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琦：草根007颠覆精英想象

大概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好莱坞的形象在中国白领的眼中严重缩水的缘故吧，作为好莱坞的经典形象之一，新一代的007在推出之后，颇不得国内白领的好评。外形上，没有了肖恩·康纳利的成熟、罗杰·摩尔的幽默和皮尔斯·布鲁斯南的强壮文雅，皮糙肉厚的丹尼尔·克雷格的扮相和表情都颇似《来自俄罗斯的爱情》（这是迄今为止公认的007系列最高水平的作品，因肯尼迪的青睐而蜚声四海）中那位反派杀手；举止上，新一代的007不再如前辈们一样不费吹灰之力拯救世界，虽然拳拳到肉的搏斗让动作迷大呼过瘾，但“血流满面”的造型却让老牌粉丝大失所望；装备上，名贵跑车和高科技武器在新一代007面前风光不在，倒是那把老式的PPK颇为抢镜，几有喧宾夺主的嫌疑；最让时尚达人不满的，便是新一代007居然穿上了登喜路，这个在国内颇为小资的品牌，置诸英伦，是要被老牌绅士耻笑为暴发户的。

堂堂大英帝国的王牌间谍却成为了“兰博”一级的草根英雄，也难怪众多粉丝大叫不满。

其实，007形象的“草根化”并不始于丹尼尔·克雷格。早在布鲁斯南时代，制片方把007挚爱的劳力士手表换成了欧米茄海霸，价格缩水了足有2/3，让人担心军情6处是不是资金紧张。服装虽然比登喜路好一个档次，也不过是意大利成衣厂的大路货，比原先缩水了一半以上——要知道，当年的肖恩·康纳利可是身着英国老名牌saville row手工定制的西装冲锋陷阵的。在布鲁斯南主演的最后一部007电影《择日再死》(Die Another Day)中，导演已经开始为007的草根转型做起了铺垫：开篇便让布鲁斯南被人出卖，体味了一番牢狱滋味。说到底，“草根007”走上银幕，不过是西方电影人顺应了观众的“反邦德”情绪而已。

好莱坞关注这种“反邦德”情绪由来已久。其先锋大概要数伍迪·艾伦在1967年拍摄的《铁金刚大破皇家夜总会》(Casino Royale)。不过，那时正是肖恩·康纳利大火特火的时代，恶搞流行元素本是伍迪·艾伦的特长。他恶搞一下007，算不上时代的潮流。

反邦德的真正高潮，应该始于2001年，始于第四代邦德布鲁斯南出演的《巴拿马裁缝》。片中，布鲁斯南被一位裁缝用假情报耍得团团乱转，整部影片既无性感美女也无超级武器，让人很难将其形象与邦德联系起来。有趣的是，第四代007布鲁斯南在被克雷格取代之后，立刻对邦德大放厥词，称之为“愚蠢的角色”。

随之而来的是2002年范·迪塞尔主演的《极限特工》。这位好莱坞性格影星不仅在做宣传时公然对邦德出言不逊，称其为“过气的垃圾”，更在片中大耍个性，又是光头又是纹身，又是摇滚又是吸毒，几乎处处都要和邦德形象作对。而有趣的是，正是范·迪塞尔这种“反邦德”的形象，让这部爆米花电影大卖特卖。

同年出品的《谍影重重》及随后的续集，将“反邦德”的高潮推向了顶点。影片中那位风靡全球的间谍伯恩自始至终挣扎于阴谋和权力之间，毫无邦德拥有一切、掌握一切的潇洒自如，更无拯救世界的梦想与能力。伯恩的三部曲，几乎就是逃亡的三部曲。虽然影片没有公开打出“反邦德”的口号，但女主角法兰卡·波腾特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谍影重重》称为“反邦德”影片，并称自己是“反邦德女郎”——从后面的续集来看，这个概括颇为准确，“伯恩女郎”个个智力超群姿色平庸，与热辣性感的“邦女郎”恰成鲜明对比。

“反邦德”潮流的此起彼伏、007形象从精英到草根的嬗变，反映了西方社会对间谍电影观念的流变，而潜藏在电影观念背后的文化意味的嬗变，更是意味深长。

邦德：“精英想象”的闹剧

詹姆斯·邦德是西方电影中一个不可绕过的文化符号。但这一符号，无论在电影中还是在原著伊恩·弗莱明的小说里，都是空洞、苍白而抽象的。相比于真正意义上的间谍小说和间谍电影，007系列更接近于“流行电影”和“畅销小说”。与《来自俄罗斯的爱情》相比，《西北偏北》《谍影重重》《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等间谍电影显然更值得我们反复品味。不知所措的罗杰（《西北偏北》）、疲于奔命的伯恩（《谍影重重》）和时刻深陷危险的吉宏诺夫（《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比战无不胜的邦德更能激发读者和观众的共鸣。间谍小说迷们会去搜集勒卡雷的《巴拿马裁缝》，会去体味福塞思的《豺狼的日子》，但即使最铁杆的邦德迷，也很难说清自己读过几本伊恩·弗莱明的小说。

实际上，即使在诞生之初，作为文学形象的007并不讨好。伊恩·弗莱明的处女作《皇家赌场》于1953年出版，次年4月的《纽约书评》便对这本书大骂特骂，称“本书的前半部是杰出的中篇小说，情节匪夷所思但充满想象力……但作者决定将此书拼凑成长篇，结果让疲惫的读者经历了一场陈词滥调”。第一部被搬上银幕的邦德小说《诺博士》，在1958年出版后更是骂声四起，保罗·约翰逊干脆称之为“最粗鄙的书”，并讥讽这部小说就是“中学生的性幻想加暴发户的虚荣心”。直到2008年，作家Geoffrey Wheatcroft在撰写《邦德产业》时依然对伊恩·弗莱明充满揶揄：“通常都是没多少才华的写手给大作家写续集，而007却把这一切倒过来了：严肃作家……都加入写续书的行列，估计伊恩·弗莱明本人知道了也会不解。”

评论对007的刻薄，恐怕部分要归功于伊恩·弗莱明的业务水平。这位最伟大间谍的创造者，作为情报人员的能力颇值得怀疑。二战时，伊恩·弗莱明曾经在牙买加赌场和德国情报官赌博，并把50镑的活动经费输个精光。这在当时是个有名的大笑话。不过，即使抛开弗莱明是个三流情报员的前提，我们依然很难将他的作品视为优秀小说。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承认，弗莱明的故事过于简单粗糙，一切情节似乎只是为了让邦德拯救世界的经历更舒服、更潇洒一点。邦德几乎从来不需要动脑筋，一切线索总会自动送上门来。实际上，连伊恩·弗莱明也称自己创作的小说是“打打啵，打打枪”（Kiss Kiss Bang Bang）的游戏文字。并不出色的文学形象居然成为经典的文化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平庸作家塑造经典形象，弗莱明并不是首例。阿加莎·克里斯蒂闭门造车的构思让雷蒙·钱德勒嗤之以鼻，精心塑造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也被刻薄的评论家讥讽为“最无趣的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个”，但这并不妨碍波罗和福尔摩斯成为经典。无论如何，福尔摩斯总代表着一种态度和生活方式，马普尔小姐、波罗先生的探案过程，也可以作为锻炼逻辑推理的有趣习题——虽然未必有用。那么，邦德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呢？

答案就是：白日梦。邦德能够给许多人，特别是“宅男一族”提供一个完美的白日梦。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男人：强壮的身体，迷人的外表，高超的智慧，即使从矿井深处走出来依然一尘不染。他生活的每一刻都充斥着刺激与香艳，美女名车环绕，工作如游戏般轻松，从来不会为钱发愁。他永远不会“一个人在战斗”，即使在原始森林的腹地或浩渺无极的太空，他身后依然有娇艳美丽的女秘书彭妮、法力无边能造出各种稀奇古怪道具的Q博士、威名赫赫的军情6处、女皇陛下以及大英帝国的光荣传统 ……一切一切都永远伴随着他。他永远不可战胜，永远能气定神闲地救英国和世界于水火之中。他被赋予了几乎一切特权，包括顶撞上司、擅自行动、沾花惹草乃至行凶杀人。邦德就是这样一个拥有一切，掌握一切的“高大全”，符合“草根一族”对“精英”的一切幻想。

从时间上看，伊恩·弗莱明小说走红的时代，恰好是西方逃避主义小说盛行的时期。在20世纪50～7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发展的平台期，社会生活的普通特征是稳定但乏味的，作为主流群体的中产阶层日复一日过着早九晚五的刻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读者对文学的需求变得浅薄而轻松。他们需要能让他们感到兴奋和刺激的小说，最好带点异国情调，让极少出门的上班族开开洋荤。小说的情节越轻松越好，越有趣越好，与现实生活最好不要有一点相关。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大量“逃避主义”小说应运而生，这类小说多以冒险、爱情为基本题材，主人公都过着不需工作而无忧无虑的生活，情节简单活泼，充斥着软色情的细节，都是纯粹的消费性读物。逃避主义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实际上通常都与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相去甚远，而且缺乏基本了解。弗莱明本人便和邦德毫无相似之处，他不仅没有邦德传奇的战绩，更没有邦德式的贵族生活——弗莱明早年没考上牛津，只上了个军校了事，中间还因为染上淋病而被母亲勒令退学，其情报生涯也乏善可陈。从他对邦德生活品味的描述来看，弗莱明对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接触有限——尽管今日不少弗莱明的粉丝依然津津乐道于弗莱明的贵族式生活——比如邦德最喜爱的伏特加马丁尼，实际上不过就是加了点酒精度数的马丁尼，偏于女士酒。基本上，关于邦德所有的情节，都来自于弗莱明的凭空想象。

说到底，007是缺乏现实基础的想象的产物。007之所以能够激发读者强烈的好奇心，根源在于读者和作者一样，都缺乏对“精英阶层”真实生活的了解。邦德走红的真实原因，不过是一个时代中产阶层的“精英想象”。用英国伯明翰学派研究者的话讲：“如果你要把自己想象成大人物，那就看007电影吧。”

安全焦虑与阴谋论：

精英想象的土壤

欧洲社会中产阶层“精英想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

第一部邦德小说《皇家赌场》诞生于1953年。这一时期，正是“麦卡锡主义”横行之时。麦卡锡主义者相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不断地对西方世界实行一场巨大的阴谋。这种“阴谋论”在当时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美国本土，遍及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由此而引发了西方社会中普遍的“安全焦虑”。

作为冷战的经历者、“间谍小说第一人”的勒卡雷对此记忆深刻。他在《间谍的疯狂——密探的秘密》一书中写道：“它（笔者注：指阴谋论情结，勒卡雷在文中称其为“超级病菌一样的间谍的疯狂”）是以集体形态增长的。而且总的来说是这个行业里自己培植出来的……我们的银行和金融系统会垮掉，我们的敌人会走进来，我们的公路和铁路系统可能会变成大灾难。”

在这种安全焦虑的影响下，许多人相信，在敌对的阵营中存在一个强大的、无所不能的情报系统，而这一情报系统正策划着惊天大阴谋。“安全焦虑”引发了社会对安全感的寻求，人们幻想自己国家的情报系统存在一个或多个超级英雄，他们拥有无穷的能力与智慧，可以战胜一切阴谋与罪恶。勒卡雷对此的描述同样精彩：“对间谍的信仰是神秘的，充满幻想而且近乎宗教信仰了……原油、能源和水资源的价格节节攀升，但是我们的间谍完全不受这些影响。无论他们多少次被自己的大衣绊倒，将匕首遗落在去汤桥的火车上，间谍所做的事都是对的。”

这种对谍战精英的渴望促成了人们对间谍生活的浪漫想象，这些想象包括：间谍生活浪漫而富有（实际上，至今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人员的平均年薪只有4万美元左右，相当于一个普通警察的收入）；间谍生活危险而刺激（西方谍战史上著名的间谍、向德军透露丘吉尔和罗斯福关于盟军诺曼底登陆计划谈话内容的巴那兹，只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服务员）；间谍个个都是神枪手、格斗专家和疯狂赛车手（俄罗斯特工有这样一句俏皮话：我们的主要武器是——钢笔、酒杯、方向盘）；间谍都是俊男美女，轻而易举能获取异性的欢心等等。对间谍的神话想象可以使得人们忘记对安全的焦虑，在救世精英的保护中获得安全感，并通过对精英生活的想象来忘记现实生活的枯燥与乏味。

即使情报部门内部也为盛行的阴谋论所困扰。“从1950年到1970年，几乎每一个M.I.5一定级别以上的人，上至罗格·霍里斯爵士（军情5处第6任局长），都被怀疑是苏联间谍。……一个叫做詹姆斯·吉泽斯·安格勒顿（20世纪70年代CIA反间谍情报活动部门负责人）的人大力游说，他努力使大家相信整个西方间谍网都被克里姆林宫所控制。讽刺的是，他的高瞻远瞩被认为是可宽恕的。”（勒卡雷：《间谍的疯狂——密探的秘密》）

许多人被这阴谋论及其所带来的安全焦虑所困扰。这困扰就为谍战精英的神话提供了存在的土壤：极少有人能够证明这种想象的无知与无聊。弗莱明的成功，就在于将人们的想象具体化为007的形象。无论这一形象多么干瘪，人们都乐意看到自己头脑中的英雄在银幕上战无不胜，而且不断抱得美人归。

007电影的流行是在冷战期间，从《诺博士》到《杀人执照》，007电影推出的频率始终维持在两年一部左右。在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社会公共安全感的不断增强，阴谋论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007也一度从娱乐的中心销声匿迹。布鲁斯南版的007在《杀人执照》6年后才姗姗来到。《黄金眼》成功之后，《明日帝国》和《黑日危机》的推出恢复了两年一部的频率，但《择日再死》则将周期推迟到3年。克雷格版本的007 则在布鲁斯南退出后5年才推出。缓慢的更新换代，也已经说明了007的式微。

同时，随着勒卡雷等一批现实主义间谍小说家的成功，间谍生活不再神秘，谍战精英的神话不断被拆穿，007的风格也有所改变，拯救世界时不再风度翩翩。《黄金眼》中，007被蛇蝎美女法米克·詹森打得满地找牙，《明日帝国》中，007被杨紫琼抢走了不少风光，《黑日危机》中更是被苏菲·玛索玩弄感情……导演们在不断的尝试，不断让007尽可能地接近于真实的间谍。从这个意义上讲，克雷格今日的草根形象007，乃是007电影发展的必然。

精英不能取代社会合力

今日中国学术界，“精英”是个颇为走红的字眼。“精英主义”虽然还未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却也正在学人的文章中津津乐道起来。其实，“精英主义”的泛滥，在很多时候是阴谋论流行的结果，而阴谋论的走红，正是社会焦虑情绪的产物。一个三流的谍报人员，在冷战的背景下成功地把精英幻想具体化了，这种反差本身便是对阴谋论和精英情结持有者的一种嘲弄。对比当下国内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精英主义”情节，我们也不难发现，精英情结最严重的，往往是在现实中活得颇不“精英”的一群。教民常常比教皇更虔诚，仆役往往比国王更保皇；出色的侦探看不起侦探小说，出色的情报人员看不起007，其背后的逻辑，恰恰说明了精英情节的可笑所在。

对“精英”的想象大多源于对“精英”的无知，对精英的过分依赖和夸大，本身不是一种健康的社会心态。西方社会正在摆脱这种对“精英”不切实际的幻想，作为拥有“后发优势”的中国，是否有必要再去重复别人走过的不成功的老路？

抛开复杂的学术探讨，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承认一个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一个叫做“精英”的群体。笔者并无“民粹主义情节”（顺便说一句，国内学术界将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对立，本身是个错误。民粹主义并不排除精英，沙俄时代的民粹主义者便叫嚣“让英雄统治群氓”），更不反对精英，我只想更加平心静气地指出另一个现实：社会发展是不同群体“合力”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哪个群体的力量可以做到“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作者单位：黑弓咨询工作室）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