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0年代末—1980年代,“文史哲话语”是当时公共讨论的主力。对文革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对未来世界的憧憬,集中运用了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话语,当时的学界名流多是美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极少有经济学家在内。而从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经济学话语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在捍卫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斗争中壮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在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大氛围中逐渐发展,并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初期的“文史哲话语”。学界名流中,经济学家的人数迅速上升,而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则从社会焦点中渐渐消失。2001年中国入世,更是将经济学话语推向媒体舆论的顶峰。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概念框架、运思技艺,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依据。某种程度上,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情绪、一场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它深入乃至统治着我们的人心,影响乃至重塑着我们的民情。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远远不止是一门单纯的社会科学。
30年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逐成定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其最初的内涵、作用已大大不同了。中国人日常需求的满足,已主要倚赖于企业的连续性经营供应。经济学话语与中国宏观改革的关系随之而淡化。另一方面,经济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中国巨型社会变迁所面临的新问题,都对经济学主流话语的解释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尽管金钱观念深入人心,但资本力量的无情冲击也让人颇多痛感。人们发现,物质餍足未必是生活幸福的保证。而市场逻辑自然导向的社会分化,更让人对经由普遍竞争导向普遍富裕的梦想产生幻灭。且不论,在转轨语境下四处可见的特权/身份与产权/契约的怪异结合(秋风将其归结为60年来官方经济学与商人经济学的合流)。正是因为这些缘故,经济学话语遭到颇多诟病,逐渐淡出公共领域。为此,我们组织了此次笔谈,邀请体制内外几名活跃的经济学研究者对此做出反思。
在笔谈中,莫之许分析,主流经济学淡出公共领域,正是其话语在中国体制内外同时失势的结果。经济学话语不再是自明的普遍性知识。改革之初,经济学家曾带有“先知”与“布道者”的神秘光环,随着经济学卡理斯玛的日常化,随着经济行政日益的官僚化,经济学“导师”角色的隐退就只是时间的问题。如皖河所说,中国自此进入“后经济学时代”。经济学一旦被官僚科层体系内化,经济学家曾所占有的神圣地位就将无疾而终。而经济学一旦成为引车贩浆者流的行话俚语,也将意味它“不再时髦”(张晓晶语)。更不必说,人们已经学会运用经济学的武器尽揶揄与嘲弄之能事。
梳理并回顾这个过程,并不是对经济学展开情绪化的道德清算,而是对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重新反省。冷静评估其历史得失,我们期待未来中国的公共讨论能够建立在更为健全、理性、坦率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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