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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时间:2009-05-21来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二期 作者:温铁军等 被查看:

 

温铁军
中国现代化的环境制约与民生经济的缺失
讲可持续发展就要讲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基本体制的可持续问题。首先来看资源环境。以中国的资源环境条件论,可以和西亚、北非这一带比,而不宜与北美、南美比,也不适合与欧洲、俄罗斯、南亚、东南亚这些地方比。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有9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平原面积只有12%,适合现代化发展和人类居住的只有9.8%。我们只有全世界7%左右的耕地和4%左右的水。用这样的资源来追求工业化、城市化,速度越快可能就麻烦越大。如果我们追求高增长,那么今天的超前的受益中,一定有部分代价是要转给子孙后代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在已经居世界第四了。总的来说,从资源环境来看,中国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我们用资源条件作一个横向对比,会发现中国本来应该是世界上饥饿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统计数据表明,与中国资源环境条件类似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严重的饥饿问题。但事实上中国是一个饥饿指数比较低的国家,其实这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谓饥饿问题,其实并不是资源完全不可支撑人口,而是有大量的本来可以用于食品生产的土地,高比例的转变为生物燃料的生产,这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从生物原料,从能源市场价格预测来看,饥饿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目前世界上几个粮食品种的生产率都是在下降的,这也是不可逆的。
去年中国CPI上涨的贡献中有90%左右来自于食品,食品上涨原因65%来源于国际。客观来说,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它一定出现这样的现象:过剩的金融资本进入某些领域炒作,结果带来剧烈的价格波动。而这个剧烈波动是传导的,最终会传导到人类的基本生存品——粮食生产上。如果生物燃料价格继续上扬,一定会带来这个结果。这是经济规律的作用,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我们也得承认:人类,特别是南方国家将面临严重的饥饿问题。我们不带任何价值观,不说好坏对错,客观结果一定会这样。
回头再来说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为什么每次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总是幸免于难?请注意中国建国之初就曾有经济危机,到现在已经面临第七次经济危机了。总结这七次经济危机,一般而言,凡是能够向三农转嫁危机的就会软着陆。凡是不能向三农转嫁危机的,就会硬着陆。1949年因为土地革命,农民的地位高,不能转嫁危机,于是硬着陆。1958年以后那次经济危机,向农村转移了2000万城市过剩劳动力,于是城市就相对软着陆了。然后1968年,又向农村转移2000万知青,又软着陆了。1980年,农村已经无法承担这种转嫁了,于是城市就出现了4000万待业青年,社会犯罪剧增。导致了大量招收临时工,打开厂门办三产的局面。所有单位都办三产,乃至于国家机关也办三产,办的结果是出现了大规模腐败。当城市无法让经济危机向农村转嫁的时候,城市硬着陆就会发生严重问题。这次危机,因为农民工没有国民待遇,所以2000多万农民工回乡,等于又向三农转嫁一次。而我们4万亿投资中,只有9%是用于农村基本建设的,却有大批投资是用于加强和城市相关的基本建设。这样一来,可能还得大规模征占土地,还得占用农村资源,因此救市对农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很难说。上述这些情况,基本上是一个城乡对立、二元体制结构矛盾之下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
为了方便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不妨作一个国际比较,这里借用王绍光教授的一组数据。世界上被认为更趋向于社会主义的那些福利国家,其财税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58%以上。这里以55%为上限,45%为下限,财税占比55%以上的国家,可以叫做左翼国家,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国家,45%以下可以说是偏右的国家。要是这个数字在35%以下,根本不具备讨论左与右这个问题的资格。而我们最接近市场化改革的阶段,中国财税占比是百分之十点一几,那时候的财政养活不了官员,也养活不了军队,于是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腐败。
财税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百分之三十多,逐步降到90年代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一点几。这个过程本身,也可以说是政府在不断甩包袱。甩到最后,没有什么可甩的时候,社会矛盾加大,不断形成压力,这个压力反过来,迫使政府承担责任。总之,财政占比又调整到20%以上,发展战略就转变成强调可持续发展了。这时候财政转移支付就增加了,提出了“两个反哺”。
因此,我说可持续战略的第一个基本要求,是你能不能稳定。如果我们在救市行动中,更多的去占有了资源,而不给生存相关度过强的这些普通民众、百姓,不给他们基本的权利,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会不太好。现在中国自身已经到了资本过剩的阶段,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改变投资方向,更多的向县以下投资;如果能够把大城市基本建设投资,形成第一次产值,改变为对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变成第二次产值,那会使国内的过剩资本和过剩生产能力,有一个消化的机会。
因此,我们说可持续发展第一个问题是稳定,实现稳定的第一个要义关键是改变投资结构,改变投资方向。如果一定要有个主义的话,我希望就是民生主义,请放手让民生经济发展一次。
 
石小敏
调整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协调
 
今天这场讨论显然是这场金融危机刺激起来的。现在关于危机的理论讨论基本分成两块,一块是周期理论,二十几年的与IT、金融创新、全球化紧密相连的高增长结束了。下一轮高增长什么时候到来?有没有新的大产业?这是周期理论讨论的问题。另外一块是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大致分两个层次,金融理论和一般经济学的讨论,包括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各家理论的比较;最后是政治经济的讨论,讲世界格局合理不合理,公正不公正。
这次危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千年危机和百年危机撞在一起。所谓千年危机就是环境、气候、能源也走到一个临界点上了,跟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撞在一起。面对双重危机我们如何来找出解决路径。奥巴马的新能源革命就是企图通过这一革命在10年之内找出一个发展成20万亿到30万亿的新的大产业,从根本上发展起低碳经济来,重新在产业和道义上获得制高点,继续领导全球。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影响和中期影响。短期影响就是确保增长速度,政府和社会已经有了很多关注,出台了不少政策。第二个就是讨论人民币外汇投资的损失。但是对中国真正重要的是中长期的影响,支持我们30年高增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这段高成长背后的整个增长模式、制度结构和政策结构,被迫开始进行调整。
胡锦涛同志在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把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提。在报告中,他还提到了“不折腾”。现在很多人都在尝试诠释它。就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我想新民主主义、30年的计划经济、3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中有哪些是我们现在可以借鉴的?就是把土地的权益相对合理地赋予农民。而我们十七大已经提出了给人民以财产权,我们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要加大农地的流转实验。我们政府这几年来,在免除农业税和提高征地补偿上也迈出了一些步子。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把土地的权益进一步赋予农民。
第二点,就是所谓的“不折腾”。我想我们改革30年,很多改革的步骤并不是协调配合很好,很多时候是前腿拖着后腿走,经济拖着政治走。近些年我们搭上全球化的快车,走得更快了,但是这个步伐显然是错乱的,经济这条腿一直在往前走,另一条腿却原地不动。今天全球化停顿了,我们似乎不会走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两条腿理顺了走,拿出更好的发展模式来。做比较研究的,能不能给出更详细的解读;做近期研究的,能不能说明我们的起步在哪儿?能不能在解决危机的时候,把消费、民生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部分?我们现在的激励措施,究竟是以人为本,调整我们的结构,还是仅仅为了保住那个数字8?我看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王建
资本主义的未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以来,我们始终面临一个矛盾。搞了市场化的改革,那么政府、党就得接近市场,否则的话你怎么实现市场化呢?这个市场化是靠资本力量推动的。但是我们党和政府又不愿意站到劳动者的对立面。我们就用了一个跛腿前行的办法。但这种情况能不能长时间维持呢?这次新全球化当中,出现了一场金融风暴。因为发达国家在救市行动当中,采取了很多国有化的办法,让人们觉得中国今天走的道路,可能会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引入市场经济,可能就有生命力了。
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以为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全球金融风暴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思考清楚了,我们可能就能看清楚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就能确定它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靠拢,还是继续往前走,或者酝酿着很强大的力量带着我们继续向它那边靠。“天不变,道亦不变”,每个事物都有一种属于其自己的质的规定性,这个质的规定性要变了,就不是这个事物了。我以为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本性是没有变的。这种过剩是因为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导致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当中,生产力要突破生产关系,要求生产关系适应自己,给自己开拓道路,马克思主义所证明的基本原理是没有变的。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生产过剩始终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
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为了争夺殖民地,解决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确实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但是战争的方式带来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毁灭。故而资本主义呼唤制度改良,凯恩斯代表的财政资本主义就脱颖而出。用国家权力,用财政负债,来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这样给资本的生产开拓了一个新边界。在这种改良之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工人被吸收到中产阶级之中,消费市场扩大了。资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又可以满足它的利润需求。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生产能力再继续扩大,也就是国内市场开始饱和的时候,利润又饱和了。因为财政资本主义可以给它提供的国内的消费空间就这么大。 70年代演变成了滞胀,只有通货膨胀,而没有实际的需求增长,这个问题又出来了。所以从70年代到8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运行。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了,开启了一个新全球化的时代。新全球化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自由资本主义,然后是军事资本主义,然后是财政资本主义,到现在我把它叫做虚拟资本主义,也可以叫做金融资本主义。所谓金融资本主义,就是通过金融创新,创造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生产过剩的机制。
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说虚拟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历史进步,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将国家负债变成了一种企业和居民的全体负债,显然这个负债能力要大于国家的负债能力,从而它又创造了一个新的需求。
那么我们顺着这个历史的维度来推演,资本主义还有没有发展空间?当然有发展空间了。这个空间就在于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还没有转移完。产业没有转移完,它的资本就会继续推动产业资本外移,然后就会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不断发展的生产能力,形成了不断可以向它提供贸易逆差的机会。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逆差扩大,拿到了外汇以后,就有向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投资的要求,这个机制是不断放大的。这个过程没有完。
人们常说在发达国家,在超市里面,90%都是“中国制造”,但那只是一般消费品,资本物品的制造,主要还在资本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里面,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重工业,这个大头没有动,这个大头还要继续在新全球化推动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这个前提出发,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向海外投资,这个过程就没有结束。只要这个过程不结束,就有继续推动全球化或者是推动全球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力量。现在这波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不是说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我认为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讨论
 
资源约束与可持续发展
 
曹远征:温铁军说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性,工业化进程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王建说全球资本的扩张趋势还在继续,发达国家有很多重工业还没有转移出来。那么你们怎么解释你们观点之间的冲突?你们认为前景会是什么样?
 
王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沿着传统的工业技术路线走的,以资源而论,确实有瓶颈。比如石油,大概能用几十年,这给了我们一个调整的空间。我们只能通过技术的创新来解决资源瓶颈。资本主义发展也是通过几次技术创新解决它的瓶颈问题,比如说英国的工业化当年是通过煤,后来到美国变成石油了,我认为技术创新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温铁军: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应该说从咱们80年代初搞改革时候,已经对此有所讨论了,当时罗马俱乐部的一些讨论,国内就有所注意。从那儿以后,就逐渐不再讨论了。直到最近这些年,中国资源环境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逐渐升级成非常尖锐的矛盾时,我们才好像比较多地关注。比如说王建说的技术进步,或者是新的领域不断拓展,包括石小敏刚才讲的奥巴马在搞大的投资来推动新能源产业化。但是你从科学相对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正反馈一定是另外一方面的负反馈。眼前的获利,不过是未来的麻烦。当然我愿意相信技术进步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我还是保持一种忧虑。
 
除了以上发言者外,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还有:
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木生(税务杂志社社长)
高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李迅(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
牟广丰(国家环保总局巡视员)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袁剑(独立评论人)
赵晖(冶方研究基金研究员)
 
 
(责编:R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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