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子：重构个人、集体与家国的情感关联

——当代中国人精神状况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

《我的团长我的团》自播出以来，围绕着它的讨论，在一个非常宽阔的领域内。一方面，我们看到这部作品的主创们流窜于各个电视台，以幕后花絮等“鲜为人知”的故事推广着一部并不八卦的电视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很多著名批评家神情严肃地用这部作品来讲述“中国远征军”那被人遗忘的历史……在这多重的阅读中，我更关心的，是这部引发那么多讨论和争议的作品，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乌合之众”的生之希望

“我的团”，绝对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且还是乌合之众中最让人看不起的一类。

“我的团”的主要成员，是滇缅边境收容所里的一群溃兵。这群溃兵，被打败、打散后流落到这个收容所。在这里，他们除了偷鸡摸狗，打打群架，好像实在没什么事可做了。不过二十多岁的青年，经过了太多的失败，好像已经把一生都耗尽了。

上校团长虞啸卿，以职业军人的整肃，有些唬住了破烂的溃兵们；他热爱屈原、岳飞的鼓噪，又有些点燃了这群溃兵。于是，他们跃跃欲试，加入了虞啸卿要组建的川军团，唱着“风云起，山河动，革命壮士矢精忠……”上路了。

可是，乌合之众就只能是乌合之众。当他们赤条条地只穿着一条中国裤衩，乘坐美国人的运输机准备去接收英国人的武器、装备时，运输机在丛林中迫降了。他们的命运再一次从天上回到地上。在丛林中，他们即使设计了埋伏，安排了战术，这二十多人，最后照样还是被四个日本兵追着打。这一切改变的契机，是一个假冒“团长”龙文章的出现。龙文章从日军的围堵中救出了这一群乌合之众，并带领他们撤离了缅甸的热带丛林。

这群在缅甸丛林中、在日军的追赶下挣扎着活下来的乌合之众，究竟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靠骗取来的英国人的武器？靠龙文章短兵相接的奇谋战术？……都是。但龙文章不是救世主，龙文章也不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孤胆英雄，一个人搞定日军千军万马。在《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故事中，支撑着溃兵们活下去的，最重要的是龙文章用自己的智谋、勇气和决心，唤醒了每个个人内心中的希望。在战场的荒原上，我们故事的主角孟烦了就是那么气急败坏地冲着龙文章大吼：明知道是死还在想胜利！你给了我们不该有的希望……

这希望里包含了太多复杂的内容。这希望，最开始就是在丛林中活下来，杀鬼子，回家……最后，这希望，是在南天门的山头，1000人的散兵游勇以血肉之躯拼死阻击了日军大部队的进攻，在最危急的关头为巩固怒江的江防争取到了时间。但这希望着实“不该有”。个人只要有了这种种希望，生命就变得沉重起来；比起丛林中稀里糊涂地死掉，这希望意味着的是自己要承担自己生命的责任——无论是对自己，对别人，还是对一个更大的群体的责任。在这群乌合之众中，龙文章所起到的作用，不过就是以他不甘寂寞的存在，提醒着每个个体：即使在最溃败的环境中，也不要丢失掉希望；而不丢失掉那个希望，就意味着，你一定要承担现在的责任，去为你自己的希望做点什么。

《我的团长我的团》虽然将自己的场景放在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图景中，但它所面对的，却是在一个物质至上的年代中，理想的匮乏；它所质疑的，是个人主义膨胀后，个人对权利的索取，对责任的懈怠——它所纠缠的，正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精神匮乏的社会中，个人在放弃责任后滋生的顺应环境时的心安理得、抱怨环境时的理直气壮。在这种个人犬儒主义的氛围中，所有的理想，都会被读解为白日梦，而所有的希望，也会在漠视中消失殆尽。

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虞啸卿如同是那个希望的正面表达，是个人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个现实中的希望，或者说是个人在生活中渴望的来自外部世界的信仰。虞啸卿说：“我把自己戳得像个杆，是怕你们趴下。”虞啸卿的确能把自己戳得像个杆，而他的精锐和亲随们，也都因而尽量把自己戳得像个杆。而龙文章，却是那个希望焦灼在个人内心的状态。这焦灼在内心中的希望，绝不如虞啸卿的希望那般光彩照人。为了在内心中保存这希望，现实中的龙文章，要承担无穷尽的责任，其实是多么痛苦。如同我们每个个体一样，他时时刻刻面对现实的困难，面对希望的渺茫。虞啸卿为龙文章的川军团所配备的，是生了锈的大炮，是拉来的壮丁——居然没有忘记给他们一面“刑天舞干戚”的川军团的旗帜。他们驻守在日军几乎无法正面进攻的祭旗坡，在漫长的驻守中，敌对的两岸几乎发展到互相拉歌唱曲的疲惫。在长期对峙的艰苦环境中，龙文章也难免内心会“生了虫子”，懈怠下来。但希望就是在疲惫的、绝望的日常状态提醒着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比如说，他会用每天打上一炮提醒自己，也提醒自己的团——日军在和你们唱曲的时候，炮火早就对准着你们。

外在的希望总有崩塌的时候——比如说，当虞啸卿终于明白自己的作战计划注定无法拿下南天门的时候；比如说，当虞啸卿出于对整个战场的考量，必须坐等着让那一小群敢死队在守不住的树堡阵地里一个个地战死的时候。这外在希望的崩塌，会如潮水一般将人击倒。虞啸卿的精锐，如何书光，哪怕喊上上万声“虞师座万岁”，也抵挡不住这崩塌；而虞啸卿的亲随张立宪，也会因为这崩塌，最终在南天门的树堡阵地内选择了自杀。

这希望，或者说信仰的崩塌，对我们来说，早就是日常的心理状态——根本不用等到虞啸卿越来越像他那个熟谙为官之道的副师长唐基——那几乎就是个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游荡的个体，早就是收容所里的“乌合之众”了。我们这样的个体，据说因为拥有了权利，而成为“公民”或者“市民”。如同《我的团长》中的“乌合之众”一样，我们这些个体，也只要求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放弃了承担责任，也早就将理想和希望弃置到垃圾桶中。责任，的确是一种沉重的东西。在《我的团长》中，当龙文章在最开始进入这群乌合之众的时候，明明是龙文章救了他们，但龙文章得到的反而是有些仇视的目光——他们管他叫“死啦死啦”，他们恨不得“整死他”。那是因为，这责任，搅扰着每个人早就死寂一般的内心不得安宁——也会搅扰着我们这些整天抱怨但却不愿诉诸改变的现代人的心灵。但丛林中被追杀的绝境，战友们被日军虐杀的惨状，让这群乌合之众逐渐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乌合之众”的生之希望，正在于每个个体珍视自己内心的希望，承担自己的责任。

“乌合之众”，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中个体普遍的生存感受。太多人在抱怨着环境的糟糕，抱怨着理想过早地成了肥皂泡，而《我的团长》所讲述的，就是在于在一个烂透的环境中，将自己拔出来的勇气。在于不是抱怨，不是愤懑，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承担每个人在一个环境中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故事的主角孟烦了跪别了他的老父亲，那个总抱怨生错了时代的老知识精英，说：“了儿我这就去为您打下个地方，放您安静的书桌；但请您千万别再抱怨，您所生的时代。”

“乌合之众”的共同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因为有了责任，“乌合之众”们的生存因而有了希望。而乌合之众能够在丛林中活着走回来，能够在南天门上给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打击，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群乌合之众在丛林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在丛林中，龙文章逼迫着每个人赤条条地跳进了满是黑色染料的汽油桶里，让他们成为和黑森林一般黑的战士。龙文章在丛林中怪声怪气地喊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兵们听不懂这文绉绉的话。故事的主角孟烦了在旁白中说，他们要在很久之后，才真正明白这话的意思。

虞啸卿倒不用等很久就能明白。这位随时将“殉国”挂在嘴边的精英，在审问这个假冒团长龙文章的时候，冷冷地说：你比谁都精，你知道在丛林中一个人活不下来，你一定要带着一群人。

的确，在丛林中的溃兵游勇，没法个体地生存下去，他们必须是一群人，以一个整体去对抗日军的追杀，对抗丛林中潜伏着的危险。龙文章，这个在丛林中像鬼魅一般出现的假团长，这个按道理只能与鞋垫、袜子打交道的军需处长，在丛林中的危急时刻，让这群沙子一样的溃兵，奇迹般地聚拢在一起。

丛林，是这一群乌合之众逐渐成长为一个团体的过程。这个团体形成的过程，说起来也并不困难。没有人愿意在丛林中一个人走——这是这个团体得以形成的最基本的动力。既然没人愿意一个人走，那就“拉上走不动的，追上臭不要脸先走了的”，那就“眼珠子别光瞪着地皮，旁边有摔的倒的要装死的帮衬一下……”。这个被龙文章 “三两脚踢出的一个队形”，在丛林中行进的是撤退，并不是溃逃。他们在撤退中没有丢下自己的武器，而在机会到来的时候，绝不手软地干掉跟得太紧的日军侦察兵。保持这个队伍的整体性，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故步自封的小团体，而是让它变大，让更多地人融入进来——更多的人愿意融入，也正是因为这一群人在别人溃逃时，还能有组织地干掉日本兵。于是，在他们撤退回怒江江边的时候，在他们看到更溃不成军的溃兵争先恐后地要逃回江那边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和那些没有队伍的人一起去抢着渡河，即使日军已经紧跟身后。

这群再次失败地回到江边的士兵，因为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自己的队伍，他们的失败，也变得“很像样子”。他们多了一份自尊，也意识到队伍，这个有形的东西，给每一个单独的个体赋予了某种特别的意义。

对于这个组织来说，龙文章不像虞啸卿。虞啸卿是靠着个人的魅力、个人的权威塑造着他的“虞家军”的。虞啸卿纪律严明，军容整肃，保持着职业军人的严谨。可是，这种精英作派，好像并不是真的管用。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外紧内松的虞家军就潮水一般地溃逃，“虞啸卿战死”的传言也随着潮水一般的溃退加速了整个部队的崩溃。虽然虞啸卿再次以个人的绝对权威，用手刃胞弟的行为弹压了溃逃，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看上去严明的组织结构，在大敌面前，其内部竟是如此松懈。

而龙文章不是英雄，更不是这样一个权威。尽管在丛林的撤退中，他已经以他天才般的战术，以他对于每个个体生命的尊重，赢得了乌合之众的信任，但他一直都不是个绝对的权威。他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宣言，不是让他的兄弟们听懂的，而是让他们在心里明白的。在这个群体的内部，他和别人唯一的差别或许就在于，他对自己的那份责任更自觉，他对自己的希望更明确，也因而更坚持。如同故事中为他设定的角色——一个赶尸的人，一个招魂的人——那样，在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过就是以他的自觉和坚持，随时提醒着散漫的个体不要真的散漫下去的人，提醒着每个个人自己内心的希望和责任的人。

因此，这个被拢起来的沙子的组织，这个战场中的小小的共同体，其独特性不仅在于在故事叙述中每个个体无不个性鲜明——在我们这个时代，个性鲜明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更重要的，这个组织、这个集体，不是被权威的外在力量所临时塑造的，而是他们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责任，因为彼此生死与共的命运纠葛在一起的。

也许《我的团长》所诉诸的军队这个共同体，是个相对封闭、也相对特殊的社会结构，也许《我的团长》所处理的历史境况是更为特殊的外部战争的压迫，这二者使得这种内部的整体感和组织性更容易形成。但不管这结构和历史境况如何特殊，这样一种对组织或集体的表达，在我们这个社会都是有些久违了的。现代社会早就将人们从组织中“解放”出来，打磨成真正的“个人”了，而这些从整体中脱缰而出的个人，既在享受着个人独立带来的自由，也在承担着缺乏整体感后的失落。另一方面，在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现代社会，在充分原子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在与我们的传统社会相碰撞的时候，总会碰撞出一些意外的结构。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组织感，似乎从没有真正或者完全地消逝过，只是看我们是不是愿意表达它，或者能不能更好地理解它。“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看上去呼唤的是某种传统的“兄弟情”，它其实召唤来的，是一个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由对自己负责任的个体组织成的共同体；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共同体的内部，支撑着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仍然是被强调个人利益的知识精英们所刻意抹杀的某种理念。

乌合之众的情感家国

在《我的团长》所描述的历史境况中，支撑着这种共同体的共同理念，明确地指向了家国。

对于炮灰团的乌合之众来说，家国，这个在今天有时因为过于辽阔而变得飘忽，有时因为过于情绪化而变得有些神经质的词，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情感关联。

张迷龙，一个从东北一路溃败到云南的东北军战士。对他来说，家国也许就是烂熟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子。在收容所里，他一边添油加醋地为大家煮一顿临行前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子，一边怪声怪气地用很难听的调子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大豆和高粱”，然后，他抹去了眼泪，说，“这烟熏得我……”

郝兽医在和唐副师长用家乡话迷迷糊糊地叙了一场家常之后，突然像惊着了似的，在四下里寻摸着：“我的钥匙不见了……”。从此以后，他时不时地就要在云南的土地上，寻找黄土高原上的家门钥匙。而当他听到隆隆的雷声，他有些困惑地用手撮起一块泥土，放在嘴里，嚼着说：不对啊，黄土高坡下过的雨，没有这么甜……

而审问龙文章的那一场，正是家国与个人的情感关联的彻底袒露。龙文章，这个周游了大半个中国的走乡串巷的赶尸人、招魂的人，在他的叙述中，如画的江山对应的是一场场的溃败：“仨俩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场大败和天文数字的人命”。在他走过的地方，留在记忆中的是“北平的爆肚涮肉皇城根，南京的干丝烧卖，东北地三鲜、酸菜白肉炖粉条，还有臭豆腐和已经打成粉的长沙城……”这些零乱的叙述，不仅惹得有人咽了咽吐沫，也让生于北平的孟烦了有些想念他刻意忘怀的家乡。

也许对于大多数当代的知识精英来说，在解构了组织和集体之后，“国家”早就概念模糊、形象不清了；与“国家”同样的许多理念，比如希望，比如责任，等等，都因为与个人利益隔得太远，早就被拆解得七零八落。而在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艺中，对于从群体中走散了太久的“乌合之众”来说，“家国”的宏大叙述，已经落实到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情感联系。“家国”这样的宏大叙述，以及那些同样看似抽象的理念，因为有了这深刻而踏实的情感关联，也就不再面目模糊了。

大众文艺中的个体、集体与家国

对于我来说，观看《我的团长我的团》的过程，就是在理解个体、个体的组织以及那组织背后的精神依托之间的纠缠。作为一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未必能把这其间复杂的关联整理得非常清楚，但它作为一种大众文艺的样式，也的确用感性的方式，重新结构着这三者之间的关联。

当代中国的精神状况，在这三者之间是一个逐渐剥离的过程，是将家国、组织逐渐从个体之上剥离的过程。这剥离旷日持久。而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我看到的是一种逆向的缝合，缝合着从个体到个体的组织，再到这组织背后的精神依托之间的内在联系。个体和组织的关联，不再如《大阅兵》那个时代所讲述的，在整齐的方队中集体和组织如何剥夺个体的自由；在这个缝合的过程中，我看到的是那些已经被现代人弃置的“大词”，比如“家国”，比如“责任”，比如“希望”，比如“理想”，等等，在这里找到了新的落脚点。

从剥离状况中走出来的个体，是无法相信这些“大词”的——个体从家国和集体中撤离出来，呼唤的是个体自由，要放弃的就是对家国和集体的责任。而在这个“逆向缝合”中走出来的个体，也不会完全相信这些大词；但不相信这些“大词”的空洞意义，不代表他们不相信这些词语背后所蕴藏的真实情感。希望，理想，责任背后的意义，最终还是在个人这里找到了坚实的依托。如同年长的郝兽医揶揄孟烦了的：这娃，才二十多岁，就和人比烂——个人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开始逐渐醒悟，被放逐了理想的个人，和别人比着谁更没理想、谁更烂的个人，好像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于是，出现在《我的团长》这里的个体，是在重新审视早已经被放逐掉的理想，他们擦抹掉沉淀在理想上的吐沫星子，也擦抹掉其间空洞的口号，将这理想放进了自己沉甸甸的责任中，共同创造一个“袍泽兄弟”般的共同体。个人、集体与家国的内在关联，也最终在个人这里找到了它的起点；而个人、集体与家国间一种新鲜的、情感的与实实在在的关系，也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在大众文艺中悄悄地生长着。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