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凯龙：狂欢中的生活与信仰

这样的场面，恐怕谁见了都不会忘记。

天上惊雷滚滚，暴雨如注，地上升腾的烟雾与天边的雨云相接，雨点伴着鼓点，锣声杂着雷声，一支蜿蜒数公里的游神队伍冒雨在街上行进。人行道上站满了手捧神香银纸的百姓，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焦急地等着游神队伍的到来。当望见两顶神轿自远而近时，他们不顾脚下的积水，一齐屈膝跪下，对着神像磕头不止，其投入与虔诚的神情，令人震撼。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这种活动为什么有如此的法力使得民众如此虔诚，如此热情，又如此投入？

双忠圣王出巡——潮阳民众的狂欢节

这一天是2009年3月7日（农历二月十一），这个热烈的活动是广东汕头市潮阳区棉城人举行的“双忠圣王出巡”活动。所谓“双忠圣王”，就是在唐朝安史之乱中为镇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城而捐躯的张巡和许远。“双忠圣王出巡”，是一项自明代嘉靖年间延续至今的民俗活动，一般十年举行一次，2009年这一次是自1949年以来举行的第四次。

由棉城数个供奉双忠圣王的祠庙联合举行的本次活动，可说是万人空巷，举城若狂。整个游神队伍长达8公里，有近8000人参加了巡游队伍，其中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92岁。而各个街区设在路旁的祭坛、沿途各家铺户的祭桌，以及在路边迎候祭拜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

这样的活动，虽说是巡游，却也暗含着竞赛的意思。参加活动的各个祠庙，在这一天都会抬出自己庙里供奉的神像，并派出代表自己水平的仪仗队、文艺表演队护送。而在参加仪仗队和文艺表演队的民众之间，也会自觉地进行相互的攀比和竞赛。这些由祠庙组织起来的普通民众，一旦进入巡游的队伍，就会花大力气认真准备自己的装扮和表演，要以自己华丽典雅或者别有特色的装扮以及精彩的表演，将别的祠庙派出的仪仗队和文艺表演队比下去。因此，每次巡游中的仪仗队、文艺表演队总会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比如说现在巡游的美女就可能是穿旗袍、戴墨镜的打扮——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而在下一次的巡游中，美女又一定是其他的打扮了。像这种民间祭祀活动中的表演，往往就是随着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地在其中注入新的生活元素。显然，巡游中的娱神与娱人都是同样重要的。游神中暗含着的“审美竞赛”，也充分说明了民俗活动中所蕴含着的狂欢底色。

只是，形式可以随着人们审美标准的变化不断创新，但游神队伍的基本结构很少变化，不同祠庙巡游过程的顺序也大同小异。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披红挂绿的车辆——现在大多数都是用摩托车开道。接着是各祠庙的堂号令牌及写有“恭迎圣驾”“合境平安”的灯笼旗幡，紧随其后的是五个身着青、黄、赤、白、黑五色服，扛着“五锋旗”（五色令旗），迈着方步雄纠纠气昂昂的汉子；之后是一面面绣着“锦绣潮阳”、“地灵人杰”、“四海升平”、“风调雨顺”之类吉语的巨大锦旗。再往后，就是扛标旗的化妆美女和挑着“八宝担”的童男童女。

气势磅礴、喊声震天的英歌队，是这队伍中最热闹的一群。“英歌”脱胎于古代傩戏，在千百年来的变化过程中，也参照了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的造型，形成了独特舞蹈表现。在英歌队伍之后，是与“英歌”齐名并号称潮阳三宝之一的笛套音乐。笛套音乐是南宋小朝庭南逃后流落在民间的宫廷雅乐。这种宫廷雅乐，如果寄生在宫廷，恐怕早就失传，而如今它虽流落到民间，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与粗犷的“英歌”合在一起，反而别有生机。在民间狂欢中，所谓雅与俗，是几乎难以分清界限的。庄谐杂陈、雅俗共赏，也是民间狂欢的一大特色。民间的祭拜活动，总是能以其充沛的活力，将庄重与诙谐、大俗与大雅融会在同一个场景中。

队伍在继续前进，再往下就是由真人扮演的“活景”了——这里面居然还有一身戎装的文天祥。在经过前面隆重铺垫之后，祠庙地供奉的“双忠圣王”的神像终于出场了。他们在一大群古装长老护送下，坐在十来个大汉抬着的金碧辉煌的神轿里浩浩荡荡而来。他们的到来，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开篇那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幕，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此时，无论是巡游队伍中的民众，还是四周围观的百姓，都投入到自己在此刻所扮演的角色之中，完全沉浸在与神同乐的气氛里，共同体验着这种集体狂欢对于精神世界的冲击。

朴素信仰的心理积淀

双忠圣王出巡在各地都有流传。但潮汕的双忠圣王出游，无论在参与人数、活动规模，还是整个巡游过程结构的完整性上，在全国都是难得一见的。只是“双忠圣王”的睢阳之战，与南海之滨的潮阳相去不啻一万八千里；而张巡为邓州南阳人，许远是杭州盐官人，他们也与潮汕非亲非故。为什么在一千二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为保卫唐王朝而殉难的古人，却会得到南海之民如此热烈的崇拜呢？

故事说来话长。在唐代元和年间，经韩愈所作《张中丞后叙》的鼓吹，张巡、许远因睢阳之战而成为“忠义报国”的楷模，不断得到历代帝王的册封，在官方及民间祀典中享有正统而崇高的地位。而韩愈在写下此文后不久，自己就因谏迎佛骨被谪来潮。韩愈到潮八月，兴教化，驱鳄鱼，祭湖神，会大颠，影响所及，使山改姓（韩江韩山），祠木易名（韩祠韩木），潮人视之如神。有趣的是，无论在潮汕，还是在睢阳的民间传说中，都流传着张巡、许远二人的英灵在得知韩文公在潮汕“庙食百世”之后，“翩然被发下大荒”，来到韩公英灵所在之地与韩公作伴。潮阳的双圣崇拜，充分说明了现在的潮汕文化与古代中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许是因为这悠久的渊源，潮汕的二圣崇拜也经常与对韩愈的祭拜搅在一起。而文天祥之所以也常出现二圣巡游中，则是因为文天祥生前与元军最后一场血战发生在潮阳谷饶小北山麓。在此役之前，文天祥曾祭拜过“双忠祠”，并作《谒东山双忠庙·沁园春》词。鉴于双忠公与韩文公、文山公的这种特殊关系，后人遂在“双忠祠”两侧增建祭祀韩愈的“韩祠”和祭祀文天祥的“大忠祠”，并使“二祠岁祀并如双庙之仪”。因此，“双忠圣王”崇拜，名义上祭拜的只是张巡和许远，实际上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内容。这也非常符合民间崇拜的普遍规律。如同其他的“箭垛型”人物一样，人们在张巡、许远这两个人物身上，也附加了诸如对于悠远绵长的中原文化的尊崇，对于讲忠义、重节气的民族英雄的敬重等等。

双圣的崇拜，在民间又是与灵异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林大春在《重建灵威庙碑》和《潮阳县志》中就记载过这样的故事。明代嘉靖癸亥年春，倭寇来犯。在倭寇堆积薪火准备以火烧潮阳城之时，守城将士祷于双忠像前，请得反风。过了一会儿，风向果真掉头。这样的灵异故事，放在今天也许就当不得真了，但这种“护国佑民”的灵异故事之所以能一直流传至今，显示的是当地人对于忠义、对于节气、对于守邦卫土的朴素信仰。这种朴素的信仰积淀在百姓心中，便是使双忠公的香火逐渐遍及潮汕，以至“穷乡僻壤皆有庙”。据统计，仅潮阳首邑棉城，就有东山祖祠、双忠行祠、塔馆双忠书房、龙井双忠庙、平和岭东古庙等祠庙；而这些祠庙自明代嘉靖年间开始联合举行的“献奠如帝仪”的游神活动，也就成为潮阳人的狂欢节日。

在这样的狂欢节日中，无论是倒头便拜的百姓，还是路过旁观的观众，都会被这队伍中洋溢着的蓬勃生命力所感动。这种大型的巡游，都是由各个祠庙自发组织的。参加到巡游队伍，可以说是无尚的光荣。于是，无论是跳英歌、吹笛乐那些包含了技艺传承内容的队员，还是扛锦旗、抬大轿的出苦力的汉子，抑或那些精心打扮要出彩夺目的女子……这些人，走出队伍，或许就是街边的小贩，种地的菜农，而行进在队伍中，所有人都因为在这一刻与神灵的通感而倍觉荣光。或许正因为这种来自神灵的暗示，巡游中总是充满了有创造性的表演。无论是那尽显阳刚之气的英歌表演，还是普通民众装点一番就全心投入的文艺表演，这些，都因为其间洋溢着的充沛热情，而让观者热泪盈眶。

朴素的信仰会导致热情的参与，反过来，热情的参与也会加深这朴素的信仰。民间祭拜的游神活动，有如狂欢，一代代普通的潮汕民众，也就是在狂欢中吸纳本民族的精神理念，体察世代相传的基本道德情操。

日常生活的精神信念与道德的自我提升

“双忠圣王”崇拜，只是潮汕民俗生活中的一个个案，但并不是特例，类似这样的民俗活动在潮汕一带可谓数不胜数。清人蓝鼎元就曾大发感慨，说潮汕“庙祀多而迎神赛会，一年且居其半”！这些庙祀的神灵，有很多是来自中原的；而且一些已在原生地式微甚至失传了的，却在潮汕留了下来。比如说祭神农氏的“神农坛”，祭字祖仓颉的“字祖庙”，祭大禹的“水仙庙”，祭助大禹治水的伯益“伯爷公庙”，祭晋国高士介子推的“圣王庙”，祭齐国大夫晏婴的“晏侯庙”，祭晋朝名医吴猛、许逊的“真君庙”，祭宋太祖赵匡胤的“太祖庙”，祭宋末二帝的“宋帝庙”，祭陆秀夫的“陆公祠”，祭郑和的“三保公庙”等等。不难看出，民间祭拜中的偶像，仍然是那些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国家的先贤和民族英雄。一般而言，这些祠庙每年都要在神灵成道日，或在春天的二月择日举行“祭社”等游神活动。有些如潮阳谷饶纪念文天祥及部属的“祭宋大元帅”活动，一年要举行三次（春、秋二祭和中元祭）；而像双忠圣王这样多祠庙联合举行的超大型游神活动，则数年举行一次。

作为南迁中原仕族中走得最远的一支，有“河洛人”称谓的潮汕人，对自己祖居地文化确乎是一往而情深，对跟随他们一路南来的神灵，他们一个也不愿意随便放弃，这便形成了今日潮汕庙宇林立、神灵众多、迎神赛会“一年且居其半”的文化奇观。这种现象，恰好符合文化离开源头愈远，则保留原来形态愈完整的一般规律。来到“蛮荒”之地的中原人，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主张，强化自己的文化习俗，凸显自己的文化特性，才能在土著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包围中，凭借自己的文化优势，同化和融合其他文化而形成新的文化——潮汕文化。这一文化迁移的朴素规律不但适应于中原人向潮汕迁徙，也适应于潮汕人向海外的迁徙。在海外唐人街、在华人社区等等那些倔强的潮汕人，也是这样将自己的生活习俗，强行贯彻在自己社区的生活中的。正是这种对中原文化的尊崇，对于正统中原文化的继承，使潮汕文化有了强硬文化底色，这种强硬文化底色使潮汕人在面对异域的强势文化时，仍然能兼容并蓄而不丢失自己的文化本性。

这种民间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神灵祭拜活动，在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新时期以来，在民间才得以慢慢复苏。在这个复苏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像这样的游神祭拜，虽说有着神灵、鬼怪等超自然物的痕迹，但这些超自然景象，早已经与现代生活并行不悖。神灵祭拜活动，更多的是体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需求，体现了民众的朴素信仰，也体现了民众朴素的道德要求——而这些要素，构成潮汕民俗活动的主要内容。

这种活跃的民间游神、祭拜等活动，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有很浓重的心理暗示的。潮阳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潮汕民性中，潮阳人向以 “尚义”和“果敢”著称。这种强悍的性格，是与民间崇拜不无关系的。在祭拜那些有着崇高道德、坚定信念的英雄的过程中，在游神的行列中，一方面，他们吸取了大义与道德，另一方面，这种对神灵的虔诚，也给了他们面对多舛命运的果敢行动力。潮汕近海，而终日在海上的渔民，其生存可以说就是和命运的赌博。不难想象，那些终日漂荡于海上的渔民，那些下南洋讨生活的潮汕人，这种与神灵的沟通，给了他们多少心灵的慰藉。即使在今日，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缭绕在潮汕人饭店门口的烟雾，又给了他们多少在竞争中坚持的信念？

除去对日常生活的激励，游神与祭拜活动当然也是在宣扬一种道德评判。正如上文所说，民间祭拜的神灵，多是那些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国家的先贤和民族英雄。这其中隐含着的道德评判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作为本地一项具有长期性、广泛性、渗透性的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潮汕一带的神灵崇拜及信仰的流传和延续，也是一直行使着教化的功能，感发民众的“忠义之气”。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对塑造族群性格及形成文化心态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人们在传承这些古俗的同时，这些古俗又会反过来陶冶和教育人。这一点，连清代雍正年间曾经在潮阳雷厉风行“毁淫祠”的代理知县蓝鼎元也意识到了，他在《文光双忠祠祀田记》言：“余唯潮俗多淫祠，自昌黎公建邦启土而外，独双忠、大忠为正。大忠祀宋丞相文文山先生，双忠祀唐雎阳张、许二公，皆可使百世下闻风起懦，维千秋纲常于不坠者也。”（见《潮阳县志》卷九）——良哉斯言！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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