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首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三聚氰胺事件自此曝光，至今，历时整三年，很多人由此命运被改变。而这几年中，层出不穷的化学名词让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国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时下关于乳业新标准争议就是一例。我们实有必要将2008年作为反思基点，从中窥出中国食品安全的黑洞到底在哪里。

　　龚畅（化名）的手机里依然保存着两年前中国乳业制品工业协会发来的三鹿道歉短信。短信中，三鹿等22家问题奶粉企业“深表痛心，真诚道歉，祈求原谅”。6月23日下午，给本报记者看短信时，龚畅抹了抹眼角的泪水，挤出一丝苦笑说：“我都留着呢。”

　　半个月前的6月8日，中国乳协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近3年来有关三鹿婴幼儿奶粉赔付情况。乳协称，他们协调有关责任企业出资筹集了总额11.1亿元的婴幼儿奶粉事件赔偿金。截至2010年底，已有271869名患儿家长领取了一次性赔偿金。

　　在官方统计的30万结石宝宝家庭中，龚畅属于那近3万未领取一次性赔偿金的家长。龚畅的小儿子2007年7月出生，3个月大时开始喝三鹿奶粉，直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在第二年的9月11日彻底曝光。8天后，孩子被查出肾脏有3.9×2.5mm的结石。

　　从此，一家人的生活发生改变。

　　维权的终结

　　在当时河北发放的赔偿文件中有两份协议。一份是《致患儿家长的一封信》，也就是所谓的赔偿协议；另外一份是《拒绝接受患儿赔偿金登记表》，其中写明：“由于患儿病症严重，发放的赔偿金数额不能接受并拒绝签字，我将依照法律程序依法提起诉讼。”

　　龚畅选择的是后者。不接受赔偿，意味着可以选择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2008年10月29日，多名受害患儿家属将起诉三鹿的诉状，递交至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人民法院，寻求诉讼赔偿。龚畅是当时6起讼案中的原告之一。

　　由于诉讼需要提交一笔诉讼费，但受害者家庭大多不富裕，希望能开特困证明进行费用减免。然而，龚畅在未开到这个证明之前，就被法院告知，此案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受理，新华区法院仅受理河北省内患儿的起诉。

　　最终，龚畅的起诉案在北京市大兴区法院立案。一年后的2009年，龚畅接到法院通知，案子11月10日下午开庭。但3天之后，他们又被通知原定的庭审被取消并无限期推迟，对此，法院并未解释具体原因。

　　不过，11月27日，北京市顺义区另一宗患儿告三鹿的案子在国内首次开庭，被告代理人庭上出具了一份裁定书，表明11月20日石家庄法院已裁定三鹿集团破产程序终结，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这意味着，龚畅他们原本告的三鹿集团已经不再作为诉讼主体。随后，他们将被告改为三鹿集团的破产清算小组。但案子至今也未通知开庭审理。一直代理相关索偿案的彭剑律师透露说，他的手中仍积压了200多件毒奶粉的案子。

　　龚畅曾通过一个网站和其他家长交流。这个网站的创办人也是一个患儿的家长。

　　原本希望通过对三鹿的诉讼来推动重大安全食品事故赔偿问题更制度化、法律化的想法不可行，这也让众多受害者家长对追诉一事噤若寒蝉。在志愿者今年5月份对部分患儿家庭做的抽样调查中，许多家长表示“现在对这件事情已经不抱希望”。

　　低调的自救

　　在此前的维权方式受阻之后，家长们开始回归到自我救助的模式。

　　在一年前，龚畅和几个志愿者已经悄然在行动，进行患儿的自我救助。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赔偿方案，赔偿数额分为三个标准：死亡患者赔偿20万、重症（急性肾功能衰竭）或接受透析、置管、手术等有创伤性检查或治疗者赔偿3万、一般性治疗赔偿2000元。根据粗略计算，至少80％的家庭最终得到的一次性赔偿为2000元。

　　当然，这个赔偿方案同时也建立了基金，对患儿到18周岁前可能发生的相关疾病给予免费治疗。但18岁之后怎么办？家长们普遍担心，三聚氰胺导致的肾脏损害将伴随终身，相关的医疗资金会是一个无底洞。

　　对于这些，龚畅已不再纠结。她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患儿。她的志愿者团队目前共有6名志愿者，他们中有媒体工作者、教师、工程师、摄影师等。他们的工作是收集、核实需要救助的宝宝情况。

　　志愿者藿香是一位媒体工作者。今年4月份她去了一趟张家口采访一位患儿。2005年4月27日生于法国的混血宝宝李晨曦，自食用三鹿奶粉后便开始经常生病，依照病理，宝宝肾脏实质损伤处于尿毒症前期，6年以后，宝宝将只能依赖肾脏透析生存。

　　志愿者们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家庭。

　　龚畅透露，他们目前的救助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关爱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基金，相关企业的捐赠；还有就是患儿家长之间的互助，通常是一个家长在QQ群里呼救的时候，群里的家长们都响应捐款，50、100元地捐。

　　最近救助的一个案例是山东的患儿张东喆。宝宝的父母在青岛开了间小理发店，收入极低。近三年来一直没停地检查、治疗，已致外债七八万元。5月27日，宝宝的父亲张仁和曾致电龚畅求助，当时一位患儿的家长援助了2000元。

　　按照疝气手术的一般费用，张家自己再筹集一部分钱就能动手术。但6月2日龚畅再次接到张仁和的求助电话，提出了需要3000元的费用，并附医嘱。很快，患儿群内再次开始募集。两天后，成功募集到手术费用。

　　尽管患儿家庭多数并不富裕，但龚畅称他们的这个志愿者小组一直都很低调，不敢过于张扬，甚至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此前的维权失败，让这些患儿家庭颇为谨慎，生怕自己圈内的自我救助，再次被推向了相反的方向。

　　不确定的未来

　　两年前，龚畅提起诉讼的赔偿数额是1.6万多元的经济赔偿和1元的精神损失费。龚畅说自己当初拒绝签字领取2000元赔偿金的原因在于，没有人告诉他们三聚氰胺对孩子身体的伤害究竟有多大，究竟会持续多久。

　　龚畅学的是中医，除让孩子多喝水外，还抓了中药并辅以按摩进行治疗，由于结石不大，一个月后孩子便排出了结石，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由于孩子已经是酸性体质，需要定期抽血检验，抵抗力弱，一发高烧家长就会很紧张。

　　龚畅说，自从事情发生之后，她已经不敢再让孩子喝奶粉。偶尔给喝一些酸奶让孩子解馋。平常的蛋白质补充主要依靠肉类、蔬菜和粗粮。没有蛋白质，孩子会营养不良，但为防止结石，医生又建议控制蛋白质摄入。

　　“家长们的压力都很大。”龚畅说，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半夜起来看着孩子就会流泪。在2009年孩子的一次高烧时，孩子的父亲甚至离家。“因为他害怕看不到希望。”有些家长不停地带孩子去照B超以确认结石情况，但照B超对孩子本身是有损害的。

　　很多患儿的病症要持续很长时间。宁夏一位患儿每年需要来北京儿童医院做一次检查，每次费用在一万多元，至少得持续到孩子18岁。“有一个家长带孩子来北京检查之后，就抱回去了，准备放弃治疗了。”龚畅说。

　　很多家庭因此而变得穷困。龚畅说自己在这些受害者家庭中家境还算可以。但目前一家人也靠她一个人的收入。因为孩子还小，重症患儿家庭中都是会有一个家长放弃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她曾为此将自家房子出租，而一家人租住便宜的平房。

　　在志愿者们组织的抽样调查中，上海的唐女士领取了2000元的赔偿金，但后来宝宝看病花了四五万的检查费、手术费，全部都是自己掏，也不能报销。有河南的家长反映，医院不肯开证明。而根据相关规定，只有医院的证明，才能从保险公司拿到报销。

　　有家长表示，自三鹿毒奶粉事件舆论平息后，就没有人联系他们，进行后续跟进工作。他们怀疑，这件事已经被大众遗忘了。在搜索网站上，很多相关的关键词都已经成为敏感词。“这些都是历史了。”龚畅希望这段历史翻篇了。她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患儿家长们一起自我救助。“最大限度地改善和恢复宝宝的健康。不让积石发展就是好事。”龚畅说，她的担心是未来如何面对日益成长的孩子。

　　三鹿倒下就像一场梦

　　刘金松

　　6月22日下午，天气闷热，位于石家庄西郊的一个橘黄色亭子里，徐为中正在盘点店里剩下的鲜奶数量。天气预报说晚上有大雨，他希望附近的牛奶订户能赶紧把剩下的鲜奶取走。

　　这位曾在破产前的三鹿集团工作了近10年的技术人员，如今的角色是“三元便民奶屋”的驻亭售货员。这也是北京三元接手三鹿核心资产后，为安置闲置员工而特意设立的岗位。能到奶亭上班也算是不错的机会，更多的待岗工人只能等在家里，每月领取400元的生活补助。对于那些被动卷入那场风暴的普通员工而言，他们的命运注定将随企业一起沉浮。

　　而作为当年风暴的发源地，三年之后的石家庄，已没有了三鹿的痕迹。就连依然矗立在高速路边的广告牌，也被刻意抠去了“三鹿”二字。不过随着这个曾经的奶业巨头的崩塌，其造成的余波并未完全消散。

　　特设奶亭

　　类似徐为中所在的奶屋，在石家庄有近300个，其经营者均为从河北三元分流出来的原三鹿员工。

　　三鹿破产清算时，曾对接手者有一个硬性条件，那就是必须全员接收原三鹿的员工。作为最终的接盘者，2009年3月，三元在成功收购三鹿的核心资产后，自然承担了2900多名员工的安置重任。不过由于双方的产品结构不同，整合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由于开工不足，接手三个月后，即开始裁员。符合一定年龄条件（男性年满55岁，女性年满45岁）的，可以直接办理内退，每月由公司发600元补助；不符合内退条件，又没有工作可干的，就暂时在家待岗，每月有400元补助。

　　据一位三鹿老员工回忆，“当时的说法是，有工作了就通知大家回来上班，但很多人再也没接到回去上班的通知。”历经4批裁员，目前共保留了1000多人。

　　在对机关和科室人员进行精简时，河北三元推出了“三元便民奶屋”计划。由河北三元投资1000多万，在社区、街头、公园等兴建300个便民奶屋，主要销售三元的各类奶制品。

　　2009年7月份开始大规模投放奶亭，并鼓励员工报名，待岗、想换岗位的都可以报名。第一批没有被选中的，可以排队，等前面的驻点员工退出或经营出现问题时接替。

　　徐为中接手后，很是下了番功夫，希望能把它经营好。不过，后来让他感到无助的是公司对奶亭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小。刚开始时，企业给的政策好，支持的力度也大。现在，企业和驻奶亭员工的沟通越来越少，反映的问题也不能及时得到反馈，就连城管也开始干涉他们的经营。

　　腾出的厂房则在以另一种方式被利用。位于石家庄市和平西路的原三鹿集团总部所在地，主体办公楼两侧的房屋分别被租给了一家商务酒店和一家娱乐会所。位于西二环附近的原三鹿六厂的部分厂区，则被租给了一家驾校。

　　与员工们的动荡相比，身陷囹圄的原三鹿董事长田文华，倒是清静了不少。据曾多次看望她的原三鹿集团员工透露，刚进去时，很憔悴，也瘦了不少，现在精神状态好多了。住的环境也不断改善，从最早的16人间、4人间，到现在给安排了一间独立监舍。在劳动时，监狱对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太太也颇为照顾。

　　尽管田曾多次安抚前去看望她的员工，“要相信政府，按国家政策办。”但当她听说春节期间，曾有三鹿员工到菜市场捡菜叶时，这位曾经的女强人隔着玻璃哇哇大哭。

　　亟待完善的产业链

　　石家庄鹿泉市铜冶镇南铜冶村的一养殖小区内，奶农李建胜正在整理储备的牛饲料。他所在的养殖小区共有2000多头奶牛，分属50多户养牛户。李建胜养了25头牛，属于小区里比较普遍的“散户”。

　　为了进养殖小区，他投入了5万多元钱租地、盖牛圈、盖房子。按目前一年1万多元的收入，李建胜觉得有点不划算，原本是和妻子两个人照料，现在干脆让妻子去外面打工，剩下自己一个人来看管。

　　三聚氰胺事件后，奶农的饲养方式也在被迫改变，一家一户的饲养方式被禁止，所有的养殖户都必须进养殖小区。

　　作为奶业大市，石家庄的奶牛养殖数量仅次于唐山，在河北省排第二位。2008年底奶牛存栏量22.75万头，散养奶牛近10万头。散养的结果是造成了奶源收购的混乱，也为终端奶制品的安全埋下了隐患。三聚氰胺事件中，原金河奶源基地负责人耿金平即是被判处死刑的涉案人员之一。

　　从2008年底开始，石家庄市即开始对奶站、养殖小区的专项整治行动。根据当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鲜乳生产收购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生鲜乳收购主体，即生鲜乳收购站必须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牛养殖场（小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一律不得收购生鲜乳。

　　其次是按照“养殖入区、挤奶进厅”的目标，加快奶牛养殖标准化、规模化进程，并出台相应的资金扶持政策。截至目前，已建立奶牛小区403个，并分别与乳制品企业建立了购销合同。

　　李建胜所在的养牛小区负责向当地乳制品企业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供奶。每到挤奶的时候，他就会把正在产奶的十几头奶牛赶到挤奶厅去，通过自动挤奶器完成挤奶工作。在登记完奶量、取样后，剩下的工作由奶站去完成，他只需要等着和奶站结算即可。

　　虽然有了稳定的收购商，但价格并没有保证。李建胜认为，由于他所在的养牛小区只有君乐宝一家有收购资格，少了竞争，当然是厂家说了算，“奶源供应多的时候，难保不压级、压价。”

　　石家庄市奶业协会秘书长刘亚男认为，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后，石家庄加大了对奶场的整顿力度，目前从饲养这个环节，是可以被监管的。目前全国规模养殖率在30%左右，石家庄是100%。

　　在刘亚男看来，奶源的安全问题虽然得到控制，但在没有利益链接机制的情况下，依然会存在隐患，永远是少了抢，多了扔。行情不好的时候，企业算计奶农；行情好的时候，奶农算计企业。“企业需要和奶农之间建立长效的利益链接机制，让奶农愿意为企业贡献高质量的奶源；企业也应该为此支付相对较高的回报。”刘亚男举例说，像一些发达国家的奶企除了平时按市场价格支付奶农收购费用外，还会根据一年的盈利情况，按照奶农交奶数量的多少，进行年终分红，平衡奶农全年的收益。

　　奶业格局重新洗牌

　　三鹿倒下后，石家庄的奶业格局也在重新洗牌。目前伊利、蒙牛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一些石家庄本地二线品牌，则也迅速抢占老大倒下后腾出的市场空间。承接三鹿核心资产的三元，并未能接下其原来的市场份额。

　　一位负责向三鹿送奶的石家庄行唐县奶场负责人说，全县112个养殖小区，目前每天向三元送奶的冷储运输车只有9辆，“现在的量比以前差多了。”他所在的养殖小区，有600多头牛，一天能产奶5吨左右。

　虽然公司规定给奶农的价格不能超过2.9元/公斤，但奶场还是私下加到了3元，“要不，农户都跑其他养殖小区去了。”从原来的游击式抢奶，进化到了奶场想方设法争抢奶农。

　　作为原三鹿的供货商兼代理商，北京世行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文华更关心的是欠款情况，在结清了召回产品的退货款后，代理商垫付的市场费用，作为上游供货商，向其供应原材料的货款共计几百万元还没有结清。“好几个供货商都因三鹿事件而赔进去了。”姚文华说。

　　对当地人而言，三鹿的倒下就像是一场梦。“响当当的一个企业说没就没了。”一位经常在外出差的石家庄本地人说，以前别人问是哪里人，一说石家庄，别人会说，“哦，你们那里有个三鹿。”现在都会反问他，“三鹿就是你们那的吧？”语气的不同，让他感觉到了一个企业品牌对一个城市的双重解读。

　　三鹿的教训和其他几起食品安全事件，被专门编辑成了《案例反思》，由市政府发到各个政府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进行学习讨论。

　　石家庄市卫生监督局卫生应急处处长徐玮在其《“三鹿奶粉事件”周年回顾与反思》中写道，“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尤其是亲身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至今仍觉得像是一场梦”。

　　三聚氰胺事件影响的人

　　三鹿集团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

　　2009年1月被判无期徒刑

　　三鹿奶粉事件主犯张玉军

　　张玉军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出专供在原奶中添加，以提高原奶蛋白检测含量的含有三聚氰胺的混合物“蛋白粉”。2009年11月24日被执行死刑。

　　三鹿奶粉事件主犯耿金平

　　耿金平在明知“蛋白粉”为非食品原料、不能供人食用的情况下，多次将其添加至原奶中，并销售到三鹿集团等处。2009年11月24日三鹿刑事犯罪案犯耿金平被执行死刑。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局长李长江

　　2008年9月22日引咎辞职。

　　石家庄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

　　2008年9月17日被免职

　　患儿

　　截至2008年11月27日，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万余人。

　　奶农

　　从9月14日到16日，河北全省损失生鲜奶5936吨，平均3000元人民币一吨的牛奶，除少量以200一吨贱卖外，绝大多数都被奶农忍痛无奈地倒掉。

　　前三鹿员工

　　三鹿集团2009年2月12日正式宣布破产。随后，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竞拍体以6.165亿元人民币成功竞购三鹿核心资产。被动卷入这场风暴的2900名普通员工，其命运随企业一起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