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庆春：被记载的命运

——在西方与第三世界夹缝中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第三世界”与被书写的历史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奥斯卡获得八个奖项，囊括了除去男女演员之外的所有主要奖项。不过，真正重要的是，对于这部关于“印度”（而非“殖民地印度”）的英国电影而言，这些奖项暗示了“西方”对印度这个“新兴国家”的视野更替。这部笼罩在奥斯卡光辉中的电影，在印度引起了热议，但并没有像以往同样题材的西方大片一样引发绝对的抗议。这使得对这部影片的讨论获得了难得的弹性空间。

这部影片的暧昧姿态，恰好刻画出了“新兴国家”在新的国际架构中的暧昧位置。在很大程度上，这部以贫民窟生活为背景的电影，是提供给贫民窟之外的世界观看。它的剧情，在中国大抵被概括为一个贫民窟的穷小子在电视问答竞赛节目中答对了所有问题——原因是这些问题居然如此“巧合”地嵌入到这个穷小子的人生经验中——从而发了财，并且赢得了爱情。观众被有意无意地暗示：这个穷小子的发财梦是可以普适到贫民窟的。但真正的问题是，这个穷小子的独特人生经验，如何能帮助他答对所有问题？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导演在影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针对主人公的，而是针对观众的。他问：主人公能够答对诸多问题的原因何在？他还给出了几项选择，A.他作弊了；B.他是幸运的；C.他是天才；D.这是命中注定的（原文是it is written，虽然很容易被翻译成，“这是命中注定的”，但我更愿意将其硬译为“这是记下来的”）。在电影的结尾，导演给出了标准答案：D。导演或许是想说，这部关于贫民窟小子发财的浪漫故事，是“命中注定的”。但在我看来，这也是“被记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位贫民窟穷小子的神奇故事，是“一种编写”的结果。在影片最后宝莱坞式的爱情故事的高潮，“it is written”，被定格在银幕上：观众因而被告知，这一切是“命中注定”的——因而，也是“编写”出来的。这部影片的姿态的暧昧，就在这里；这部影片内在的批判意味，也正在这里。

“书写/write”在此刻成为这部电影所有问题的关键。《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是英国创作班底根据印度外交官维卡斯· 史瓦卢普的小说《问与答》（《Q&A》）改编的，也就是英国人“写”印度人所写之事。在电影中，在流行的问答节目中，发问者所提的问题都暗含着“历史纪录的内容”，而主人公的回答，却都事关自己的人生经验，事关自己人生经验中的社会内容。在电影中，炫目的影像记录了第三世界的“奇观”景象，贫民窟，垃圾场，乞丐团伙，火车上挤满的人群……。在现实中，这些贫民窟被城市的资本主义扩张催生又消灭，构成了第三世界的历史过程。在艺术中，这部关于印度的电影，也正好反映了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市场化国家（或者“金砖四国”）的现代化过程的成功书写。

穷小子答对了所有题：

“正确”历史背后的阴影

这部电影核心文本——一个穷小子在电视问答竞赛中答对了所有问题——的组织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结构技巧，而且还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历史态度：一个贫民窟穷小子的个人历史，却惊人地回应了印度这个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所需求的“历史内涵”，也呼应了这个国家要成为“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在电影中，围绕前者的问题，是国家的象征物系列、核心文明的视觉形象：比如有关宗教、国徽的问题等等；围绕后者的则是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系列问题，比如，三个火枪手的姓名、百元美钞的图案、大众明星等等。也就是说，发问者凭借提问构建了“正统的”或者说“正确的”国家观念和历史观念，而这个贫民窟来的穷小子，作为“正确观念”的彻底反面形象，却答对了所有的问题。以提问方式构建“正确”历史意识的期待，却对应着这个穷小子完全不“正确”的个人现实经验——在贫民窟的垃圾场长大，教派势力冲突的受害者，被黑帮豢养的职业乞丐，糊弄旅游者的小骗子、小偷……。也就是说，这位穷小子作为这个国家彻底的“非标准答案”，他极端“正确”的回答，构成的正是这个国家历史背后的所有阴影。

这样一个穷小子，无论在大众传媒还是在警察机关面前，他都是不可信任的对象。影片也正是从警察对这个穷小子的野蛮审讯开始的。这部影片成功地将这种“质疑”戏剧性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提问者通过对问题的设计，企图包含整个国家的历史内涵，另一方面，却又明显地排斥着这个国家的一些民众——有些人不可能拥有对这种历史内涵的“正确”理解。

贫民窟如何被表达？

在警察局的讯问场面之后，两种景象，电视台的演播棚和印度孟买的贫民窟，始终交错在一起。演播棚的景象是所有看过类似电视节目的观众都熟悉的，这种高度一致的“全球化”图景，构成的正是“全球化”最明亮的风景线。但是孟买这巨型都市边缘的贫民窟，难道就不是“全球化”的“景观”吗？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植入第三世界的母体之后，它所生产出的大量“剩余”，构成了巨大的贫民窟。作为第三世界大都会迅猛发展的“奇观”，贫民窟的内部历史将如何被呈现？类似的都市化问题，又将如何被呈现？对此，我们看到了两类影像，一部分是来自贫民窟内部对自身“问题”的表述——那些带有鲜明自然主义色彩的纪录影像，几乎都是残酷的；另一部分影像，来自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策略表达——就是将贫民窟塑造成一种奇观的表现。吊诡的是，这两种来自内部的影像，都可以成为西方的消费对象。更吊诡的是，第三世界既不愿意将自己仅仅定位于“悲惨”、“落后”的“他者”身份，而它源于自身“伟大文明”的自尊需求，以及对于历史“书写”的批判和重建需求，又都唤醒了一种“魔幻”现实的力量——从加西亚· 马尔克斯到奥尔罕· 帕慕克，这些第三世界的文化巨匠在作品中都明显显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也反映在巴西等南美电影中。比如巴西电影《上帝之城》，就是将里约热内卢这一第三世界大都市的贫民窟“奇迹”，转变成一种可供观赏的美学形式，一种变幻莫测的美丽疤痕。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开始，一组视野不断广阔的贫民窟俯瞰镜头的组接，精确地呈现了这种审美动机。

英国导演丹尼· 博伊尔在这部电影中，彻底构建了“美丽”的“贫民窟”和“穷小子的宝莱坞爱情”。这种视觉趣味，正如NIKE以美国黑人贫民社区为背景的广告片一样，将残酷的、难以面对的现实，变成了欣赏性的趣味盎然。同样，在这部影片中，儿童时代的主人公跳跃进入粪池——其实更为准确的表述是，成为粪池的河流——的段落，就是充满了魔幻力量的表述。这条被污染的河流和主人公无视污秽之物的勇敢行径，叠合在一起。所有人看见这位神奇小子都赶紧闪开。只有那位明星，毫不踌躇地从沾满粪便的手中接过照片，签下了自己的姓名。环境灾难的现实残酷性，被“明星”的这一行径烘托得更为苦涩。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内容上的批判性和视觉上的绚烂，将新兴国家的内部批判和奇观欣赏奇特地结合起来。这部印度的小说，敏锐地用镌刻在个人经验之上的历史书写，以充满反讽的态度，以批判之眼冷峻地观察着印度的国家历史；而这部英国电影，也正因为包容了这个来自内部的批判性视点，让自己难得地拥有了一种自我拯救的立场。但与此同时，这部英国电影以绚烂的图像规避了“第三世界”难以言说的自我曝露，又以一种高人一筹的美学，包裹住了对问题成堆的“第三世界”的批判，这，依然满足了西方的“关切”，而且基本并不诉求对西方的“批判”。

而这部电影在传媒中的大获全胜，以及电影中演播棚内部高度一致的“全球化”景观和伦理，才真正导向了这部电影所有缺失之处。这部电影用虚构带出了孟买贫民窟的现实，也逃脱了陷入宝莱坞爱情俗套的指责，但它也正是依靠一种书写的技巧，将孟买的残酷现实消弭在视觉享受之中。第三世界可能会因之受到极大鼓励。也许一种浪漫化的表达方式，将蔓延到第三世界的许多社会问题中。固然，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如果这个书写已经“命中注定”要变成一种“编写”的法则，而这一法则也“命中注定”会遮蔽问题的所在，那么，贫民窟的伟大历史也必定会在这“编写”之外，继续生产“命中注定”的标准答案之外的答案。

在看到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获奖者兴奋的表情，我其实最希望知道的一个答案是：如果这是一部印度自己生产的电影将会如何？当然，这个问题包含着更为残酷的问题：印度人自己会如此在视觉上享受自己的贫民窟吗？如果印度人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才华的短缺、自我审查的压抑，还是因为在第三世界看来，那种演播棚中全球一体化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

但无论如何我仍然相信，尽管第三世界迄今为止并没有在电影中成功地表述过自己的现代化经验，这部电影中的贫民窟仍然会以其坚定的现实感，在历史叙述中留下自己的位置。

（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