境合作的不断升级。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环境合作体系中，欧盟国家始终是最积极的推动者。无论是臭氧层保护合作机制，还是气候变化合作机制，或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机制，欧盟国家都提出了最高的环境治理目标，并相应承担了最多的国际义务。如果没有欧盟国家的强烈要求和积极推动，国际环境合作日程将大打折扣。

“绿色代表未来”，这是绿党最先提出的口号。欧盟国家把这个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掀起了绿色产业竞争。尤其是绿党上台执政时期，提出了征收燃油税，提高汽车能耗标准等一系列立法举措。这些措施使欧盟国家的汽车产业和能源产业形成了相对竞争优势，而美国的汽车产业开始衰落。直到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才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环境政治方面所持立场不仅仅只是环境问题，而是一场全面的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竞争。意识到这一点的奥巴马总统不甘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强调，“哪个国家如果能够在开发新能源方面领导世界，哪个国家就能领导21世纪的全球经济。美国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美国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全球绿色政治升温也是各国绿党和各种环保运动力量从国内推动的结果。全球80多个绿党和绿色团体通过参加本国的各级选举活动而将绿色思想主张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即便是在绿党力量受到异常压制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也出现了纳德尔和辛西亚·麦金妮等绿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虽然是民主党人，但也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环境政治推动者。他因拍摄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环保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以及为推动全球环保事业做出的巨大努力而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一道，共同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这些绿色力量的推动下，美国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绿色政治土壤。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十多个州，州政府已经率先发起了本州范围的绿色革命，其标准和进程都高于奥巴马政府在联邦层次出台的政策。

在欧盟，各国绿党和欧洲绿党联盟对重大的环境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立场主张，并对本国政府、欧盟机构、八国集团峰会以及联合国等多边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游说活动。比如当欧盟委员会提出三个20%目标一揽子政策方案时，欧洲绿党联盟对该方案没能提出减排30%的目标提出了批评，同时还对法德两国降低汽车排放标准进行了谴责。呼吁“欧盟领导人必须坚定立场，反对那些要使欧盟推卸责任，不去发挥应对气候变化领导作用的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方会议期间，全球绿党联盟发表声明，呼吁“工业国家必须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要承诺在199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减排至少30%，到2050年至少减排80%”。这些主张虽然不会被各国政府所直接接受，但它所营造的社会舆论气氛会对各国政府的政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全球绿色政治的升温首先是传统的工业文明走到尽头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哲学智慧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产物。但是，从过去把发展与环保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转向将二者统一起来，把环保看作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思维模式，这一过程的实现不能抹杀绿党从政治运作角度的积极推动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当20多年前绿党提出绿化政治和经济，绿色不代表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倒退，反而是推动新型发展模式的动力这一口号时，当时的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把它看作是绿党一党之私的狂想和政治欺骗。而如今，这些思想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政治实践。当我们在新的世纪步入生态文明的门槛时，不应当忽略和忘记绿党给人类所带来的思想和主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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