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农村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生产与供应的价值，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可能性的再挖掘。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实习生曹柳莺

　　林生祥谱曲演唱，钟永丰作词，这似乎成了人们对这两人的固定认识，但钟永丰更在意的身份——是一位扎根在台湾南部农村的社会运动家。他从1990年起开始领导家乡美浓农民反抗水库的修建，揭露和反抗工业化对传统农业的侵蚀。到了1999年，35岁的钟永丰被吸纳入当地政府，先后出任高雄县政府机要秘书、高雄县水利局长等职。现在，钟永丰名片上唯一的职务隶属于“财团法人浩然基金会”。林生祥曾这样评价搭档，“永丰才是社运的天才，他能把所有资源统合起来，知道该用哪个人去负责什么，我则是他在音乐方面用的一个人。”昨天，和林生祥一起来上海演出的钟永丰，在其居住的小旅馆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他的很多农村经验对大陆知识分子的新乡村运动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台湾环保运动

　　发源于农民运动

　　东方早报：台湾作家蓝博州一个观点是，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了台湾工运和农运虚弱，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钟永丰：我个人不太抱有历史决定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后来选择回到农村的原因。我们更强调的是主动去参与，而不是过分拘泥于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历史上的东西我们的确需要理解，但这些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前提条件。

　　但我和蓝博州有着一些共同的社会运动经验，比如我们都在1990年替一个新成立的工人团体竞选“立法委员”，但是后来差了几千票没有选上。更早些时候，我们也一起参与过1980年代的农民运动。后来，我选择长期地呆在基层，也就是农村，面对较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农民，或是那些扎根在地方的群体，包括老一辈士绅、乡村中产阶级，甚至还有所谓的黑道分子、小混混。

　　东方早报：台湾社会运动有趣的地方在于，社会运动和环保运动联系在一起。

　　钟永丰：台湾在进行工业化时，几个人想集资开一个工厂，他们不用考虑地理位置，不用考虑排污等等。所以当时台湾就发起了很多自力救济的运动。因此，台湾环保运动实际上发源于农民运动。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环保运动与西方的环保运动有所不同，西方的环保运动往往是由一大批中产阶级主导的，而台湾环保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则是戴着笠帽、拿着锄头的农民。

　　东方早报：《天南》杂志创刊号是关于亚洲地区新农村建设，你曾从大学、城市回到农村，就你的台湾经验，知识分子回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可能性在哪里？

　　钟永丰：首先要纠正两个认识上的偏差。第一，知识分子不能老把自己当成一个启蒙运动者；第二，知识分子不能过多带着现代主义眼光看待农村。如果返乡进行农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带着这两个思维，单就台湾本土来讲，这样的意识所进行的实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范例。很多秉持这样观念的人往往重又带着失望与挫伤的情绪离开农村。

　　如果带着启蒙者或是民粹主义的观念和农民交流，有可能丧失很多与其产生深入连接的可能性。我之所以强调应该要去掉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农村，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农业在亚洲已经有了上千年的累积，不管在技术上、生产组织方式上，还是在人的哲学高度上，都不是能够简单概括的，也不是用现代主义的几个标杆就可以衡量清楚的。

　　“农村的脑筋”

　　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没了

　　东方早报：那你个人的实践成功吗？

　　钟永丰：刚开始回到农村决定该如何开展农村工作之前，我进行了大量的聆听、访谈与阅读，并试着区别整个农村环境中不同的人的不同作用。这样我就知道，我先要组织哪些人，又要对哪些人进行舆论上的说服或施压，还有就是要首先争取哪些人的支持。

　　东方早报：也就是不能用台北精英的方式去治理乡村？

　　钟永丰：台湾三四十年现代化发展，就是农工逆转与城乡逆转，也就是说农村知识分子都被吸纳到城市了。可是在以前，在任何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人口的组成都是非常立体的，“劳心”与“劳力”从未分开过。为什么那么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返乡？是因为农村的“脑筋”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没有了。

　　东方早报：你开玩笑说，台湾就分两块，一块是台北，一块是非台北。台北是台大在管，非台北的是黑道在管。

　　钟永丰：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个农村治理权的争夺根本不是在比脑筋，而是在比拳头和力气。农村中产生了“知识空心化”的现象，这个是值得警惕的。而此现象在台湾曾经非常严重，导致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台湾农村的行政系统与民意代表系统几乎都由黑道把持。所以我在前十年的工作中，在各个地方的县议会，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状况，这是一种失控的社会生态，只有特定的人才能协调当地社会一切资源与利益的冲突。知识分子已经退位了。我觉得，大陆在社会转型期，也必须对这样的情况多加小心。

　　重建价值观和认识论

　　再回到乡村

　　东方早报：但按照现代化路径，精英涌向城市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钟永丰：我认为，台湾的农村运动可以给大陆一些经验。比如，19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通过不断地反思，以及对于“三农”问题的非现代式的理解，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农村传统出发来理解农村。因此，农村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生产与供应的价值，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可能性的再挖掘。所以，只有通过整个价值观与认识论的重建，才有办法让知识分子摆脱悲苦的情绪，重新回到乡村。面对亚洲农村，我们需要再来一场“启蒙运动”。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始终以现代主义的眼光看待农村，那么对于农村问题也只能是硬生生的“量化处理”。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城市精英还能回流到农村吗？

　　钟永丰：1990年代开始，有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在城市生活了几年后，开始意识到都市似乎是一条绝路，因此，有一大批人重新回到农村。他们的返乡没有充斥着悲壮的情绪，而是非常享受在农村的生产与生活。这批选择在农村扎根的人，他们不为任何政党服务，不为意识形态服务，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完全是一种“蹲下来”的状态。过去的运动总有某种政党的意识形态作为主轴或者指导利益，而现在这个东西消失了。而且个体之间的连接是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这些也都依靠电脑和网络得以实现。他们不依附于政党，但是他们也很擅长利用政党和运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