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工妹，在中国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1991年上映的电视剧《外来妹》，向我们全面呈现了中国第一代女打工者的故事。但我们很难明白，这些女打工者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选择离井背乡、进入城市？为什么情愿在机械化的流水线上成为一个不停运转的螺丝钉？为什么愿意拿青春、美丽和汗水，甚至爱情和婚姻，在钢筋水泥的血汗工厂里赌一把明天的幸福生活？她们的生活梦想，最后实现了吗？

　　她们叫做“外来妹”

　　还记得iPhone女孩么？她是中国千千万万打工妹中的一员。

　　打工妹，在中国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1991年上映的电视剧《外来妹》，向我们全面呈现了中国第一代女打工者的故事。但我们很难明白，这些女打工者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选择离井背乡、进入城市？为什么情愿在机械化的流水线上成为一个不停运转的螺丝钉？为什么愿意拿青春、美丽和汗水，甚至爱情和婚姻，在钢筋水泥的血汗工厂里赌一把明天的幸福生活？她们的生活梦想，最后实现了吗？

　　虽然过去了整整20年，我们对于打工妹的了解和认识并未加深多少。作为“他者”的她们，在我们眼中，充满了性与性别的想象盲区。

　　《中国女工——— 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是在2005年被米尔斯奖评为最佳书籍的中国研究专著。米尔斯奖是社会学界“奥斯卡奖”，为纪念美国社会学家C.Wright Mills而设立。作者潘毅，这个祖籍汕头的香港人，成为了该奖项自1964年成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1993年11月19日的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一间港资玩具厂。80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丧生，除了2名男性之外，其余均为女工。潘毅说，这次惨剧好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

　　正是这场大火，让潘毅萌生了写作此书的计划。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潘毅，于1995年至1996年间，以全职工人身份进入深圳南头的一家港资电子厂流星厂，展开田野工作，她试图寻找“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的答案。

　　这种“肉身嵌入”式的参与观察，不仅使她获得翔实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也让她和女工们建立深厚的感情，更让她能够以最贴切的方式，去解读和理解打工妹的生存处境和生命状态。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厂女工主体身份的“深描”，和对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尖锐剖析，成就了这本有血有肉的民族志经典。

　　她们的打工欲望

　　40岁的春，是流星厂生产部的一名清洁工，她是这个厂为数不多的已婚女工中的一个。已婚女工主要从事厨师、清洁工或包装工，收入要比未婚女工低。她来自四川农村，一儿一女都上了初中，丈夫在家务农。丈夫早年也去过西安打工，但是遇挫，于是灰心丧气再也不愿进城打工。但家里翻盖旧房子的时候，借了好几千块钱的债，靠种地的那点钱，一辈子都还不完。为了尽快还清债务，春决定外出打工。老公讨厌这个想法，不愿意她出来抛头露面，为这个事，两人不知道吵了多少回。

　　“如果我不这么做，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抱着这样的念头，春给丈夫留下一封信，招呼也没打就走了。在同乡的介绍下，她在流星厂找到工作，她觉得这对于一个已婚女人来说，已算是非常幸运。

　　潘毅认为春这种外出打工的欲望，正是她对家庭依恋的一种异化，这种“异化”通过对丈夫的反叛和从家庭中挣脱得以实现，也为她的打工身份提供了原始的“归宿”。

　　潘毅在书中强调，应该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农村女性的打工欲望，以及她们在工作与家之间的挣扎。她指出，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一个流动社会的真实欲望，被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人口驾驭着，摇摇晃晃地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方向冲去。政府希望用一种混杂的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缩小社会分化，而实际结果却是反而扩大了社会分化，尤其是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之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西部向东部流动的巨大欲望，无非意味着社会底层正在试图挑战着上层制造出来的、看似不可逾越的社会分化。

　　潘毅这里所讲的是9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的情况。20年过去了，新生代农民工们远比他们的父母更有自我精神，也更具有自我组织的意愿和能力。但置身于社会阶级的瓶颈装置下，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剧，父母还能回得去的原始“归宿”——— 乡下田园，也已经在城市化的推土机的轰隆声中难觅踪迹。故土，是回不去了；城市，又无处立足。年轻一代的打工者的身份“异化”比他们的父母来得更为彻底。

　　她们受到的三重压迫

　　90年代的深圳，和60年代的高雄一样，大批的农村女孩怀揣着幸福生活的梦想，来到这里，为资本家老板打工。女孩们被跨国资本家看成听话的廉价劳动力，从而获得大量在城市的工作机会。高雄和深圳的经济起飞，都离不开她们的贡献。

　　这是她们人生历程上的重要一程。从在工厂中建立劳动关系开始，她们便从“农村女孩”转变成了“打工妹”。潘毅试图通过复制这些农村女孩的经历，来体验她们的身份建构过程。她加入了女工友的行列，开始了一天的劳动。(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流星厂，500多名工人，约有75%是女性。这里是一个女人的世界，但不是一个为女人而存在的世界。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1至12个小时，赶订单时加班到夜里11、12点。潘毅和其他女工一样，被安置在认为适合女性工作的那些职位上：插件、上螺丝、滴胶、锡焊、压膜、测试、质检以及包装等，而男性工友则有更多的机会担任拉长、主管和经理。

　　当厌倦、疲惫和煎熬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如影随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是流星厂女工中传唱最广的一首流行歌曲。“不要做事像个男孩子似的”，更是她们经常会受到的训斥。既然要像个“像个女孩子”，女孩子自然有女孩子的道行，装病、聊闲天、吃零食，互相嬉闹、痛经昏厥，都是潘毅她们最好使的反抗策略。(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她们的阶级身份和性别身份，是在为跨国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场域中，同时被确定下来的。作为“妹”这个性别身份，在资本主义劳工环境下，她们的身体和性，都无法得到最妥当的照顾。当然，在此之外，她们还面临着同样出现在“农民工”身份上的问题：她们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如果她们是农民，她们应该在农村务农；如果她们是工人，她们应该有具有城市的身份。在流星厂550名工人中，只有11人拥有城镇户口，就打工者的个体身份而言，她们两头都靠不到岸。

　　潘毅指出，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体，她们面对的是阶级、跨国资本和父权制文化的三重压迫。她们的社会抗争不应该被简化为“阶级斗争”，因为它并不是传统上的那种工人斗争。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国家与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文章结尾部分，阿英的梦魇和尖叫，为潘毅的洞见作出了最好的印证。

　　阶级、国家与资本

　　前几天，在汕头大学召开的“性别与公共政策”研讨会上，我与潘毅教授偶遇。我问她，现在的大环境下，知识界用得较多的词是“阶层”，而鲜见“阶级”话语，坚持用“阶级”来分析劳工与全球资本的关系，是否会导致“泛阶级化”情况出现？

　　潘毅说：“‘阶层’比‘阶级’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和可流动性，不同阶层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实现流动。但是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处于较低阶级的人很难向上流动，现在我们看到的打工者不正是如此么？”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面对跨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城市化进程的大踏步前进，农村社会的进一步萎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徘徊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国家该怎么办？或许，我们只有打破阶级之间的流通瓶颈，让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的一代打工者们，在无需接受“异化”的前提下，真正改变“农民工”的身份命运，才能真正为新生代农民工们寻找到生活的出路。

　　任珏(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

　　细读

　　她乡之叹

　　在潘毅看来，打工妹这一新兴群体，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干预、家族式的父权制等结构性力量的“三重压迫”。由于中国的工人主体曾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强行由“自在阶级”演绎和表述为“自为阶级”，因此“阶级”话语在改革开放后便迅速地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代性”话语与承诺取代。潘毅认为，打工妹“正在翘首盼望着‘阶级分析’的归来”，但又采取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工人斗争”形式的社会抗争——— 既反抗国家与资本，又挑战父权制文化；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文化性。更重要的是，打工妹的这些身份认同建构、微观反抗与自我赋权，是通过日常语言、地方性实践、社会话语、制度化的规范来实现的“性别化过程”。

　　潘毅提出，阶级差异几乎算不上是打工妹生活中的核心冲突，因为“城乡不平等、政府管制、性别差异、家庭与亲属网络、生产关系以及消费主义等”共同促进的支配关系模式，无法被还原为包括阶级差异在内的任何一种单一的对立逻辑。但显而易见的是，她坚持同时运用阶级与性别这两种分析范畴，去探讨国家与资本合谋操纵的性别化、社会等级与权力关系的性别化。

　　笔者在此无意贬抑女性主义与性别分析，但希望提醒读者注意此种理论视角在剖析现实社会时有可能带来的无力感与无效性：打工妹这一女性工人群体，其身份首先是在阶级现实中的工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民工。工人尤其是农民工遇到的各种问题，打工妹都会遇到；而在这些问题中最为突出和重要的，是压迫的阶级性，而不是压迫的性别性。

　　借用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杰华在研究北京打工妹这群“都市农家女”时辨别出的两套主要话语体系，在分析当代中国制度性安排中的不平等时，真正有效的到底是城里人农村人的“城乡分割”话语，还是“男子气”“女人味”的“性别差异”话语？无论“阶级”有多隐晦，“身份”有多破碎，答案当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能敏锐与客观地认识到各种理论在解释中国现实时的力度与效度，过于“奢侈”地使用女权主义与性别分析的理论武器，纵使不能说是谬以千里的隔靴搔痒，至少也会出现混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后的力不从心。相较之下，严海蓉所主张的从“素质”话语入手进行分析，似乎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普适性。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感谢潘毅为我们留存了现代化进程中“小人物”们常被忽略与消声的“小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日常微观)政治。“女性从青春期向结婚期过渡的这个生命阶段”，恰好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段社会时间“啮合在一起”。那些自发、琐细、局部和碎片化的抗争已经成为打工妹们长期的、日常化的活动，让她们在每一个细小的时刻集聚力量，对现有建制提出潜在的挑战。但她们要的其实不是政治、不是革命，而是安顿自己因焦虑无力而愤懑不平的心。我们应当考虑为她们做些什么，才能让她们不至于在异乡的厂房里，出神地面对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都市与现代化生活，然后暗自叹息。

　　庄持(研究员，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