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在“爱的奉献”中想象公民社会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了。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大众传媒在国家动员中扮演了格外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地震不久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大型直播晚会“爱的奉献”（2008年5月18日），把这次“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情感动员推向高潮。“爱的奉献”、“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式的话语成为整个社会广泛认可的共识，连同这几年关于公益、志愿者、社会基金会的热烈讨论，社会救助、奉献爱心已经成为一种似乎毋庸置疑的道德规范和自律。对于这次抗震救灾，学者及诸多媒体多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角度来论述普通公民自发参与救灾的热情。这种对公民社会的呼唤，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之后进入中国，直到今天才得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力量；而关于公民社会的想象也由一种对体制的批判转变为构建社会和谐的积极表述。“爱的奉献”和“公民社会”这两种想象，已经成为整合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话语，而这些话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值得进一步反思。

作为社会共识的“爱的奉献”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或民间（公民、市民）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民众自发的救助是如此“强大”和自觉。这次救灾的动员效应绝不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而是城市市民或说中产阶层自觉的慷慨解囊，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主体的道德自律的自觉展现。如果说超女比赛通过“拇指民主”实践了民间社会的想象，那么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产阶级市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而得以实现这种道德自律的话语是“爱的奉献”。

“爱的奉献”作为一个名词性短语，如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攻坚战中出现的社会文化表述“分享艰难”一样，非常巧妙地回避了主体与客体的位置。“分享艰难”并没有说出“谁”分享“谁的”艰难，但是这个短语本身却把市场化进程中的被剥夺者（比如下岗工人）承受国家改革代价的问题（也常常被描述为转型期的“阵痛”）转化为让“人民”来分享“国家”艰难的一种有效询唤。“爱的奉献”也是如此，“谁的”爱奉献给“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不需要说出的前提，“爱的奉献”恰恰要空出这样一个主体位置等着你、我、他来由衷地填充，恐怕很少有人把自己放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在这种道德抚慰中，我们是作为救助者去拯救灾民的，可是，“人人”都是奉献者，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吗？事实上，这种中产阶级道德是有边界的，因为中产阶级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阶层，市场的边界也是中产阶级的边界。在电视中我们看到的献爱心的人大多是城市市民，农村/农民依然在这种市民空间想象之外，也就是说农村/农民已然不在捐款──爱的奉献的想象的共同体里面（起码媒体上很少看到这样的报道，即使有也不是媒体和观众所想象中的那些要献出爱心的人）。

这种“爱的奉献”式的话语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其意义，还不在于作为准中产阶级主体的城市市民被这种话语所整合，而在于这种意识获得了普遍认同，使人们意识不到或者说不能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某个阶层的诉求。 “爱的奉献”的晚会本身很空洞，但能指越空洞，越具有包容性。下面我试图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爱的奉献”所预留出的主体位置是如何被非中产阶级的底层民众以及作为中产阶级预备军的80后所分享的，以说明这种话语所具有的整合力。

网络上天涯社区有一篇名为：《大灾了，我流了很多泪，没有捐一分钱，大家来鄙视我吧》的帖子，是一个工厂的工人为自己没有捐款而感到愧疚，没有去捐款的理由有：一是厂门口的捐款箱无人问津，作者又不愿意“露风头”；二是要捐款就必须“坐公交车到很远的沃尔玛超市门口的红十字会捐款箱”（从以工厂为单位的“集体”捐款到去沃尔玛“自愿”献爱心，这种空间转换本身是两套价值观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前者是生产空间，后者是消费空间，而这种“爱的奉献”恰好与消费者的身份密切相关），考虑到距离，作者没有去；第三个，或许也是对作者触动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灾民的伙食“标准”比自己这个工厂的正式工人还要高。出于这些原因，作者没有去捐款，因此，“我一直觉得心里很纠结，不捐钱好像欠了谁的。难道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我也曾自愿地跑到血站去献血。我为大灾流了无数的眼泪。”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帖子中的工人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按照作者的叙述，仅从灾民的伙食对比中，就可以看出他是比灾民更“灾”的群体。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帖子的叙述者本人应该也是被救助的对象才对，可是作者为什么偏偏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为自己无法成为捐款者也就是去帮助别人而深深愧疚呢？这恰恰就是“爱的奉献”等人道主义话语自身所建构的主体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的奉献”所强调的是“献出”，而不是接受，作为奉献的接受者在这种叙述中是客体的位置，而不是主体位置。因此，帖子的叙述者为自己无法填充或满足这样一个必须“献出”的主体位置而深深地自责和焦虑。

如果说“非震区灾民”因对这套话语的认同而自责，反而呈现了他从属于低阶层的身份，那么80后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终于”获得雪耻恶名的契机。80后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环境中长大并深受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一种政治/社会冷漠症。但这次抗震救灾中，80后不仅踊跃参与献血、捐钱、捐物，更以个人或志愿者组织的形式赶赴灾区直接参与救灾，有媒体称“80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在我看来，这种80后的爱国主义热情，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当作未来城市里的准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密不可分，因此，他们“自然”具有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道德自律。

可以说，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以捐款捐物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性，不在于要求富人、有钱人、中产阶层去献出爱心，而是那些显然非中产阶级的人们也由衷地认同于这样一种叙述，并把这种叙述逻辑内在化。这也可以证明这样一套话语自身所具有的整合力和动员效果。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究竟为什么这样一套老话语会“焕发出新颜”？这套话语形成于19世纪，30年前刚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其意识形态性还昭然若揭，甚至被作为异端的思想，但是此时此刻，这套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却已经很模糊了，这是否意味着，意识形态只有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才能有效运作，一旦露出意识形态的尾巴，也就离失效不远了。此外，这套话语会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固化有关。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还处在阶层极速分化的过程中，那么最近一两年，似乎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完成，人们很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工人，他分享了这种中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同时他也从“新闻”中看到了自己实际上处在比灾民还要差的一种阶层位置上，但是他无法也不能对这种中产阶级话语提出什么异议或不同的视角，反而是把自己放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这种话语的有效性，不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形成，或者说人数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大众媒体（显然，没有市场化的农村不在这个“大众”里面）所竭力建构的社会共识，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没有80%的中产阶级，但并不妨碍以中国大小城市为市场边界的社会把中产阶级的价值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爱的奉献”的话语也得以成为社会各个阶层所分享的共识。

公民社会及其“公民想象”

——以王石捐款、范跑跑事件为例

2008年的抗震救灾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共识，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通过电视、网络间接“目击”获得“现场感”的观众来说，这是一次危机时刻的心灵洗礼，或者说，人们在这次地震中经历了一次公民教育，锻炼了人们的参与意识，预示着中国公民社会正在走向成熟。90年代初期对公民社会（也称“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呼唤终于结出了“硕果”，一方面民营企业踊跃捐款捐物，另一方面普通公民积极捐款献血或以志愿者的名义奔赴灾区。

但是，在这次“公民意识”的演练中，有两个成员却受到了批判，一个是地震发生之初，万科掌门人王石因捐款少招致网友指责，网络将此次事件称为王石遭遇“捐赠门”；第二个是在媒体一次次地报道灾区教师不怕牺牲自我保护学生的师德典范之时，都江堰某中学语文老师范美忠却在天涯博客上公开发表《“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博文（5月22日），“有理有据地”阐明自己为何要逃跑的合法性，引发网友一片哗然，这就是“范跑跑事件”。把这样两个例子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因不适当的行为而被人们批评为不合格的“公民”，他们之间的内在连接恰恰在于为公民社会的理念提供了“反面”例证。

具体来说，王石受到批评，并非没有捐款，而是被认为捐得不够，并且还为他的行为辩解。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王石以及万科这样一个知名并热心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的期待。对于富人、企业家捐款的期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王石及其万科企业追加捐款并无偿参与灾后重建，显然也是高度认同于这种社会共识的结果，而捍卫这种社会共识的，就是充满正义感并认同慈善是正当的网民或公民。这究竟是一种左派情结的体现，还是这些网络上的中产或准中产阶级对于企业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的监督和批评呢？伴随着国家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疗、劳保、教育等国家福利政策被当作包袱甩掉之后，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公益”才渐渐成为一种弥合这种市场化代价的社会修辞。这种修辞中与企业家有关的，就是成熟的企业家要关心慈善事业，网友对王石的指责，显然不是某种阶级仇恨，也不是对于资本的批判，反而是在高度认同慈善、公益事业这样一个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对资本家的一种道德约束。

如果说王石事件，重新确认了企业家/资本家在这个社会中的合理位置，那么范跑跑某种意义上被作为普通人（尽管范跑跑出身精英教育，并从事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他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评判什么才是合格的公民/个人。在《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激扬文字中，范跑跑怀着一种遭受“政治迫害”的妄想，对自己为何先跑进行了辩解。其中，最为“铿锵有力”的是“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却”字，为什么在范跑跑这里，“自由和公正”与“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就是相悖的或者说不兼容的呢？这恐怕与冷战历史及其意识形态之争有关。在这种振振有词的对立背后，是前者代表着“自由、公正、民主”的 “普世价值”，后者代表着“牺牲自我，汇入人民”的道德精神。在后冷战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早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而诸如国际主义等带有超越性的道德价值早已经被污名化（或者转换成人道主义话语）。这样两种价值的对立，恰恰是冷战时代西方阵营的逻辑在后冷战时代的延伸。在这一点上，范跑跑与其说是思想异端，不如说是当下的主流。

一个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王石、范美忠显然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他们都具有市民的资质（他们不是农民工，也不是农民），因此，他们恰好是成熟而理想的资产阶级主体的两个面孔，一个是喜欢攀登、勇于挑战的浮士德式的英雄，一个是“胆怯、自私而自负”（借用学者黄应全对范跑跑的精彩描述）的个人。这种网友们“自发地”在危机时刻对公民社会的道德规范认同，恰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样本。网友指责或批评王石和范跑跑的社会文化逻辑及动力，恰恰不是阶级仇恨式的实践逻辑，而是处于对中产阶级或公民道德的捍卫。

意识形态的整合

在一些以监督政府为职责的“公共”媒体中，关于灾后重建或者说追究地震责任的话题没有例外地投向了地震中倒塌的学校以及如何领养孤儿身上。我想从2008年六一节前凤凰台的栏目《一虎一席谈：他们为何让我们如此感动（下）》说起。这期节目的前半段主要围绕着一位嘉宾“亲眼”看到北川中学的废墟而引发的对于学校建筑质量的质疑，现场的大多数观众也认为应该有人来负责。后半段另一位嘉宾则说“亲眼”看见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没有倒，90年代新建的商品房却出现了裂缝而引发了对于7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代的评价。在这里，最初关于学校倒塌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转移。无论是凤凰台的片花，还是第一位嘉宾的发言，都集中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建筑为什么会倒塌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公共建筑与商业建筑之间进行对比，而第二位嘉宾却把这个问题转移为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市场化之后的中国的对比之中。这也就把前一个问题中所需要问责的诸如官员腐败，建筑公司为了牟利而偷工减料的问题，转移到了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上。这是两种对当下抗震救灾反思的主要思路，前者偏右，后者偏左。有趣的问题在于，这样两种左右的论述却“并肩作战”，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或许是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出现的新情况。这种“转移”似乎很顺畅，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前者的逻辑，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初，就成为国内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言的重心，言外之意，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倒塌背后有官员腐败、施工单位“豆腐渣工程”之嫌。这种论述在一次又一次矿难等特大安全事故中成为“陈词滥调”，说到底，是人治的结果（权力滥用）。因此，这种批判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法治，或者说制度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监督权力），而官僚体制往往是这种论述打击的靶心。所以，朱大可的文章《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朱学勤的“天谴论”以及《南方周末》的报道《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选择学校坍塌的问题来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都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后者偏左的逻辑是把学校的倒塌看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这种论述往往参照着对一种“被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其潜台词是，在市场化的滚滚大潮中，追求利润与建设学校这样的公共设施存在着冲突，因此，出现“豆腐渣工程”是必然的。官方腐败也来自于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使人们、公司很难出于公心对公共事业付出超利益的责任，在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中提出对市场化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带有道德色彩的批评。所以说，当嘉宾举出地震后在同样的地势上建设于70年代末期的仿苏建筑赫然屹立，而90年代的建筑却成废墟，就成为某种隐喻，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或许成为90年代以来对于市场化不满情绪的“真实”反映。许多人从抗震救灾期间“人民”（而不是“公民”）积极踊跃地捐款、献血和志愿去灾区的行动中也看出许多“社会主义的遗产”，如黎阳的《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的文章。这种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发现，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化不彻底的明证呢？其实，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论述，“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在社会主义遗产的发掘与威权主义的批判之间，应该何去何从？

表面上，左与右的论述大相径庭，其实，却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只是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推论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显空洞）。或者说，左右两边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论证自身逻辑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机制既可以支撑公民社会成熟的论述，也可以支撑社会主义遗产的论述，左右两边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一方面是爱国主义、中国加油，另一方面是生命、人的价值得到从未有过的高扬，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30年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成了某种有效的整合。恰如凤凰台的节目中，从对政府的问责可以顺滑地转移对毛泽东时代的某种眷恋，这或许是这次抗震救灾给我们这些试图对现实提供某种批判性思考的人们留下的悖论，甚或尴尬之一吧。

结语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以“爱的奉献”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话语，填充了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的想象，并成为社会的和谐之音，在弥合社会鸿沟或者修正妒恨政治学的同时，也印证着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固化或完成。借助抗震救灾这一突发事件，得到演练的或暂时获得想象的公民社会只展现了其温情的一面，距离可以充当社会抗争空间的远景还相当遥远。在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中，呈现公民社会的想象自身的压抑性或遮蔽性也许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在灾难面前并非不要献出爱心，不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政治上的人道主义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能否定，从理论上反思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遮蔽性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