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崔之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有什么样的启发？过去半年多来，国际舆论界和国际学术界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理论视角来解释金融危机，但我认为，应该有第三种有关金融危机的理论解释：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应该使我们重新在最基本的经济体制意义上，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美国财长鲍尔森2008年10月第一次提出救市方案的时候，投资家索罗斯就发表文章称：只有银行国有化，他才会跟进购买问题银行的股份。格林斯潘则进一步论证：只有暂时施行国有化，才能迅速解决资产重组问题。因为国有化可以使得政府把有毒资产迅速从银行账面上剥离出来，这样做，可以解决有毒资产定价这一最棘手的问题。有毒资产定价很难。因为银行的股东不愿意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出售资产，他们要求按照所谓的“模型的价格”估算资产价格——模型价格远远高于现在的市场价格。如果政府接受这个价格，一定会招致纳税人的不满。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就是集体停摆：有毒资产不能迅速剥离，谁都不敢做新的投资；而没有新投资，也就没有新贷款，经济的复苏也就越慢。

与之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是如何解决重庆的银行坏账问题。2002年，黄奇帆刚到重庆时也面临着国有企业坏账重组的问题。他在重庆创办了渝富公司，渝富公司和重庆工行达成一个协议：一次性返还工行20%的坏账；然后再以渝富公司重组国有企业，重组后实现了国资增值——在国退民进的潮流中，从2002年到2008年，重庆的国有资产增加了4倍，是全国独有一个现象。而黄奇帆之所以能这么做，其根本还是经济体制：我们以前批判国有体制的弊病，说这是“把钱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但恰恰是这一过去所说的“弊病”，解决了当前金融危机下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重庆的经验意义并不限于此。在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重庆的民营经济也是西部最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庆至今保留了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中央在2002年西部开发战略中的一个优惠政策就是西部12省市的企业所得税为15%。但西部大部分省市在一两年后都主动放弃了这一政策——少征企业所得税，当地政府的社会职能也就无法很好地完成。而重庆因为国有资产的增值，就可以保留这些优惠政策。这对吸引民营企业，包括外资到重庆投资，都有好处。同时，百姓也可以得到实惠。比如说重庆老百姓买房的契税为1.5%，这是全国最低的。重庆的实践，说明了公有资产和私有资产并不一定总是相互矛盾的概念。

没有公有资产做底，政府就会过多依赖税收和国债，没有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政府就只能靠税收。有了这个以后，政府就多了一个工具。

我们刚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被很多西方人质疑，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场经济，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假的。当时，我们都不能作出正面的回答。但是我觉得二十多年中国的实践，包括重庆经验，包括浦东的经验，可以给一个正面的回答。我认为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就在于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

杨春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非中性问题

崔之元教授的发言和文章都涉及了上海与重庆的实践经验。崔教授试图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公有制？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优势是什么？在他看来，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增值，政府会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依赖，从而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益。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公有制，也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有过争论。哈耶克曾经断言：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机制相结合，肯定是一个赝品：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崔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恰恰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哈耶克这个论述是错的。

但是哈耶克这个论述，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为在实践当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也确实给我们带来许多困惑。市场经济带有一般性，资源配置效率独立于所有制形式——这是我们通常界定的市场经济的中性含义。但特定的市场经济肯定是非中性的——特定的市场经济，一定要和所有制相结合。在市场经济的“中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非中性”之间，必然是有矛盾的。

我举一个例证说明一下。资本雇佣劳动是经济学里面一个客观性命题，从中性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需要资本雇佣劳动，是因为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这是企业对内部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基础。这一微观层面的原因，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成立。但是，从宏观层面来讲，资本雇佣劳动，它又是非中性的——无外乎就是资本雇佣劳动为谁服务？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般都是这样表述的：资本主义政府被资本所控制，资本利用政府来谋取利益，资本雇佣劳动为资本家服务。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如何跟资本拉开距离？让人遗憾的是，从现实来观察，政府似乎并没有过多地照顾职工、工人的利益。这是我对崔教授看法的一个质疑。

此外崔教授也提到了在当前金融危机中，西方许多国家对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我个人的看法，它这种国有化，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美国政府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也对美国的银行进行了国有化，但等危机过去以后，这些银行又在私有化了。“国有化”在金融危机中只是一种应急的手段而已。

林炎志

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中的“三明治结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伟大的创举，伟大的成就，伟大的前程。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巨大的问题，巨大的矛盾，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二元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有各自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本身有框架性，市场经济有平台性。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但不仅仅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它绝对有物质的客观性。更进一步讲，这二者还不只是简单的二元关系，我认为还要用矛盾论来分析这一概念。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劳动和资本，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这是我们现有体制的三个层面的矛盾。这三个层面是对应的，也是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有着它自己的结构。我把这一结构命名为“三明治结构”，这个结构，是我们现有体制最独特的东西。

在这个“三明治结构”中，最上层的就是领导阶层，最底层是劳动者。现在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运转劳动的是资本，也就是金字塔的中间层。这个结构通过资本把劳动组织起来，然后资本和劳动共同组成了市场的运转。上面有上层建筑，有政府、意识形态、文化等等。

上层建筑基本上是站在劳动者立场上，这才叫社会主义。但是现在资本在中间，官员看得见，劳动者在最底层，官员不太容易接触得到。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最顶层的，如何保持上层建筑劳动者的本质？如何和底层的人拉近距离？

这个“三明治结构”有着巨大的活力，是我们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所在。这个“三明治结构”如果保持向前的趋势，我以为要有四个条件：第一，工人阶级对资本的接受程度。现在基本还是接受。第二，这个体制本身要有所分化，不能固定化。分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分化的竞争性能带来积极地、活泼向上的活力，而一旦固化，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社会地位的优势获利，这会导致社会结构僵化以及社会腐化。第三，是要构造工人阶级与上层建筑的通道。第四，私营资本对社会主义的接受程度。我们解决好这些问题，这个结构就会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就是中国有一个共产党，我们要努力的关键就是让这个党保持不变质。

曹锦清

市场经济会自动造成分化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论述就是：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的性质无关。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具有两个明确的核心概念，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邓小平对私有制的看法，基本上还是认为这只是对社会主义的补充，用以解决一些就业问题；引进外资，则是要弥补我们当时资本的匮乏，以及输入一些管理经验和技术等。

但是，从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市场经济本身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也是社会分化的发动机，它会自动对社会进行分化。市场经济同时承担对人们复杂的行为动机的简化功能，简化社会关系——把人类复杂的各种动机，简化为一种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我在农村搞调查，最近几年发现农村里的婚丧嫁娶，都被货币交换关系替代了。在20年前，你到农村问一个中年农民，这个村里每家情况他都可以讲得很清楚。但现在去问，都不清楚。因为现在每个人和市场的关系，要比农户之间的关系密切得多。货币关系逐步替代了复杂的人情关系。同时，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承担了新的意识形态重建功能。它无需诉诸官方、知识分子创建一些什么东西，它自己就在创建自己的意识形态。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是以资本为主导来配置各种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是以资本为主导来配置资源的。资本有国营资本、有民营资本、有外资，但资本的属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从经济分配的角度来看，这些年劳动参与分配的比重逐年降低，而非劳动的要素参与分配发展的特别快。显而易见的是权力参与分配——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小集体使用权力，或者是纯粹个人使用权力参与分配。资本参与分配，在经济学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管理层参与分配，在经济学看来也是天经地义的。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国有经济部门，不断为自己增加工资；作为技术和知识的掌握者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分配——在座诸位这几年也迈入中产阶级了吧？

我最后提出几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概念现在还保留了什么？有人说是庞大的国有经济，有人说是土地。如果这两块也私有化了，那么社会主义还留下什么？而如果只留下这两块，“社会主义”是否足够呢？

第二，内需不足，提高内需靠什么？我这次去调查陕西一个县，人口约30万，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发达。整个县城是一个消费城。2008年这个县的财政总支出共计5.9个亿，基本依赖中央和省级的转移支付。如果继续采用转移支付来引领中西部消费和农村消费，我觉得延续下去会比较困难；而如果在一次分配中加以调节，那又意味着什么？每一种分配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劳动者在这里面比较分散，也比较软弱。

孙立平

警惕权力与资本的畸形结合

我们现在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实际上是因为一种担忧：担忧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个报告，一个结论是按照基尼系数来分析，最近15年来，单就贫富差距拉开的速度而言，在世界各国之中，中国是最快的。这个差距是靠什么东西拉开的？如果完全是市场拉开的，为什么会比市场经济国家拉开的还快？

联系我们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担心：一种是对权力的担心，一种是对市场的担心。但是我觉得这两种担心可能还不是最要命的东西。如果权力和市场用一种畸形的形式结合到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而我们的某些提法，会不会为这种畸形的结合提供一种意识形态的依据？

如果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循环：用“社会主义”的借口来聚敛财富，然后用市场经济瓜分财富，这是非常糟糕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最早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归结为私有制，自由主义把这种不公平归结为权力或者再分配。这种争论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用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关键是看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老大一定是造成不平等的，老二一定是抹平不平等的。老大、老二的方向作用一定是相反的。但是，联系到世界银行报告中我们的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我个人的解释，用走路作比喻就是这老大老二“走顺了”：一般走路腿和胳膊的方向是反着的，一个向前一个必然向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胳膊和腿朝着一个方向使劲。

刚才曹教授在发言中说了，市场经济可能会加剧不平等，权力也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原则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公平的、共同富裕的，但是实践和理论有时并不合拍。我们当下可能要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老把它当作对立的。实际上对在这30年中获得利益的人们来说，一定不觉得这是矛盾的。市场和权力在某些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婚姻关系”，而且还境况颇佳，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非常谨慎。我们特别要防止两种倾向：一、一种为老百姓着想的想法，会不会让老百姓更倒霉？二、我们想抑制社会不公平的这样一种想法，会不会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把两个方面中最坏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怎么办？

曹远征

个案为什么不能具有普遍性？

我想对崔之元的文章做点评论。崔文中所提到的事情，我都亲身经历过，也参与过讨论和调查。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我们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受到德国社会市场理论的影响。德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当中一个基本理念：即市场经济能产生效率，但是市场经济竞争过度会带来问题，因此对其要有所限制；在制度上要求社会保障要独立于财政。当年国内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人民资本主义或者是福利主义北欧模式。但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概念上是认为社会和市场不可能是合二为一的；但是可以各自独立于外，互相协调。即市场提供效率，社会保障公平。而我们当年接受这一理念时，则是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早的思想渊源就是从这里来的。

关于崔之元提到的“重庆经验”，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只有“重庆经验”、“浦东经验”这些个案？个案为什么不能推广？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垄断。当时重庆启动的时候，的确是把40多家国有企业的坏账集中起来，只偿还20%，工行承担80%的损失。如果这种形式非常有效，现在很多省都会采取这种办法。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能不能被称为普遍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个案出现了很多，但是作为普遍性的经验，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个案，可能有着某种色彩，或者是体现某种因素，但是推广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这说明这些个案现在只是局限在某个点上，并不具有普遍性，也无法提升出一种普遍的概念。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