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建一个小剧场”

蓬蒿剧场毗邻北京著名的文化旅游胡同南锣鼓巷，介于北兵马司和东棉花两条胡同之间。一条狭窄的小路从剧场门口穿过，路边的墙上有些简洁的人物造型，提醒着过往的人们这里是个文化场所。这里四周有很多区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是那些古朴的大杂院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大概十年前，有人把蓬蒿剧场现在所在地的一个大约300平米左右的小院子改造成了咖啡馆。2007年，这个名叫“棉花塘”的咖啡厅要转让出去。一位牙医，一位经常会去北兵马司胡同的北兵马司剧场，或者去东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看戏的牙医——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着三个牙医诊所的牙医——王翔，接过了“棉花塘”，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咖啡厅和一个剧场。从此，一个非常小的剧场，蓬蒿剧场，就在南锣鼓巷的纵深处出现了。

蓬蒿剧场真是非常小。蓬蒿剧场的占地大约只有300多平米，咖啡厅占了一半，剧场只有140多米，核定座位86个。王翔把这个地方租下来做剧场是在2007年12月31日。在那之后漫长的8个月时间内，是复杂的整修、改造，以及更为复杂的要让这个地方能有作为剧场的演出资格。剧场，涉及消防、演艺等更多环节，想想就知道很难。我问王翔怎么把这事做成的，他只是笑笑说，就是神经得比脚后跟还要粗壮。

王翔的本职职业是牙科大夫，曾经是国内第一位研究种植牙成功的博士，以前是海军总医院的牙科主任。上世纪90年代，他一度移民加拿大，后来还是回了国，经营了个人的口腔诊所。他应该有着优裕的生活，可他似乎不满足于优裕的日子。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热爱文艺，尤其热爱戏剧，经常花钱请朋友看戏。最疯狂的是他看国家话剧院的《哥本哈根》看了44次，请朋友更是不计其数。王翔对自己热爱戏剧的理由说得很简单，那就是“戏剧是自由的，因为人的内心是自由的”。但从热爱戏剧、请人看戏，到动真格地自己掏钱建一个基本没有盈利空间的小剧场，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对于“你为什么要建一个小剧场”这样的问题，王翔恐怕面对太多了，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我为什么要建一个小剧场》。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处处是一些我们久违了的宏大语汇：马斯洛、终极关怀、精神家园……。在我看来，王翔的逻辑并不复杂，在本质上他仍然是80年代的启蒙之子。只不过，太多80年代的启蒙大师们，早就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把这些宏大叙述丢弃了，偶尔却会有一两个如王翔这样的启蒙之子，没有把年轻时热情追寻过的精神生活放弃。等到有点能力的时候，还要坚持去实现。王翔为自己做小剧场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抗拒恐惧，抗拒贫乏”。抗拒什么样的恐惧？匮乏的恐惧。在这个人们已经很少谈论“短缺”的时代，匮乏是什么？当然是人的精神世界。

有很多种艺术方式都是可以为精神世界提供食粮的，但在王翔看来，戏剧却有她特别独特的地方。他说，“戏剧更内省，但同时也更开放”。在他看来，“咖啡馆、博物馆与剧场，是一个社会公共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咖啡厅+剧场的模式，使得戏剧带有着公共生活的意味。在这样的空间里，可以看到人和人之间美好的交流。通过这些交流，文化会自然呈现出她的面貌来。”

蓬蒿剧场现在是个非常开放的文化空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投入使用以来，到2010年，每年的演出场次就已经达到了300多场。重要的，不仅仅是这里演出多，是这里的演出，大多都是非营利性质的。蓬蒿对来这里演出的剧目，80%是不收场租的；50~80元的票价，也是全北京最低的……这些年，北京的小剧场商业氛围渐盛，挤满了很多原来可以做些实验、非营利的场地，而蓬蒿，86个座位的剧场，试图营利者必然望而却步了。通过种种类型的非营利性活动，比如说南锣鼓巷戏剧节、国际独角戏演出季等等，目前，蓬蒿呈现出两种独特的文化面貌：一是与社区生活紧密相关，另一个面貌则是面向国际的文化交流活动。蓬蒿的国际交流演出，有点像是“自助游”。比如今年南锣鼓巷戏剧节的最后一场演出，导演是瑞典导演协会主席马福利。他到中戏做客座教授，没事的时候爱到蓬蒿里喝杯咖啡，碰上了爱和人搭讪的老板王翔，就有了合作一部作品的想法。马福利调动自己的资源，申请了一些经费（自己也得掏一些），王翔把剧场、排练场提供给他使用，一场带有浓郁当代欧洲剧场风范的《塘鹅》就成了现实。这种合作方式在这里并不少见。蓬蒿，一个位于北京古老社区里的剧场，就是以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以每个个体尽其所能的付出，共同合作出有意思的成果；而文化的交流，文化面貌的塑造，不正是在这些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细节中，慢慢地找到真实的感觉么？

但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剧场，如何能维持下去？

王翔并不是那种一谈理想就不会算账的人。时时刻刻，他都会记得现在蓬蒿剧场每开业一天，就有1000多元的亏损，从今年开始房租增加了一倍，那就是2000多元。有时候，他也会去参加一些“天使投资”之类的见面会。但“见面”后的成果，一般都是投资者们把自己的活动拉到蓬蒿来做，算是一种支持。没有“天使”会觉得这里是资本运作的理想场所。对此，王翔比较顺其自然。在他看来，剧场，就像一个NGO一样，需要的是投入，而不是从中盈利。他说他的底线是自己的一套房子。他算过，最坏的结局就是卖掉自己两套房子中的一套。王翔说，自己少了一套房子，可是做了十多年的剧场，太值。

卖房子是下策中下策。在现实中，他一直在尝试着为这个“剧场NGO”找到合适的运行模式。他现在觉得理想中的模式是“1/3模式”。即运营收入（包括咖啡厅、票价收入）占1/3；经营者的热情、理想和公益心占1/3；还有1/3，一定要靠政府和各种基金会形式的支持。现在，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运作的。

这两年，蓬蒿的发展得到了北京市文化局、东城区区政府、交道口街道的许多支持。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北京市的创作扶持资金给予的各种补贴，基本上能把当年的亏空填平一些。王翔说，蓬蒿是最自由的；但同时，蓬蒿和政府的关系又是最好的。这在王翔看来一点也不奇怪：30多年的经济改革，把好改的都改了，而公共生活、文化建设这些不好改的，仍然留有许多问题。30年的经济改革，举国体制的影响还没完全散去，拜金主义已经汹涌澎湃而来。如果说举国体制还有空隙，那拜金主义则是无孔不入，对文化空间、理性重建构成了重重挤压。王翔说，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政府资源”，不过他现在做的，是和政府联合起来反拜金主义；比起政府行为，民间，显然有更大的自由度。有这两重因素，蓬蒿和政府的关系“好”，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的确，在蓬蒿，我除去看到了王翔因为抗拒贫乏的冲动而产生的建设公共文化的努力之外，还处处能感受到基层政府对于公共文化建设的新尝试。

“政府搭台，社会唱戏”

蓬蒿的出现，缘于一个牙科大夫的文化理想；蓬蒿能坚持下来，很大一部分是和基层政府——交道口街道管委会以及东城区政府的整体规划有关。

据东城区文委程永涛书记介绍，东城区在“十一五”规划初期就确立了要以戏剧为本区优势的文化资源。这也难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等戏剧单位都在这儿，保利剧院、首都剧场、东方先锋剧场等强势的剧场资源，也在这儿。王翔正好赶上了东城区要建“戏剧大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文化事业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现在在各地都很“热”。程书记认为，东城区的特点在于，尽管自身有很多优势资源，但很早就开始重视软性文化力量的建设。他说，现在地方政府真要下决心，建场馆，都不是很难的事，难的是和这些硬件相匹配的软性力量的建设，难的是你建了那么多的文化场馆，是不是真的能形成文化积淀。程书记说他始终认为，“搞文化艺术最主要的还是人”。因此，东城区一直把文化发展的重点放在人才和氛围的培养上。2009年，东城区就出台了针对剧场、剧目、戏剧活动以及人才培养的鼓励性政策；每年设置了300万的戏剧公益资金，1000万的产业引导资金等等。目前，对于戏剧文化有如此完善的支持政策，在全国恐怕也是独此一处。

程书记说，“戏剧大区”的整体概念，既包括戏剧文化产业的布局，也包含着戏剧文化事业的发展。东城区要真的建设“戏剧大区”，离不开剧场、剧目，离不开丰富的戏剧活动，更离不开人才。这其中，一些软性的文化建设，政府去做效率可能更低；如果民间在这方面已经显示出一定的优势，政府给予政策上、资金上的扶持，很有可能事半功倍。

相比起区内其他优势的剧场资源，蓬蒿本身算不上多么显眼。可事实上，东城区对蓬蒿的支持力度在这其中却是非常大的。程书记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合作，认识到蓬蒿更带有公益性，其人文追求也非常符合政府对软性文化建设的需要，尤其非常符合文化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软性需求。更有意思的是，在程书记看来，之所以能比较支持王翔，还因为王翔很“纯粹”，公益做得很纯粹，艺术做的也很纯粹。程书记说，“个体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做的又是有益于文化建设的事，政府怎么能不补贴呢？”他甚至更“激进”地认为，许多政府的文化活动、文化项目，就应该交给这样“纯粹”的社会力量来做，而不是交给效率可能低下的机构。

蓬蒿剧场，除去得到东城区无论在宏观的文化政策还是具体资金上的扶持，与此同时，是它立足于南锣鼓巷，蓬蒿的发展，也是在南锣鼓巷总体规划的理念之中，为南锣鼓巷这个以老胡同为特色的文化旅游增加了一个新鲜面孔，自身也成长为南锣鼓巷的现代文化肌理一部分。

蓬蒿和南锣鼓巷的纵深关系，虽有其偶然性，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构建这种关系的，有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交道口街道的书记李铁生。李铁生，一位48岁的转业空军飞行员，生于东城，长于东城，转业后又回到了东城做社区服务。说起蓬蒿，他总爱说：如果将来我要写书，我一定要写蓬蒿一笔。为什么？在这位主导了南锣鼓巷开发的街道书记看来，南锣鼓巷的文化旅游发展，有三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过客”酒吧的开业，引导了南锣鼓巷开酒吧的热潮；第二个标志，是多米尼克的“创可贴吧”，多米尼克，一个流浪的英国男孩，恨英国，恨生活，却在南锣鼓巷一家名为东堂客栈的背包酒店短暂的住宿过程中“反认他乡为故乡”，以他对中国文化让我们看来有些可笑的误解，开创了“创意文化衫”的设计。第三个标志，就是王翔的蓬蒿剧场的开业。

说起南锣鼓巷这短短的发展过程，李书记很感慨。南锣鼓巷的开发，在当年也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到了有些走头无路的时候。当时，基本上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保护，就是保护落后，要推倒了重新建高楼；还有一种意见被李书记称为“消极保护”，保护，就是什么也不能动，任其破败，任老百姓水深火热。在保护与开发都有些走到死胡同的时候，交道口街道自发地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合作，共同讨论创造了一种现在的模式。

李书记称现在的模式是“科学保护”。所谓“科学保护”，就是该保护的坚决保护：第一，保护原有的格局、保护元代以来形成的胡同肌理，保护里坊制的结构；第二，点的保护，比如挂牌的四合院；第三，要保护非物质文化的生存方式，民间传说，老百姓家长里短的生存方式。在这个前提下的发展，就是要发展不破坏它、可以和它适应的业态，包括创意工作室、创意小店，还有剧场。

这样的构想听上去很完美，但过程却没有这么顺利。一度，这里也是酒吧泛滥，眼看着南锣鼓巷就要成为三里屯、什刹海之后的“酒吧一条街”了。而这，和最开始的规划是背离的。李书记说，街道做的，并不是强行地干预，而是“培育加引导”。他们把酒吧的门槛抬高，把做创意小店的门槛降低，不仅降低，而且还给予补贴。补贴不多，起的是“温暖人心”的作用。很快，随着多米尼克“创可贴吧”的影响力扩张，越来越多的创意小店集中在这里。而看到了2008年蓬蒿剧场开张，以及在这前后区文委给予的大力支持，李书记说，他就在旁边偷着乐。乐什么？蓬蒿的出现，让南锣鼓巷的发展离规划又近了一步。蓬蒿的出现，不仅在实际旅游层面带动了餐饮、住宿与消费的综合发展，更重要的是，蓬蒿的出现，提升了社区的文化品味，带动了南锣鼓巷文化旅游的纵深发展。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翔刚开剧场、很难支撑下去的2009年，李书记为了帮助蓬蒿度过难关，以街道的名义出资19万元，委托蓬蒿制作一部与南锣鼓巷相关的戏剧——《锣鼓巷的故事》。由王翔与演员们共同完成的《锣鼓巷的故事》，写的就是蓬蒿剧场在改建、经营过程中与南锣鼓巷的老居民之间的碰撞，一种胡同里的独特生活气质与一种外来的文化，彼此在互相碰撞后如何和谐共生。剧中“齐主任”的原型就是李铁生，剧中的话很多就是他的原话。比如说：“本来都是些敞敞亮亮的四合院儿，这几十年下来，你盖一厨房，我支一窝棚，生生的把这四合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到头来，这房子是越住越小，这人的心眼儿是越来越窄。”而李书记最关心的，就是越来越窄的人心，如何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在文化的滋养下，能够“敞敞亮亮、开开心心的往前过”。

谈及蓬蒿以及南锣鼓巷的发展历程，李书记说，他最大的心得，“是政府不要想包打天下，政府也不要想当然。比如说你不能觉得这剧场叫蓬蒿不行，得叫皇宫。但政府也绝不能无所作为。人家老说经济有无形的手叫市场，在锣鼓巷，有一只无形的手叫政府。政府这只手大家都没看见，但他发挥了撑起这个台子，让有识之士来一起建设的作用。”这也是南锣鼓巷改建的基本思路。他说：“南锣鼓巷的发展，有人说是自发地发展，有人说是商家主导地发展”，但李书记还是认为，“这里仍然是政府在主导的发展。只是这个主导，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原生力量，是‘政府主导，社会唱戏’。”

一个剧场、一条街与一个城市的文化面貌

如今的蓬蒿剧场，除去咖啡厅的经营、戏剧演出之外，还承担了很多的责任和功能。比如说自从有了蓬蒿以来，“南锣鼓巷胡同节”就不再只是个创意市集，还包含了南锣鼓巷戏剧节，迎来送往着来自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旅行者以及观众——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都是拿着王翔他们也不知道的旅行手册，按照上面推荐的文化活动，来到这里的。交道口街道与蓬蒿剧场共同制作的《锣鼓巷的故事》，也在完成了首轮演出后，在东城区进行了多场公益演出，与街道、百姓一块儿共同讨论自己的社区生活。

虽然王翔把蓬蒿定位为 “NGO”，虽然蓬蒿里浓郁的戏剧氛围使得这里看上去像是个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殿堂，但它其实是和这个时代很有生命力的旅游产业紧紧地关联在一起的，只是，蓬蒿的确使得旅游更“文化”了。文化旅游是个很“时髦”的产业，但文化旅游如何能做到真的有“文化”，却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南锣鼓巷由街道主导的文化旅游区域的开发，这种自下而上的规划，因为规划者对这里的熟悉、了解与感情，使得文化旅游从一开始在这儿就带有鲜明的生活特色。冬天里，你如果到南锣鼓巷，还会看到老头老太太在街上晒太阳；当地的居民没有觉得这里“开发”后和自己的生活没关系了，旅游者也会因为这里存留着的本真、朴素的生活面貌，更加喜欢这个地方。蓬蒿的出现，加深了南锣鼓巷的文化纵深，但也没有离开和当地居民的亲和关系。反而，蓬蒿把这种亲和关系，带到了蓬蒿的内部，带到了一个比较国际化的方向。蓬蒿的国际交流，不是文化部组织的规模盛大的“互访”，也不会有金碧辉煌的酒会，这里有的，是如蓬蒿和马福利合作的那种模式，互相提供一些资源，促成一些有意义的项目在这里开花结果。不论是面向社区还是面向国际，在这个剧场空间内人和人之间的亲和与交流，共同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公共文化的空间。

李书记曾经自豪地说，南锣鼓巷780米的一条街，生产总值1.5个亿，每年增长速度30%。也许这1.5个亿的产值并没有蓬蒿的直接贡献，也许还有着“倒贴”的成分，但蓬蒿所营造出的文化氛围，却是对这里的发展有着长远的促进作用。区委的程书记说，他们关注蓬蒿，关注的也是由戏剧、剧场这一综合文艺方式对于城市的综合性影响；关注的是它在提升一个城市的综合品质、改善城市的精神风貌方面，起着的细水长流的作用。

蓬蒿剧场让人感兴趣的，还在于这种深远影响的文化建设，个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这种来自社会的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蓬蒿的出现，带着公民社会的新面貌。它也体现出，公民社会除去监督者的角色之外，它还可以是非对抗性的，甚至完全有可能呈现出其建设性的一面。这里的“公民”，是一个能动的身份角色——就如同王翔以NGO来命名自己的行为。王翔或许是个特列，但正如李书记所说，没有王翔，总会有李翔、张翔；没有蓬蒿，也还会有其他的文化空间。王翔自己也是这样看自己的行为，他有个“四分之一理论”：即“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少应该有四分之一的金融资金流动在公益性、捐赠性、创造性、艺术化的领域；至少应该有四分之一的人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和财力去从事公益性、捐赠性、创造性、艺术化的生命活动。”总的来说，当社会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总有些还没有被拜金主义完全洗脑的个体，尽自己所能做些于社会、于文化更有意义的事情。

与此同时，政府也充分意识到社会力量的可贵，意识到利用社会力量，解决部分问题——尤其是文化这种软性问题的可贵。其实政府给予蓬蒿的资助在绝对数额上都不算太大：最高的一笔，是2011年南锣鼓巷戏剧节的150万（蓬蒿剧场能得到10%的整体制作费即15万），再有就是区文委54万的产业引导资金。资助并不算特别大，但却能把文化上的事做实了。软实力的文化建设，在这里有了细致的体现。在采访中程书记一直感叹的是，从对硬件的投入，到如何在“软”的文化建设上下功夫，这其实是最难的。如果在软性的文化建设上，个人、社会能够有很好的实践，等于是给政府一个有力的支撑点，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维持个人、社会的文化实践，也可以让政府的文化建设更有效，也更容易落在实处。

我们不敢说蓬蒿是一种“模式”，但这种政府、社会与个人共同开展的文化建设，是不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建设公共文化的更好的道路？或者说，蓬蒿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至少体现了在市场化整体环境中，更有效地整合政府与社会资源更好地发展文化事业的方式？

小小的蓬蒿，映射着当前文化建设新思路的深远意味。

（本刊记者：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