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乡村图书馆的故事

立人乡村图书馆（China Rural Library）是一个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旨在为乡村地区的青少年提供人文教育。其工作方式是：在中国选择一些县级地区，在当地各界朋友的主动努力和配合下，逐步建立覆盖全县的公益图书馆网络，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从而实现拓宽本地文化视野，更新本地精神生活的长期追求。

从2007年9月起，立人图书馆已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固城乡、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石城乡、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茶坝镇、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江西省九江市、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李寨乡、重庆市忠县、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十地开设分馆。在各界热心人士和公益组织的大力支持下，每个分馆已经实现平均馆藏书6000册（含杂志）。

2007年夏末，29岁的李英强与他的妻子新月告别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北黄冈市青石镇。他们与当地青石中学的校长商议，借用学校的图书室，为家乡的青少年做一个小型图书馆。

所幸他与校长在教育理念上有诸多投契之处，从这一方小小的图书室开始，四年后，这个名为“立人”的乡村图书馆已经在全国十个县域设立起12个分馆，拥有专职义工38人。这个执著于“人的教育”的公益创业者的故事开始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关注他的北大经济学硕士身份和他所放弃的大城市的生活，并把他描绘成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而李英强自己说，他是一个叛逆而倔强的农家子弟。高中时的他，在一篇作文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断陷入自我困惑的“矛盾体”；直到他开始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与乡村生活的苟且平庸不同的生活世界，他才能够说服自己——与周围的格格不入，也许并不是自己的错。

四年前，李英强在饭局上与人聊起，也许可以回到各自的家乡做一个图书馆。他写了一份计划书，到处问他在知识分子圈里的朋友两个问题：你觉得这个事靠谱吗？你愿意支持吗？大部分人觉得这不过是无数终将胎死腹中的“饭局创业计划”中的一个，但出于情谊，总表示愿意支持。

李英强说，立人乡村图书馆所服务的对象就是当年的自己，“如果我中学时代有立人这样一个图书馆，我肯定会少走许多弯路，与今天的我不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漂泊数年之后，他热爱城镇生活的妻子坚持要过一种更为稳定和真实的生活，“她批评我，你们北京读书人之间互相启蒙、互相吹捧，有什么意思？”

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读书人，最终实现了对自我和对乡村生活的双重回归，这或许是李英强的乡村图书馆计划最终坚持下来的内在原因。而从更广泛的外在原因上讲，他的乡村图书馆切中了这个时代的两大痛处：作为我们文明生长的根基的乡村社会，所陷入的彻底的衰败，这种衰败最终体现为乡村精神的彻底失落，以及本应完成对人的培养的教育系统的失败，“读书”，已经不再是一个意味着人的自我完善的闪闪发光的词语，甚至它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晋升渠道的吸引力也已日益丧失。

李英强总在强调，他所做的事业，不是书本扶贫，而是更为根本的教育立人。在他的蓝图中，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事业不是三五年的事情，而是要做三五十年，让图书馆融入当地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立人乡村图书馆将通过为出生在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的乡村的青少年打开一扇思想和知识的窗户，让他们成长为具有现代理念和世界眼光的新一代公民，通过一代又一代新人的树立，最终改良乡村地区的文化土壤。

立人于乡村

李英强对乡村社会的理解，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被掠夺的悲情感。他说，从外表上看，整个乡村的社会生活在一天天的丰富起来。房子盖得很大，道路从土路换成柏油路，再换成水泥路。如果今年北京的女孩子流行穿雪地靴，乡村的女孩子也同样流行。

他回老家时，不识字的老父亲与他感慨，现在的政府多好，不仅不收税，还发各种补贴。“父亲甚至会说，其实庄稼人不需要那么多补贴，只要不收我们的税，已经很好了。”

“李昌平曾对农村做出的判断已过时。”如今的乡村，早已不是中国矛盾冲突最尖锐的地区。那些因为征地的巨额利润产生激烈冲突的城市边缘地区是当前的矛盾焦点，而在真正偏远的乡村，已看不到农民和政府之间有什么尖锐的矛盾了。

然而他更为反对的是，那种将乡村田园牧歌化的情调。“今天乡村日常所呈现出来的景象，绝不像某些城市的一些好心人士，或者一些对乡村不太关心的人士所理解的那样，是自然的、美好的、健康的。”在李英强看来，中国各地的乡村最大的共同点是，即使你生活在其中，也不会感觉到任何乡土乡风。农村不过是城市的一个投影，或是城市的一个附庸，或者一个半殖民地，已经失去了任何文化创造的活力。基层乡镇政府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意愿，村民们一盘散沙，终日不过沉迷于麻将和六合彩。“一言以蔽之，乡村的日常形象，是躯体在膨胀，却没有头脑；野草在勃生，却没有乔木。”

乡村的衰败自百年前已开始，在救亡图存的年代里，晏阳初、梁漱溟这些乡村运动的先行者，曾试图通过改造乡村精神以再造新的乡村文化。而他们的失败在很长时间里，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式的“空而无用”。如今，从乡村出来的李英强却在重提对人的精神的改造。与他的前辈们比，他的立意要简单易行得多——不过是从让那些受厄于应试教育的农村学生多读几本书开始。

李英强的判断是，“教育不更新乡村没有出路”。在他看来，人的愚昧和自私最根本在于我们教育机制的问题。“在乡村各种危机当中表现最为深重的是教育危机，乡村的教育机构已经沦为效率低下的扫盲机器，甚至只是知识意义上的扫盲，而不是思想上的扫盲。”

回乡做图书馆期间，他去看望以前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如今不少学生，初中毕业以后连基本的写和算的能力都不具备，有的连加减乘除都成问题。

乡镇学校教育能力的下降，背后是一套新的读书无用论。对如今的乡村子弟们来说，考上大学未必能找到足以糊口的工作。这意味着应试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机制的功能现在已开始丧失，乡村的人们开始认为教育是多余的。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所谓留守儿童。乡村原有的结构已经解体，孝敬父母、和邻居相处以及如何和陌生人打交道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孩子们不知道该向谁学习。立人图书馆所在的很多乡镇学校中，有70%以上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打工，甚至有些孩子连续几年都见不着自己的父母。不喜欢上课的孩子就跑去外面玩，无所事事地在网络上游荡。

外面的世界给了孩子们毫无遮蔽的现实观念。李英强说，现在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何为利益交换。他们总说某某人之所以坐到前面教室第一排的好位置，因为他爸爸给老师送了200块钱。“这个绝不是商品经济，这是把一切东西当成商品，一切信誉、友谊、名声都是商品，可以花钱买。什么东西不可以买？流传在孩子中间的，是某某人他将来不用担心，因为他爸爸是我们乡镇上的一个什么人，他将来肯定上大学，而我们就要努力学习等等。”

在李英强看来，那些寄望于乡绅复归的期望看来虚无缥缈。既然中国的都市化是个不可倒退的趋势，如今的乡村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新的状况，在精神上“立人”。李英强自称曾是一个 “天然放养的个人主义者”，那时候他即孜孜于人的精神层面的树立。当人的原子化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要如何树立起人的独立人格，使其不至于陷入无聊和堕落？新的思想生活如何可能？人又该如何自我发展？

面对这些问题，李英强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和牺牲者，他靠着考试走出乡村，得以继续通过自由思索拓展自己，但却同时在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里失去了感受有意义生活的想象力。在他看来，现有教育制度的改变，只能从公益角度先入手。“在大的应试教育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市场只能利用其缝隙，创立各种补习班赚钱，这将进一步强化应试教育制度。”他试图重新证明，教育不仅不是无用的，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

立人图书馆的日常工作，看起来琐碎、微不足道，甚至在取向上还有些文艺腔的“小清新”。每一个图书馆专职义工的大部分时间，不过是在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书籍上架。此外，他们要做的是带着孩子们开读书会、给他们放电影、邀请大城市的学者来和学生交流、跨校组织作文比赛、在寒暑假组织冬令营和夏令营等。然而你若细细观察，便会发现，立人乡村图书馆与其他送书下乡的活动相比，最不同之处便是在每个环节都有“人”的存在。

李英强与他热心于教育的同道们一起，建立了一份“立人基础书目”。给小学生阅读的多是童话与科普，给中学生阅读的则包罗万象，既有《万物简史》，也有《社会契约论》，经典文学作品更是谱系完整。最初立人的工作对象仅限于中学生，随着这一两年工作的展开，他们感觉人的阅读习惯应该从小学时培养：“人在小的时候应该有想象力，应该认为世界是天真而善良的。到了初中，人开始和现实碰撞，这个时候他需要开始通过读书来缓解现实与个人生命的疏离感。但在此前，他的思想世界不能是一片荒芜和贫瘠。”

在图书馆的捐书须知里，立人即嘱咐：你所贡献的，应是乡村青少年真正需要的。“没有太大阅读价值的（尤其是旧的教材和教辅之类），或者仅仅适合成人看，而对青少年可能产生误导的图书或杂志过刊我们不需要，您捐来了我们也只能当作废纸处理，敬请谅解。一般情况下，本馆只接受大陆公开出版物，自印/内部交流读物等欲捐赠请事先联系，以免浪费您的劳动。”

李英强和他的同道们都清晰地明白，立人图书馆要做的，是建立一套与乡村朽坏的公共生活和应试教育贫瘠的灌输相区别的精神生活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团队中的“人”——专职义工。他们要引导孩子们读书观影，组织他们进行丰富的课余活动。一个地方仅仅有书是不够的，若要让它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学习空间和精神家园，其中必是发生了精神和精神的碰撞。“史铁生为什么怀念地坛？因为他曾在这里与他人、与自我，甚至与已逝的人对话。人真正生活过的地方，会让他日后去了其他地方，依然觉得这是一个精神家园。”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立人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开放的本地化平台。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常设活动之一，即是邀请知名学者，前往图书馆与孩子们交流。北京大学的张健教授感慨，乡村的孩子们对时政、对制度的关注超出他的想象，因为这些问题与他们的真实生活切实相关。立人图书馆给了他们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空间，也许这种讨论是粗浅的和抒发性的，但却是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2005年，一部名为《高三》的纪录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部纪录片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县城中学：有望越过龙门的学生们终日苦读。善良而严厉的班主任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没有资源，铁路也不通，你们要通过读书远远地走出去，再也不要回来。

以空泛的励志作为动力，抛弃自己生长过的土地，追逐更好的生活。这是过去数十年间，乡村青少年生活的一种常态。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丹就是如此。来自湖北县城的她曾经偷偷地在高中的课堂上阅读哲学入门读物，在课业的间隙满足自己思索人性的小癖好。但最终不断鞭策她的，不是对知识的兴趣，而是她的班主任对她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不能在大城市找到工作，那么你要回到这个小地方来，像是进政府或是进重点中学这种相对来说好一些的工作，对毫无背景的你来说都无可能。”

如今她决意拿到高级翻译的专业证书，这能够让她在上海也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在课余时间，她数次到乡村支教，甚至在听说立人乡村图书馆后，愿意自费前往。动力来自于她高中时课外阅读的好时光，她试图证明，阅读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值得过。“一方面我肯定会永远的离开那个镇，但另一方面我却总在想，当年的我是否有可能过得不那么辛苦。”

少年丁书奇则洒脱得多。他生活在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乡村，父母都是农民。他的中学时代，就是在不断阅读文学作品中度过的。与同龄人相比，他显得世故又敏感。他参加高考，只是因为“在村里成绩一向不错，总得考上一个大学，让父母对邻里有个交代。”大学二年级时他便从西北工业大学退学了。他对父母说，自己会做一些生意来养活自己，不需要那一纸大学文凭。然后他便开始打些零工，四处流浪，想要趁着年轻游历整个中国。

他在游历中思索那些困扰他的问题。文学青年出身的他说，他一路阅读那些哲学大师的著作，并未觉得敬仰，常常只是觉得找到了思索相似问题的知己。一次他在火车上，与邻座聊起应该怎样做一个公民的话题，对方告诉他，有一个叫做立人图书馆的地方，似乎在做相关的工作。他当即改变行程，前往离他最近的立人图书馆。后来他发现，这是一个教育机构，而非他想象中的、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团体。他留了下来，成为一名专职义工。他在旅途中锻炼出的灵活有益于图书馆的日常工作，比如他非常懂得如何与学校领导沟通。他曾联络本地媒体对图书馆所在学校的校长进行专访，借校长之口，宣传图书馆的教育理念。而在与学校老师的聊天中，他感觉到这些教师也已经对应试教育极端无奈，只是没有能力做出改变。因此他说服文科教师们与图书馆合作，为学生们争取到更多进行自由阅读的时间。

立人团队中的另外一位传奇人物阿飞，也是高等教育的叛逃者。他看起来温和、踏实、平易近人，完全没有任何叛逆者的影子。来自福建农村的他，自小在读书上一路绿灯，是家里人最期待的孩子。自厦门大学数学系以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后，他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继续深造。但他很快离开了，因为他不能在数学研究中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想做的事情是成为一个教育者，完成大学学业后，他觉得已经可以开始着手实践了。

立人同事评价阿飞说：“他的观察里是有‘人’在的。”能够细致地体会到学生在学习和情感上的所需，并试图以理解的态度将这些因素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阿飞身上具有的这种教育者的天赋，正与“立人”的气质相合。这个熟读《平凡的世界》的男生已经走出农村，但又梦想着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去。他坚信那个田园牧歌的乡村，终有一天会随着人们不堪忍受大都市而重新作为一种健康、文明和更注重内在精神性的生活方式回归。他要做一个重建乡村生活方式的先行者，正因如此，他在大巴山逼仄的学生宿舍内，依然拥有一份精神上的自得。

城市孩子小树，他原本像所有“政法系”的学生一样，对现行法制系统愤怒过也无可奈何过。某天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觉得，如何可能靠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实现一种正义的生活？若要改变现状，其根基，还是在人的教育。其实就在从牛津拿到硕士学位归国的前几天，他还在做律师还是做教育间摇摆不定。最终促使他下决心的，是因为他曾经在立人度过的一年让他觉得，这种读书育人的生活似乎可以过一辈子。

立人的义工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他们长期住在乡镇中学，拿着千元左右的微薄薪水。在外人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颇具牺牲精神的工作选择，尤其是其中不少人有着相当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名牌大学的学历。他们与乡村的孩子们朝夕相处，当聚在一处讨论工作时，往往集中在极具体的细节以及如何彰显专业性等问题上。这甚至让年长些的李英强觉得不太习惯，怎么这些孩子不把时间更多花在讨论理念和愿景上？即使在私下的聚会上，也鲜少有立人义工将自己的选择与“改造社会”这样的大词联系起来，他们更多只是在一起谈论书本和乡村学生的生活。或许这正是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的特征，在“非如此不可”的使命感之外，你感觉得到，他们对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有自己的理解。

最近困扰义工们的是，作为一个教育者，你应该怎样应对那些信任你的学生，在私人问题上对你的求助？比如最迫切的一个问题，继续升学还是外出打工？他们的答案是，不要干涉他们的选择，只消教会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该如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乡村新人

立人乡村图书馆正在进一步向专业教育机构的道路上转型。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设计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对于习惯了公益=帮扶的人来说，这样的表述听起来让人不太习惯。立人乡村图书馆设立了“立人奖学金”，其内涵不在给予而在支持。李英强解释说，这有点像是公益创投，奖励乡村学生的自主调查项目，比如对乡村饮水质量进行检测。这是立人自主教育的一环，它希望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开放学习的能力。奖学金将告诉那些孩子，我们欣赏你的行动。立人乡村图书馆会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前提，在环保、商业创新等领域，立人团队可以透过微博召集一个评审小组，将自身打造成一个为乡村链接各种社会资源的物理桥梁。

“晚上11点多还有一个学生在看书，我几次抬头看她，都能发现她嘴角的微笑，这应该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吧。她走后我去藏书室理了一会儿书，在书架间游走和摆放每一本书时，忽然有种老地主查看庄稼长势的感觉……为什么我中学时没有立人啊。”立人的一位专职义工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那些热爱阅读并由此获益的青年学生，或许是对立人事业的最大鼓励。李英强常常提起一个叫小伟的高中生，评价他“通过经典的阅读，已获得了非常好的视野和一个基本的大格局。”这个孩子借过《古拉格群岛》三册，也看完了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在一次冬令营的辩论赛上，立人准备了三个论题：一是政府是否应该控制房价；二是互联网管制是否正当；三是国学复兴是否应该倡导。在这三个论题下，小伟都谈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比如自由、比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比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令他的对手——北京某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相形见绌。

在一次聊天中，小伟对李英强说，其实你的教育方式有一点问题，你的感染力太强，常常直接把结论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而这些结论又往往与我们的生活是相悖的，这会为很多学生带来痛苦，这种痛苦反弹回去，学生们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李英强为这种反思能力，颇受了一些震动。

另一位少年小海，曾在初三时上过李英强在周末时为初中生读者开设的《中学经济学》选修课。这门课程的计划是一周一次，每次4个小时，每次讲一个核心的经济学概念，如选择、交易、竞争、成本、价格……小海听过课后，开始借图书馆的经济学书籍去看，周其仁、茅于轼、薛兆丰等人的书，他都越读越起劲。

在中考之前大约一个多月，小海突然托人带来一封信，说他去了某座山上自学去了。据他后来说，那座山挺高，爬山得两三个小时，他住在山顶的一座庙里，每天自己看书。在山上住了几天之后，小海托他弟弟带来许多兰花，都是他在山上挖的。李英强说，那是他平生仅见的最好的野生兰花。

李英强再见到小海，他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他与几位在立人乡村图书馆冬令营上结识的同学，一同办了一份报纸。为了排版，他自己花200元买了一台很旧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又在网吧一点一点学会了Word。“这报纸每期印两三百份，在五六所高中同时发行，每份1元。其内容的水准，超过了我见过的所有大学生校刊。”

“一个好的图书馆胜过一所大学”，对于在都市化进程中陷入弱势的乡村青少年来说，自我学习的途径，是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途径。然而故事的结局不一定都是美好的。有一位经常来图书馆读书的中学生小北，因不喜欢学校的氛围，高中没有读完，便外出打工了。他有时会给立人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写邮件，邮件的内容一开始描述了自己初到城市的惊喜与抱负，一个充满了娱乐刺激的环境，自然给他带来了许多新鲜感。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很难和周围的工友交流。如果下班后不看电视，不外出逛街，打工者的精神生活实在乏善可陈。他希望能够像在图书馆一样重新开始阅读，但浮躁的环境又让他难以静下心来。他很快选择了辞职，在给立人的信里，他表达了一种困窘的情绪。他试图理解自己的处境，但又找不到两全的出路。

结语

2011年夏天，立人在第一分馆筹办了名为“立人大学”的暑期学校。这是立人乡村图书馆拓宽教育产品的新尝试——将全国各地的高中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集中到乡村来，他们在一起读书学习、了解乡村、自由结社，与国内著名学者讨论公共问题。

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以求知的名义聚在一处，自然而然就能创造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充满乌托邦气息的生活。是否求得真知也许并不重要，但这种充满希望的集体生活的记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往往成为他们日后对抗市侩生活的精神力量。正是因此，立人大学的篝火晚会，已成为立人乡村教育史上的华彩一笔。

实际上，立人图书馆始终与外界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对于学校来说，他们是一个与高强度的应试教育训练争夺时间的不务正业者；立人图书馆强调，他们与校方的关系是合作而开放的，立人并非依附于学校。这种并不牢固的关系，往往需要开明的校长和一个在地的熟人网络方能维持。

立人更要面对来自外界不同声音的质疑。如果在十年前，也许立人还能在各种话语的缝隙中获得生存机会。但随着冲突时代的到来，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幸免于被诘难，独立的公益人也是一样。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都需要接受考验。立人乡村图书馆一直在尽可能地将财务和对外活动都保持完全的透明，但依然有人会问——你们为什么不把钱分给儿童，而要自己拿工资？抑或在立人团队的内部，随着事业的扩大，原本以理想主义共识聚集在一起的早期团队，也因具体的理念分歧出现分化、争执乃至于决裂。

李英强说，立人将会比这些质疑活得久。“立人”所代表的对精神生活和自我成长的追求，是与人的本质意义直接相关的永恒命题。当下社会的自我重建，不是运动式的、疾风骤雨式的，而是在与现实的砥砺中缓慢生发的。“去你的家乡建一所图书馆”，许多捐赠者其实是被立人的这句口号打动的。故乡与书籍，这两个词带来的意象，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开始生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