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又绿江南岸”——中山崖口村纪实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上发言：现在卖地“种”房子不是本事，拆房子“还绿”才是本事；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路不是本事，能够还祖宗的账，留子孙的粮，那才是本事。（来源：2011年3月8日广州日报）

　　春意盎然的中山市东南部，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农村，山青水秀，蓝天白云，农田连片，绿野平畴。这个村庄，还保留了数万亩农地，农民仍然集体耕作，机械生产。这是南朗镇崖口村，是开放改革后，还留下这么一个没有大包干到户，坚持共同体管理的村庄。

　　全村九佰多户人家，三仟多人口，八个自然村，十三个生产队，拥有土地近四十平方公里（其中在开放改革三十年中，依靠共同体内在的凝聚力，围垦了三万多亩土地，二00八年卖了一万一仟七佰亩给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记者觉得这里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好奇心的意念萌生，顺便走访了这位刚退下来的村支书——陆汉满。几经寻找，终于在一间平房中找到了他。

　　陆热情招待我们，一盏清茶，畅谈崖口世事。

　　记者问：陆叔今年尊庚，当了多少年村干部？

　　陆：惭愧，年过古稀了。自十四岁参加农业社，任记帐员到村支书，屈指算来五十有七年了。

　　记者：你当了几年支书？听说你这个村庄，开放改革后没有大包干到户，是么？

　　陆：上世纪七十年代，佛山军分区、广东省军区，在崖口村办了一个“建设边防武装民兵的点”，要我回崖口村当支书。当时我是在南蓢公社做杂工的。已经做了三十七年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中山县情况都一样，在计划经济年代，重点抓政治，农村支持城市建设。国家各项上调任务重，单粮食上调任务，崖口村每年要负担一佰六十三万斤（其中公粮约四十万斤，余粮八九十万斤，余下是三超粮）。当年水稻生产水平低，一九七六年，崖口村粮食每亩产量还没有夸纲要。单一粮食生产，副业收入又不多，村民日子很清苦。每年还要负担大量农田、水利工程，无了无期的义务劳动，日夜苦干。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的改革，把原有人民公社解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本来是解放生产力，让农民自主去经营农业生产。但是，农业是高成本，低产出，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多，上调任务重。在市场经济中，是处于劣势行业。

　　当时，珠三角地区是开放改革前沿，面临港澳。而港澳是经济相当发达的地方，一位普通劳工月收入万多二万元，而在珠三角农村月收入不过百元，两地经济收入差距这么大，其引诱力可知。

　　开放改革前，我们和广东各地都一样，突出抓政治、抓阶级斗争，在人民公社管束下，当然不敢逾越半步。开放改革后，驻农村工作组撤走了，把正权放还村中经营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珠三角地方涌现了大批青壮年人，偷渡到港澳谋生了。以此同时，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外来工业的输入，冲垮了传统的农业。

　　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了集体农业生产，留下村庄中这部分家庭的父母、子女由集体去照顾，村庄中剩下这部分不愿意离开的村民，他们长期在共产党领导下，习惯了集体生产劳动，按劳分配生存这种模式，一下子把崖口村四千多亩耕地，一百六十多万斤上调任务强制分配到户，这也是一件难以实施的事情，农民不肯接受又怎么办？土地抛荒，上调任务也得完成。最后的责任也是落在村干部肩上。

　　记者：最后保留集体生产，是谁拍的板，讨论了多久，村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吗？

　　陆：当年崖口村党支部有五十多位党员，其中九名支委，统一内部意见后，召开了有各村生产队长，队委和村民代表会议，一百五十多人讨论了半个多月，何去何从，大家选择，最后定下崖口村实行全面开放，村民可以自由择业，可以离开村庄去别地找工作，也可以自己经营各种行业，外出后不如意的，可返回村中参加集体劳动，一视同仁。（其实，当时村干部，实际上也无权力、也无办法约束他们，去意难留，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剩下在村庄这大部分人，仍然按原来基础，继续坚持集体一级经济核算。

　　记者：留下来的村民继续集体劳动？为什么不延续人民公社的平均分配？

　　陆：我们的责任一是带领村民劳动致富，通过劳动创业，积累财富和资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让村民通过劳动，获取有体面、有尊严的职业收入，提高生活需求，安居乐业。而不是把资源、财富套取资金，平均分配到各人，吃完了，树倒猢狲散，这样便成了吃掉祖宗传下来的资源，吃掉后来人永远生计。作为一个村庄，作为一个民族，出现这些现象是最可怕的。

　　当然，也有些人白手能创业，也能致富，但在这经济社会中，案例不多，更有一点，会创业的人是不会出卖其原始资本，因为他知道创业艰难。

　　原来人民公社制度也不是平均分配的，只不过是经营管理制度失缺，而用突出政治为标准，忽视劳动效果这方面来评估，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利益关系含糊不清，因而无法调动村民的劳动积极性。所以生产效益差。完善了经营管理，合理计算劳动报酬，这就可以杜绝这些管理上弊端。

　　记者：农业投入大，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多，赚不了钱。村集体要维持国家各项上调任务要完成，又要帮助扶持弱势群体，主要靠什么赚钱？

　　陆：应该区分我们这种体制，我们选择主要经营农业，两者关系：我们的体制是高效率的，我们的农业经营是低效率的。我们在安置弱势农民就业，这本来是社会责任的，需要很多资金，来维持这种行业和这个群体，这就需要两种经济体制运行。一种是低效率的集体经济，另一种是以共同体的力量，参与市场经济竞争，从市场经济中赚取财富，这是高效率的，这样两种经济并轨，平衡了这个群体的经济缺失，而且经过多年实践的效果，不单能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出路，三十七年还积聚了丰厚的家底，崖口村富甲一方。

　　专家观察

　　曹正汉：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博士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员。他从一九九八年连续数年，深入崖口村作调查研究。

　　不应用大锅饭来形容崖口的经济体制，其应分为二块。一块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一块是处于外围的市场化制度（主要是出租经营和合作经营）。前一块制度安排在生产效率不高。而且其目的也不在于提高生产效率，而在于实现社会公平。后一块制度安排具有很高的效率，而且这一块的目的在于不断增加收入。故总体上来说，崖口的经济体制在创造财富的效率并不低，他们仅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就能围垦出三万多亩养殖的土地，即可证明这一点。

　　我们不得不承认，崖口大队这个村庄公社，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确实是一件历史学家巧合的事情。它是崖口一代领导人实现保护弱者，按劳分配的社会理想准备了物资基础。

　　记者：你是何时想到围垦造地，这么多年，你们崖口村围垦了多少土地。

　　陆：珠江三角州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南迁来粤的氏族人，世代垦拓出来的。当年从鱼游、鹤立、种草、筑围，一小片、一小片筑出来的，经过几十代人辛劳创业，建立村庄，长期定居下来的。我们珠三角土地都是向海要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在南蓢公社时，当时中山北半部的小榄公社，来横门口筑了三仟亩围垦，占据了华照大队的出海口。当时华照社员意见纷纭，有点怨气。当小榄人成功围垦了三仟亩竹州山滩涂后，中山县北半部六个经济作物公社，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经县委协调，把这六个公社联合起来，规划从大茅山至珠海上栅的留狮山，筑一片六万亩的土地，首批公社社员安排八仟人做准备工作，从横门附近到翠亨平顶村分点搭建临时工棚。当时我在南蓢公社，很清楚知道这个情况。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广东省军区准备联合佛山军分区，选定崖口大队为建设政治边防武装民兵试点，上级党委要我回崖口大队当支书。当年谈话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民兵学大寨，建设边防，要有所作为，要求军区领导出面，拨回从鸦州山至珠海交界处的水晶坑口这片海滩，给崖口民兵围海造田。提出这个要求，因顺应了历史潮流，军区领导即时表示可以立即和当年中山县委袁炳焕书记商量，撤去沿海边搭工棚的各公社围垦工程第一批人员，把这一带海滩给回崖口大队。

　　当一九七四年，我回到崖口大队后，第一时间组织民兵爆石运沙，开始了围垦工程，县委也拨了很多船艇、钢材、资金和爆破材料。这样围垦工程在民兵带动下，很快就行动起来。但是，当年由于工具落后，效果不很明显。

　　到了七十年代末，这些民兵青年长期参与围垦工作，熟悉水性，这些人成了偷渡港澳的主要成员，由于这情况严重，围垦工程被迫停了下来。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搞商业亏本了，搞工业赚不多，而且污染生态环境，为了寻求经济出路，主动和当年老上级，南蓢镇的凌书记合作，得到凌书记的支持，双方对产权、收益，明确界定，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四年这八年中，合作共围垦了土地四仟多亩。二00四年完成了使用期，先后移交回崖口村所有。

　　从这以后，随着改革深入，发展经济，陆续和翠亨村镇、华山公司和私有资本合作民，采用现代运输工具、现代机械大规模施工，仅在八年内围出了翠亨联围、鸦州南围、华山围、燕石围、虎池将军下围，共计面积达三万多亩。这是世代传说中的沧海桑田。

　　记者：围垦了这么多土地，怎样管理和安排？

　　陆：二00二年，当我们完成了全部围垦土地时，怎样守土，很忧虑。珠江三角洲由于工业、房地产高速发展，土地已过度开发掉了。我们一下子拥有这么多土地，确是麻烦事。如果集中在村委会管理、寻租，外来资本、江湖势力、政治权力都来光顾这些土地，又很快会失去了。因此，未雨缪谋，提前分给在籍村民，从得到转移分给，这就完成了创业的初衷，这是分散守业法。

　　具体处理是把新成垦的土地，村集体需要留下多少，能维持农业就业补贴、社会管理费用、不可预测自然灾害、其他事故发生所需费用、基本建设等开支，计算所需的计划后，尚剩余约占百分之六十，以在籍农业户口的村民，每人分给伍亩伍分，一次性界定到人。由各自然村派出代表，成立崖口村民土地股份基金会。管理这二万亩垦地的出租、收租金、每年按股份分配等。这就是从烟水渺茫的珠江口，经二十多年共同体创业，完成了造地、管理、分配的过程。

　　我们这样处理这些垦地，既能奠下了村集体的经济基础。土地是第一资源，其经济价值不受金融升贬的影响，永远保值。村民每人五亩五分，这些土地在珠三角地区价值相当高。如能守业，世代不愁穷。

　　记者：大部分村民、股民都愿意卖地，你作为村支书，不去参与，自己这份也不卖，这是为什么？

　　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人的出身、经历、受教育高低的影响，形成每个人的性格，大多数人客观是改变不了其本性的。

　　我经历坎坷，敬畏土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历史上称为社稷，是祖祖辈辈艰苦创业积聚下来的资源；前人想让后人生活有依靠，宁愿自己受苦受难，都要把这些资源留与后人，寄望于一代一代能传承下去。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不敢夺后人福祉，为自己享受！

　　记者：传闻由于你不肯卖地，村的股份也不给你，有这么一回事么？

　　陆：不是不给股份，二00二年、二00六年，二次推行股份界定，都是由各自然村分配的。我是农民，陆家村二次都分给了我红、绿股本，同普通村民一样。而是二00八年股民卖地以后，我当时求村主任、卖地领导小组长，不要卖我股份内的土地；他也同意，成全了我的要求。是土地股份基金会管理的部分人留难我，连续三年不分配股民分红给我（每股份有一亩五，卖了三亩五，还有二亩，每年都有租金分红，我完整冇卖，应计还给我）。我也写了二次书面要求告知，但不予理会我。这是很少的事情，叫过二次都不搭理，随其便。

　　二00八年所卖的土地上，有一温泉资源，卖地合同中说明，温泉资源价值是代崖口村民支付首期社保、医保费用。我没有卖地，理所当然没有社保、医保待遇。二0一0年九月廿六日，有人劝我，你年纪大，还是买了社保、医保为好。这也能帮你家庭减轻对你的负担，因此，我自己筹钱，自己一次付款买了社保、医保。

　　记者：你崖口村有这么多土地，为什么不办工业，社会上都这么说：无工不富，可以工补农，更加富裕。

　　陆：以工补农，那我在七十年代中期已办工业了，村办工业，我比周边地区都早。当年中山粤中船厂和崖口大队搞知识青年下乡，厂队挂钩，集体安置，我崖口村接收船厂职工子弟一佰多人，船厂帮我办了一间机械加工厂，设备很齐全，工作每机很先进，能加工柴油机部件，安置了几十名有技术的村民当工人，经济效果也很好，赚取利润，足可维持安置知青费用。

　　一九七九年，三中全会刚开过，崖口村已引进了外来加工业、三来一补了。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每年能收取加工费贰百多万元，发展有十间工厂，职工近二仟人。但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内部管理缺失，渐走下坡路，加上资本、设备、原料、技术都是外商经办，利用当地土地、厂房、能源（电力、淡水等）、工人等，在我们区域内加工生产成品，只给我们一点微薄加工费。算起来，不足投资本金的利息，而且，最致命的是工业废水、废气、化工垃圾、工人生活污水，这些不可降解的污染源，积聚下来，后患无穷。为了生存有个好环境，忍痛割爱。

　　进入九十年代，来料加工这种模式渐渐淡出了工业行业，商人都是向政府买地，独资建厂了。村庄如果要办工业，必须把集体土地向国土部门办了征地转换功能，按法律程序一次性把土地卖给商人了。这样，村庄再也不能从工业得到好处了，因为税收是政府部门收取的。

　　工业演进到现在，大都统一规划在工业园区，国家征农民的土地，只返还百分之几的比例给农村，如果自己再用这些返还土地，独资办厂，其后果都是大多数失败结局。这因为是生意好做，管理人员难靠的怪圈。

　　现在还有些人提出工业兴村，我曾经此苦再不说啥，也不解释。

　　专家观察

　　王习明：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城乡统筹发展、基层治理。

　　卖地事件是崖口村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从二个方面动摇了崖口村的公社体制。一是导致反对用租金补贴维持集体生产的村民进一步增多。之前，反对补贴集体生产的人主要是不在集体劳动的村民，之后扩大到部分在集体劳动的村民以及大多数村干部。二是它导致了部分村民公开抛弃崖口村一直坚持的土地只租不卖的理念，开始相信出卖土地比出租土地更划算。

　　土地是农村经济社会的根本，农业生产形式和农民生活方式都与土地这一关键要素息息相关，农村的各项经济社会制度都是围绕土地来进行建构的。只要国家的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村庄制度也必然发生变化，崖口村也不能例外。

　　记者：你当了三十七年村支书，是什么理想信念支配你开展工作？

　　陆：我本是一介农夫。不会抱着什么意识形态、理想、信念来开展工作的。从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支部书记职务是中介人物，（好像是小贩，买什么卖什么）起桥梁作用。根据上级各个时期贯彻下来的政规、政令、各种任务，只能想办法去完成，而且有工作组监督去完成，不能有半点背离。这就是职责。八十年代后期，上面逐渐放松了管理。这个期间是谋生本能驱使，几千人生存、生产、生活，都要考虑的生计，责无旁贷。九十年代后期，资源财富积累了很多，那守业是很辛苦的，既要尽量满足村民要求，又怕不慎决策失误，更怕外来资本、各种势力来占有掠取、失去了，受人唾骂。

　　我是一个做奴才的料，我天生下来一副奴才本领。做奴才，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仟主人，一个奴才有时是顾此失彼，骂是经常，打尚是没有尝试过，少部分人想害我，但毕竟达不到目的。有幸的是经历了十五任党委书记，他们中大多数是支持、包容、保护的，没有这大部分人支持，崖口村也不会有今天的政治、经济基础了。

　　记者：你平时看书吗？会关注什么内容多些？

　　陆：我一生什么都没有剩余，也没有嗜好，只有一堆旧破书，空余时间看几页，增加点见识，多数时间埋头工作，白天抽空看下报纸、文件，了解国家每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重大事情，看看电视新闻、天气预报，有时阅读些中国文史资料，打发过日子。工作以外，便是为口奔驰，柴米都要考虑。

　　记者：村委会所有文件、合同是你写的吗？还是让助手写的。

　　陆：作为担负主责的人，在其位，谋其事，不在其位，是不谋其事的。凡是重要的文件，都是自己起草自己修改，我从不假手于人的，别人不理解你的意图。而且有些内容是隐形性的，不能失误，包括标点符号，都要审查校准，特别是重要经济合同，一定要慎重，稍有失误，后果损失很难估计。

　　记者：崖口村这么多年实行集体主义，所谓乌托邦，吸引了不少政客、专家、学者来调研考察，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陆：崖口村开放改革前，和周边别的村庄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村庄驻了不少军、政领导人的工作组，进行试点工作。开放改革后，由于这种体制特别，有些人抱着猎奇心来看，有些人认为家庭、兄弟、夫妻，为了争夺财富，也会翻脸、对簿公堂。你一个面临开放改革前沿的村庄，还有这么一个乌托邦的怪胎。这块人民公社阴魂不散的地方，究竟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想来看看什么模样。这是一些人的来意。还有些是学者、在学研究生；有些是大学老师，收集学术材料；也有部分是三农专家；有些不知何方神圣，不表露身份和目的，调查后即无踪影。最多是在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来崖口驻村的老干部，他们怀旧，我们的创业，有他们一份汗马功劳，对我们也有深厚感情，其他的传媒，好奇的来客也很多。

　　总之，来者都是尊贵的客人，不管其来意如何，我们都热情接待，客人要求了解的事情，我们毫无隐瞒，一一告知，甚至连档案资料、数据，也提供给客人。

　　我们村所做的一切，都是阳光操作的，无事不可对人言。至于别人怎样理解、看待，我们那是见人见智。

　　记者：我看过你们崖口村资料汇编、续编这二本书，为什么要编这样的书？

　　陆：当村官，是公权，对上承担责任，对下传达要务，所有政务，政策政令，处理日常工作，重要决定都要记录下来归档，不能事若春梦了无痕。这是对上、对下、对历史负责，这是职责职务赋于的责任。这是其一。

　　在数千人口的村庄，有很多边界、土地、资产积累财富，都有文字凭记，有的重要合同，涉及经济数额巨大，有些财产必须要造册登记，这都是一个单位的文档，万一失掉原件，损失重大。有造册依据可以分散保存。

　　三是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搞历史调查，我们完整保留这些资料，哪个时候需用，即可查阅。

　　四是我们把原始文件、录音、录像记录，还原于一个村庄一个时期的历史演进，是非功过，让后人评议。

　　五是为当村干部期间有个清白过程的，向村民交待。原始凭记谁也篡改不了，这也是经历农村各种政治运动的教训，总结出来的。

记者手记：

　　一直以来，带着各种目的来崖口调研、考察、采访的人都很多，他们大多数都是研究这个独特的村庄是如何形成的，有人从经济发展，有人从意识形态，也有人从人类学、社会学来研究分析，崖口村的个案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一代人做了一代人的事而已。

　　这个村庄，开垦了这么多的土地，不管卖还是不卖，土地永远在那，只是主人将其投入不同的产业，创造的价值不同而已。土地是农业的根本，农村的各项经济社会制度也都是围绕过土地来建构的，只要国家的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村庄制度也必然发生变化，崖口村也不能例外。真正造成村民收入不高的原因应是全国普通的农业低收入，而不是村庄的共同体效率低。花落春仍在，天苍人物非，有专家认为，随着老一辈领导的退出，原有的制度很快就会分散，村庄里的人们不可避免的再重回到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只是迟了三十多年罢了，没有集体的庇护，他们仅靠手中的几亩土地，将会是怎样的未来？失意的人会不会再重新怀念那个曾经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