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巍：让心灵有安顿的场所

—— 关于“国学班”的一次深度访问

背景

2005年，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高调招生。紧接着，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大学的企业家或董事长国学培训班接踵而来。虽然课程质量良莠不齐，但模式如出一辙：年收费在2～3万元，招生对象以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者为主。不需考试，没有文凭，主干课程是经史子集、国学经典。显然，大家看重的是，这个群体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

即便大部分媒体一边倒地把这些付钱上课的人评价为作秀、跟风、附庸风雅、去名校镀金等等，但国学班供销两旺的态势一直不减，招生情况持续火爆。有国学班的成员说，几乎每堂课都有前来试听的学员，而这部分人最后都会参加正式的学习，经常有教室里挤不下的情况。有的学员乘坐飞机穿梭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之间，只为每月两天的国学课程；有的连续几年读书不辍，完成全部国学经典读本的学习，继而还进行西学的了解。显然，仅仅是跟风或者作秀不足以解释这样的坚持。

同样有趣的是国学培训招生广告的宣传名目，比如孙子兵法与商道、国学与商道之类，看上去似乎在暗示：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会为现代商业提供更为卓越的智慧与能量。果真如此的话，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之间又是怎么样的逻辑联系？这似乎暗示着，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国学在被抛弃了一个多世纪以后有为现代商业提供智慧与能量的可能。

这种持续学习与关注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的收获又在哪里？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班的部分学员，以及关注传统文化的部分企业界人士。正如国学囊括的内容浩如烟海，剖析游泳者的个人体验也许并不能呈现大海的真实面孔，也难以形成规律性的认识。但作为走在时代潮头的人群，他们的回眸一瞥也许映衬着这个年代的缺憾和人们当下最迫切需求。

成长的纠结

赖冉今年30岁，是中国铁通的工作人员。说起去北大读书，赖冉显得很有神采，有一种情景再现似的兴奋。这次学习是她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从小学开始似乎就被教导要优秀、要争第一，本来以为工作了就会轻松一些，但事实上那种观念已经决定了自己无法放松下来慢下来”。有一天，她终于不得不慢了下来，因为病了一年的光景。这期间，她选择去北大读书来调和身心，“想点事”。

应该说，赖冉是个爱思考、缺乏安全感的人——她的不安全感也来自于她对现实世界不熟悉或者看不清楚的惶惑。赖冉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全球化的年代，这种全球化是西方世界向我们蔓延的过程，“我们每天耳濡目染的几乎都是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念或者产品，但作为一种舶来品，其文化根源和发展脉络我们并不清楚”，她说。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想法，赖冉首先选择的是乾元西学教室第一期的课程。

学习西方文化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凭窗眺望，从希腊文明看到现代西方世界文明的演进和发展，自己的视野就变得开阔起来。但那只是一种眺望，就像远远地望见别人家的门。

赖冉说，她最先选择学习西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学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应该非常熟悉，没有去了解学习的必要，起码不那么紧迫。但当她转过头来去学习国学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她面对的似乎是一个陌生领域。这陌生是她完全不能理解的，“在我的学习经历中，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内容应该去了解学习，而国学带来的精神解惑是完全超乎想象的。为什么？”她从未想过这个父母那个年代就被破掉的“四旧”，怎么会在理性的思辨中轻而易举的进入自己的情感层面。

把《论语》捧在手上，她完全是惴惴不安，里面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她追索着的问题的回答，甚至引向更深入的思索。她经常被那些经典的句子感动。其实用感动来形容阅读古文的感受并不是太准确，因为这个词汇意味着太多的感同身受。而跨越如此漫长的时间差距，情感是如何共鸣的呢？赖冉安静中带着一点忧郁地说，你会感到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从人出发的思索，不是效率，不是成败，不是获得，这种对人生经历的解析散发着细腻的悲悯情怀。“那种归属感是很强烈的。虽然在我所接受的整体教育中，关于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几乎为零，但在非教育系统的传承中，我们每个人身上还保留着一些文化的碎片，只是过于破碎，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认识。尤其是在与西方世界融合的时候，这些支离破碎的文化记忆更增添了困惑感，冲突，纠结在一起。”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生动地刻画出她内心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就像农村人进城，走进城市也许就要遵守城市的规则。中国在加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这样的服从，但是过去的东西决定你是谁，并在特定的时候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国学的这段学习中对她影响最深的，就是对家庭的重新理解。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她读到的是秩序和安全。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她从未有过大家庭的概念：“我总是觉得很孤单，成长的经历里常常是自己和自己说话；家庭是以我为中心的，而我从来不必为家庭做些什么。”

“我经常为眼前的自由和逃避感到不安，似乎自己没有承担，内心非常脆弱。如果是在原来的那种大家庭的秩序里，我不会像现在这么惊慌和混乱吧。每个人都承担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生活在既定的秩序里。”她说，轻浮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她期待着为自己的家庭负担某种重要的责任，并相信自己会因此感到生命有重量、有价值。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自我价值的追问成为与赖冉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们的成长几乎如出一辙地受到遥远的美国式梦想的影响，他们一直被教育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类拔萃的人，在不断的自我期许中，生活已经在别处。“现在的人好像都很膨胀，在梦想的教育中，人们坚信只要自己努力，什么都可以获得，但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的无力不断地被忽略”。来自房地产行业的吴敏繁今年29岁，他说，在学习国学经典的时候，自己常常想，以做小人物的平和心态，也许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出色更完美。

至于学习国学到底有什么用，赖冉的回答值得玩味：从所谓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它带不来金钱也带不来地位，可能没有什么用。但是，从生命的完整过程来看，我们难以延续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这些维度的拓展决定着我们的幸福质量。

回到本来

必须承认的是，国学班不菲的学费就像一个门槛，走进来的大部分人是财富优越者。这些当下社会定义的成功人士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大都拥有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他们又何以需要向国学问询呢？

北京国联医药总经理蔡辉先生说，在自己所受的教育中从未有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真系统的梳理，“从认字开始就是老三篇，然后批林批孔，大学的教科书更是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教育，这一切都和中国人内在的悠久文明相差太远”。他对传统文化唯一的认识来自古典小说，而小说和现实世界又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没有文化标志，中国人又是什么？在和西方人做生意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几乎没办法回避。

是一个“看不懂”促使蔡辉走进北大哲学系的乾元国学教室的。蔡辉1961年生人，医学硕士，专业从事生物制药研发，目前自有公司，主要从事管理工作。从研究到管理的转变是巨大的。为能把公司经营管理好，蔡辉自费去北大的EMBA学习管理类的课程，这类课程的学习要求学员完全以“空杯”心态进入，而一整套的管理技能和方法均来自西方经济领域成熟的模式，这些内容和他原有的认知是存在冲突的。他说，我一直在想他们的主张为什么如此，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否适用。所以，这些东西就越来越看不懂。

应该说，蔡辉是怀着强烈的怀疑精神去学习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应该寻找事物本身的关键点在哪里，也就是事物的本源。只有这样，自己做企业的时候才可以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这不是几本教材可以教会的。显然，EMBA的学习已经不能解决他的疑问，于是他走进了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班，继而走进了乾元教室。他的读书线路图是，两年中哲，一年西哲，然后再读中哲，其思路是追本溯源了解西方社会的渊源在哪里，是怎样的发展路径，其精华是什么。他说：“不能我们的国学一热，就说西方有问题，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相互贯通的，当然，作为中国人去理解自己的哲学会感到更有魅力。”

想起最初学习国学课程的情景，他承认大部分人是怀着希望“有用”之心的。蔡辉在第一年学习的时候，总是能从经典著作中发现与自己生命体验相似的地方，禁不住要和学友一起感慨讨论，甚至内心也会生出某种优越感，“因为自己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但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变得越来越沉默，“面对自己文化的精深，自己的确是太无知了”。

说起自己的学习收获，他淡淡地说：“根本谈不到用，距离用太远了。最终体会的是怎么做人的问题。国学不是什么招牌和攀比的东西，它的作用在于内化于你的内心，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修饰。”

实际上，不少接受采访的人都表现出对于当下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质疑：这些主流的思想和价值观是被权力灌输的或者商业诱惑的吗？它和现实世界的差距到底有多远？我们用什么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一种明辨的要求和突破的冲动越来越强烈。

一家电力公司的高管韩正非也是60年代生人，在近50年的人生起伏中，他越来越体会到生命的难以把握和复杂现象的难以判断。他说，当我们大量的判断来自于媒体的分析，来自于商业炒作时，人们就很难看明白这个世界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而这些变化要引领这个世界走向哪里？对现实世界发展的巨大怀疑，促使他希望通过两种方式来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把握。第一是多从根本上去考虑问题，更能把握住主导方向；第二是更广泛深入地了解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可以在现象或者片段上精确解读。更准确地说，韩先生是希望通过自己独立的学习和理性思考作出对未来的选择。而他所说的“根本”是有生命本源意义的，他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础还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这是一种自然、社会、人相互和谐的价值观。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在采访中反复被受访人主动提起。“寻找答案的过程就是答案本身”，48岁的蔡辉显得若有所思，而对要阐述的问题，他总是在回答中轻轻摇头，似乎有太多的内涵无法诉诸语言表达，“对于国学的内容，我们知道和了解得太少，而现在所发生的不少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对自身文化的遗忘和丢弃造成的。既然在经典国学中已经有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该去学去了解。”

未来的动力

赵媛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打工的。但年仅37岁的她能成为和黄中国的副总经理，并负责公司在全球的投资项目，足见其在专业上的资深和开阔。她的言谈举止透露着工作的成就感带来的生命动力。

她与国学相遇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过程。

赵媛毕业于外交学院，曾在央企工作，继而到英国留学，流畅的英语表达使她迅速融入到求学的环境中。“在与别人的交流中，你用什么来进行彼此的对话？如果讲英国的历史、英国的文学，你的谈话不会因为带给别人更多领悟而受到欢迎，那么你就要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价值，就是因为你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赵媛说，那个时候才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越是在国外你会越爱国，为什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英国一家剧院看到一出中国京剧。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在中国从不想去了解的剧种居然让她在顷刻间泪雨滂沱。这段瞬间的情感泄洪她很少向别人提及，一直到她回到中国遇到另一对从海外归来的夫妇——这对夫妇谈起在国外的生活时，毫不隐瞒地说起同样的一次流泪经历。

这是海外生活的怀乡病吗？她说不清。自这件事情以后，赵媛非常留意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事物，与国学的深入接触则始于《道德经》，这本5000字的小书让她彻夜难眠。次日她在网上检索到北大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就报名参与了学习。也许是这些典籍浸润了她，也许是一向具有开拓能力的赵媛积极在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字中努力探求，孔子和老子居然带有了生命的体温走进了她的思想，“孔子就是一个中青年，有热血有干劲，老子就像洞察万事的老者，超脱而充满生命的智慧”，她说，与老子的这次相遇是在自己拥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如果更年轻的时候去了解，也许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更大的影响，“不管是扫盲还是启蒙，我相信种下了一粒种子，它就有发芽的可能”。

她每个月有大半个月的时间要在香港总部处理工作，但是如果国学课程开讲，她都会尽量赶回北京上课，“对这两天，我很期待，那是一次心灵假期。”她说。

与不少人当下的困惑不同，赵媛眼下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她的问题在未来。

对37岁的赵媛来说，她竭尽自己的能力打拼，并在适当的年龄获得了适当生活，但是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和很多人一样，赵媛也主动谈起了这个问题。

母亲的去世让她把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提前了。她说，当你想做的事情都做了，等到你渐渐老去，等到你被更年轻的人“拍死在沙滩上”，你的生命动力是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你走向生命的终点？“当然，我并不是说国学和死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国学带给你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我的文化能够给我一种对终极关怀的指导，我的生活就会心安神定。”她说。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国学作为中国人的价值和思想体系的一种综合，就是一种坚固的文化根基，它可以被中国人先天消化自然接受。这种蕴藏在国学经典读本中的观念和思想，并非条文和规矩，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上千年积淀下来的天地人和的智慧法则。用赵媛的话来说，它是使人心安神定的价值选择。

理性之外

“有人说，不少企业高层或者管理者所以去关注国学，是因为跟风。”记者说。

“跟风也意味着一种需求。”身着素净唐装的丁立国作为这个文化潮流中的虔诚一员，对财富阶层寻求文化关怀的评价积极而正面。作为中国排名前几位的民营钢铁企业的领头人，这个年仅40岁的中年男子用十几年的时间创造了与大型国营钢铁企业比肩而坐的规模和产值。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信手拈来《论语》《道德经》中的句子，似乎与这沉淀了几千年的中国精神有太多的生命气息可以共享，“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茎和魂魄，它就是你的出生地，不论你长多大，走多远，你都会记得回老家看看，看看自己是谁。”

谈到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企业家的价值，他认为，如果以西方世界为代表的科技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社会呈现了一种浮躁之气，国学的价值在于要让企业家把心安住，能够做到心手一念，心里想的和实际的行动要一致。“在有些阶段，文化可能显得有些没落，但是它也一定需要回归，而全世界都在进行一场回归，中国的国学在这个时候出现是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和背景的。”他说。

丁立国关于“回归”观念的由来绝不是众口一词宣传的结果。

他坦言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接受邀请去给有创业梦想的大学生讲述自己的创业传奇，“我已经没有当年的激情，完全讲不出来了。”

“你快乐吗？”记者问。

“不快乐。”

“为什么？财富没有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幸福吗？”

“不踏实，没有幸福感，有点恐慌。大家都在互相攀比，事情一件都不能少做，竞争没完没了。”

“为什么恐慌？害怕丢失财富吗？”

“害怕，我输不起了。对现实有无力感，甚至难以把握自己。但是生命还有很长时间，面对事业应该有更长远的打算。以前是追着钱跑，现在是钱追着人跑，甩都甩不掉。”

在整个采访中，丁立国表现得非常坦率直接。他说，中国近30年发展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催生了一批企业家，但是这群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创业的激情期，很多人都萌生了退休的念头，这个阶段的心思就是《道德经》里面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伴随国家强大和企业家走向社会，传统的东西将进一步回归。而当一定阶段获得满足的时候，以持续不断的竞争为主导的价值标准，不会使人有更多的幸福感。

最近，他做得最积极的一件事情就是收缩自己的产业，把多余的产业都卖掉，以回归到自己的主业“钢铁”上来。他说，生活是可以慢下来的。丁立国面对记者提问所表现的认真是不多见的，从他身上我丝毫感受不到标榜和卖弄。

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巴厘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那里的秀丽风景，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岛上，人们总是有幸福安详的笑容，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我们应该找寻理性之外的一种力量来安顿自己的生命”，他说。

在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他再次提起未来的路该如何走的问题。

“我们要经历生的阶段，长的阶段，60岁到80岁要进入准备死亡的阶段。没有准备的死亡是很痛苦的，而我们又该拿什么做好这次准备？”

结语

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采访，因为最开始我们企图找到一个特定人群，和“国学”所代表的精神价值之间的某种关联，但事实上，无论如何我们都难以找到这个特定的群体是哪一群人，因为他们所提到的问题对相当多的人来说都具有共性。

记者在调查中又把视线放在了中西价值的比照上，希望找到国学的传统价值代替财富阶层所信奉的西方价值的必要。但是正如我们每个人远离自己的文化而在似是而非的西方价值中游荡已久，孰是孰非已经难以分辨，甚至面对现实的社会，这种区分是否存在必要都是有疑问的。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不论对记者本人还是受访者，我们都显得渺小而缺少足够的智力。在采访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懂得、自己了解。在不少人的头脑里，不是中与西的对立，而是精神和价值系统的破碎和真空。

用丁立国的话来说，“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回归”。毫无疑问，走回去没有任何可能，那么这场回归必定是如何面对未来世界，用什么面对未来世界的问题。回到历史吗？我们也不知道历史该如何复制。那么，国学能成为一种新的风向来化解当下的精神困顿和思想枯竭吗？本文所呈现的每个个体，以自己真实独特的经历与传统国学遥相呼应，回避了关于国学是否能够拯救现代社会的争论。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却表达了人们在遭遇财富役使的同时，由于文化空白所导致的精神困顿和无所适从。

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记者在采访中频频遇到圈外人的提问甚至自问：是不是先积累足够的财富再说精神或者终极关怀的问题？的确，追求物质财富本身并没有错误，更不存在仅仅享受精神而放弃物质追求的选择。但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却一定要携带一份精神的慰藉，也许正是在二者的对立统一过程中，对于终极的追问才不会变成哲学的玄思。甚至可以说，只有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答，才能在获取财富的道路上同时得到精神的解放和安定。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