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经济学帝国主义与单面人

经济学的繁荣与萧条

经济学成为显学似乎很久了。但真的算起来，在中国恐怕也不过30来年的时间。这和改革开放的时间基本一致。这不是巧合。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人们才可以公开地关心所谓利益的问题，甚至是一己的私利。由此，从上到下，中国对于经济学(家)的关注开始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然而，经济学的时兴也并不是没有曲折，就像很多当红的明星也会遭遇负面消息困扰一样，经济学在其红火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挑战。如果说经济有繁荣和萧条，那么经济学也一样，此一时彼一时。有一个时期，经济学被指缺少人文关怀，关于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尽管至今也还没有定论，但通过争论大家基本明白了，光有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这样的总量概念，而不去关注到底是哪些人分享到了增长的好处，或者这样的分配到底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将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于人文关怀的漠视，甚至道德沦丧，都归咎到经济学(家)了。这是第一波挑战。这一波挑战意味着，经济学的胸怀还应该更宽广一些，除了对于利益与财富的斤斤计较，还要有人文关怀，特别是对于底层百姓民生的关怀。

如果说经济学的第一波挑战基本上属于“修正主义”的阶段，那么第二波挑战就是革命性的了。次贷危机以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让人们对于经济学的科学性甚至“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这样一种对于危机无法预知、并且对于危机还负有责任的经济学，怎么能够再体面地存在下去呢？连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都在质问：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危机)？这个时候，即便是一些领军的主流经济学家也都开始反思：经济学尽管“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是问题多多，需要有根本性的变革了。

当然，发展了几百年的经济学不可能在这次危机中轰然倒下。经济学曾经历过很多的繁荣与萧条，经济周期往往伴随着经济学的周期。历次大的经济危机总是会带来经济学本身的危机，同时也带来经济学的变革。从这个角度，认为危机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为过。

然而，即便主流经济学在经历了这次危机之后能够脱胎换骨，痛下决心革自己的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我们真正的困惑在于：将经济学奉作解读世界的圣经，仅仅以经济学来剖析这个世界，能行得通吗？

唯经济学的合理性

经济学的时兴或唯经济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摆脱不了经济性的目标，特别是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目标。然而，纵观历史，增长并不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而只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按凯恩斯的说法，从有史记载的最早时代——例如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公元18世纪，生活在地球上文明中心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改变。研究现代增长理论的学者们也公认增长只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那么，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又在追求什么？是不是增长目标之外的更多的精神价值呢？

大凡看到物欲横流，人们总会想到过去。看到今天的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GDP竞争，人们也一定会想起过去可能有的美好时代。无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维吉尔的田园诗，都成为某种标志性的回忆。人们猜想那个时候尽管物质生活并不很丰裕，但精神生活很富足；越是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追求越可能丰富多彩。不过，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价值的分离，实际上只是一种想象。因为，追求精神价值的仍然是那些富足的贵族或奴隶主，而普通百姓还是为柴米油盐忙活，哪里顾得上什么精神？

可见物质基础很重要，经济增长很重要。并且，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的时代，你想不关注增长都不行。比如：在一个远离市场化的群落，这里的人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的价值取向可能完全是精神的（有人认为以前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市场的边界在扩大，市场在侵蚀这片土地，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了市场化，人们有了比较，原有价值标准开始分裂。市场化之下，哪里有净土？这里决不是说市场化不好（这完全取决于大家的价值标准），更不是说市场化导致了价值追求的堕落，只是强调，经济市场化也好，经济全球化也好，正在将多元价值标准转变成一元价值标准：那就是经济增长或发展胜过一切。一个群落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明也是如此。存在着全球竞争的压力的情况下，唯有增长，唯有强大，才可能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经济力量在统一全球的价值观。无情的经济逻辑在驱动着世界发展的进程。

“唯经济增长”确实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超越增长，因为增长是民生幸福的必要条件，并且增长还能带来很多积极的道德后果。哈佛大学教授本·弗里德曼在其大作《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中文版由人大出版社于2008年推出)中指出，我们所期望的自由、民主、宽容等高尚的道德，正是经由增长带来的。我们应该继续为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奋斗。因为追求在财富上超越我们的父辈，这一过程在道德方面的好处如同物质方面一样多。比如，这会对社会上层产生一种财富效应。凯恩斯说，某人对其银行账户采取“暴政”，远比他对邻居这么干要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伦敦的财富增长当年是怎样地吸引了英国贵族，使他们放弃了其领地上的军队和彼此间的战争，而一心在伦敦社交界和宫廷占有一席之地。一个正在迅速富裕起来的社会，其上层会将精力集中于获取财富，即对物、对自然的权力，而不是对人的权力。弗里德曼总结道，如果你想要得到各种非经济方面的好处，比如机会的开放、宽容、社会稳定、公平、民主等等，经济的快速增长能让你远为轻易地达到目标。

不过，即便我们认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还得反思一下用于衡量增长的GDP指标的不足。因为GDP并不能真正地反映百姓的福利水平。比如，由于公共交通太糟糕，美国人不得不买车，车辆的价值被计入美国的GDP；但欧洲的公交系统很发达且不是以它们对乘客的价值来计算，而是被算作了政府的成本。此外，美国将两百万人关在监狱里：建造监狱的成本和狱警的薪酬也被计入GDP；而这些投入到家庭及企业安全方面的资本与劳动，在欧洲就没有那么必要。还有，美国相对于欧洲更极端的气候——更寒冷的冬天（除了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和更炎热的夏天（除了华盛顿、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必然使取暖和制冷的支出增加，这也会增加GDP。如果仅仅从GDP角度，那么美国要比西欧强很多。但如果从福利角度看，结果会很不同。西欧人的工作量比美国人少25%，可他们的社会福利水平却只比美国人低约15%，并且他们的收入分配更平等、贫困率也更低。

当经济学不再时髦

回到前面的分析，唯增长也好，唯GDP也好，唯经济学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片面的。这个世界是个多面体，经济这一面尽管很耀眼，但也只是一面。当大家(包括个人、团体以至国家)都在追求增长、报酬、物质利益的时候，当这些完全以金钱衡量的事物成为人们行为目标的时候，经济学的分析当然就最为管用了。而一旦经济目标成为这个世界的核心目标，其他的一切，便都是这个目标的派生物了。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帝国主义可以盛行。因为，无论你有多少超越经济、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目标，经济学总是可以将这些转化成经济目标，甚至荣誉、利他、爱恨情仇都可以货币化。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异化。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叫《单向度的人》。今天的世界，不正在由一个多彩的世界变成一个单向度的、纯经济的世界吗？

当然，世界的异化并不能算是经济学的错，它不过是在解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然而，世界潮流是会变的。古希腊时代，哲学统治一切；在中国的唐朝，写诗作文的水平最为人看重；而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还显得那么“纯真”，并不懂得经济至上的意义。从今天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再往后会怎样？我很欣赏凯恩斯在他的《劝说集》中的话， “当财富积累不是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将有巨大改革。我们将能够摒弃许多假道德准则，它们已经压迫了我们200年。”

如果说经济学的兴起与繁荣和财富积累的社会重要性密切相关，那么在财富积累、经济增长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经济学恐怕也就不再是显学了。我很愿意相信，当经济学不再时髦的时候，也将是人类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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