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缘于地方之间展开的GDP竞赛，这是知识界普遍的共识。但也应当看到，在地方GDP锦标赛背后，是地方政治变迁的过程，也是地方发展模式竞争的过程。改革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国家体制，这个依然处于变动之中的体制，其奥秘一端正来自地方政治特有的活力。

在分权并允许创新和竞争的环境下，同时，又是中央集权的党政系统、干部委任和纪律检查的机制之下，地方成为改革的重要助推器。在改革历史上，地方活力始终是重要的成功因素。在制度约束、财政约束十分严苛的条件下，以及宏观形势波折反复的情形下，地方在治理过程中不断适应规则、变动规则、利用规则，许多重大改革都是地方治理经验提升为国家政策的成果。旧体制与新体制的结合，克服了诸多固有障碍，转嫁了转型过程的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

正如万江所做的例证：乍看起来，法治建设与地方政府的权力逻辑是相互冲突的，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却不得不改善法治，确保投资者的权益得到保护，以降低企业成本，打造“投资洼地”。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私人跨区投资存在的事实。但这不能否认，地方政府在法治运动中，实际同时扮演推动者和阻碍者的角色。以资本为导向的法治建设，并非普惠于全体社会的法治，而是一种非制度性的、有选择的、分阶层的法治化。赵树凯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互利关系，各级执政党、政府和企业组成了利益共同体，并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最终与碎片化的权力结构、运动化的行动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即是“事实上的联邦制”（见郑永年文）带来的负面效应。

应当承认，中国地方政治的变迁与发展，不仅是出自政绩的压力与利益的冲动，许多模式的探索，都并非中央的正式安排或高层的正式授意，而是地方领导人“自我革命”勇气的展现。它们许多都是充满政治风险的改革试验，这尤其需要对政治魄力与政治责任感的考验。正如郑永年所言，在逐渐走向后强人政治时代，地方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治理模式，也将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重要部分。

但是，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地方政治生态又是极其脆弱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非常大，它的平衡有赖于一系列隐形条件的支撑，否则，“分权”就可能沦为“分利”，“妥协”将被“苟且”取代，“比较优势”会转变成“比较劣势”。我们也无法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在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深刻矛盾。当地方政治的合法性越来越捆缚于经济列车的高速之时，它被抛离出轨道的风险也与日俱增。可是，离开经济层面的逐利动机，在既有的体制框架之下，地方政治又如何去寻找新的活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