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大楼的建筑师蒋培铭从揣摩公安部的特性入手。“我甚至想到了古代的衙门，比如刑部。”再比如，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以及古罗马的斗兽场。这些建筑的共同气质是：秩序。

　　政治对隐喻的喜爱，仍未褪尽。“文革”时期，长沙火车站钟塔顶尖的火炬朝向成为大问题——无论飘向哪个方向都不妥当：向西，是“倒向西方”，向东，则是“西风压倒东风”。最终决定，向上。

　　现在，地方的主政者们依然喜欢模仿北京的建筑，“就像波幅的震动，（从北京）传导到外地。”这成为一种政治偏好。

　　公安部大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机构的审美观。（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如果要描述中国党政机关办公大楼的特点，公安部大楼或许最合适。半个世纪前，公安部就开始筹备新建一幢办公大楼，却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方案。从那些落选的方案来看，他们不喜欢充满现代气息的大面积玻璃，也未看中凹凸不平、极具雕塑感的立面设计。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蒋培铭最后加入，他决定从揣摩公安部的性格入手。“我甚至想到了古代的衙门，比如刑部。”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另一些西方建筑也给了他启发，比如，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以及古罗马的斗兽场。

　　这些建筑的共同气质是：秩序。“庄严而震撼，”蒋培铭概括说，“给你完整的精神力量。”

　　在蒋培铭的设计图上，公安部办公楼呈现为一个完整的长方形建筑，线条笔直，棱角分明。它的正中心略微凸出，像一个逗号，在视觉上为铜墙铁壁般的整体制造出变化。“简单，力度更强烈。”蒋培铭说，它的姿态“坚强而威武”。

　　很快，他就得到了中选的消息。“公安部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蒋培铭说，“我的设计使他们联想到了‘鼎’。”在中国，鼎是国家之重器，象征着统一、昌盛与安宁。不久，他的方案就被概括为“盛世之鼎”，尽管这并非他最初的创意来源。

　　在立面的材质上，公安部选择了石料——各地的行政大楼也大多如此，尽管造价高昂，但是坚固、耐用。竣工后，这座竖立于天安门南侧、国家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东的大型建筑，得到了多方赞誉，而每一个赞誉的核心词都指向：威严。

　　“威严是现在中国行政大楼的基本特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徐卫国说，这意味着空间布局的封闭与隔离。

　　洲联（WWW5A）建筑设计集团主建筑师刘力从未见过左右高低不等的行政大楼。徐卫国看到的也大多如此：它们有着对称而方正的庞大体态，需要级级攀登的高台阶，以及守门的警卫。“这延续了故宫设计思想。”他说，故宫通过严格的中轴对称，强化了建筑带给人的权威感。

　　事实上，对称的封闭式政府行政办公大楼，遍布全国。从正面看，上海市政府大楼像一个“山”字。数十根立柱撑起了主楼前的门廊，垂直的线条增加了严肃之感。在有海峡之隔的海南岛，省政府也沿用着行政建筑的惯例，远看像一艘方方正正的大船。在“对称”这一关键问题上，就连世界海拔最高的政府办公楼——西藏日喀则市政府行政中心——也未能例外。

　　这些大楼，全都铺设了台阶，需仰头才能望见正门。而正门两侧建造了缓坡供车辆行驶，领导们下车就可进门，免去了攀登之苦。

　　而青岛市政府的布局也很典型，它像两块大小不等的弧形积木叠落在一起，重心吻合。在正门的台阶之下是草坪，与此间隔马路——大多数政府楼前的马路是当地最宽的那一条——再前面——是广场。政府门前的广场，也往往是本市最大的。

　　“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

　　当年的《人民日报》认为，建造者们正在拿封建时代的 “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

　　在政治的约束之下，建筑的风格总是跟着政策的变动而摇摆。政权新建之初，建筑的风貌与现在并不相同。上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都在参仿苏联，建筑自然也概莫能外，苏联的内政与中苏关系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城市风貌。

　　斯大林时期，苏联建筑向着“复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急剧转变。那些现代主义建筑则因不能给予人们“积极的文化和历史联想”而遭到抵制。1934年，简洁的苏联轻工业部大厦，被批判为“莫斯科的疤痕”，而同时竣工的莫霍夫大街住宅楼，则因采用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帕拉第奥巨柱式，大受赞美。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最能“直接和明显地肯定时代的伟大和美丽”，这是当时的主流声音。

　　为了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1952年，中国开始建造“苏联展览馆”（现更名为“北京展览馆”）。

　　该建筑采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风格。中央大厅的正面高悬苏联国徽，其上耸立着87米高的镏金塔，塔尖安装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在阳光的照耀下，有着大量黄金的镏金塔闪闪发光。

　　1953年，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访苏归国。他认为，是否包含民族形式，是阶级立场问题。建筑，应以民族特性的形式与“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展开斗争——在斯大林倡导“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方针之前，还从未有人察觉方正的平顶屋是帝国主义建筑的代表。

　　“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前进。”梁思成说。

　　于是，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而大屋顶，则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类。那些铺设着琉璃瓦、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看上去雄伟壮观——这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

　　不过，与现代主义建筑一样，复古的“民族形式”也好景不长。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又一次波及中国的建筑形态。1954年底，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被新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否定了。

  　从1955年开始，曾与资产阶级意识进行斗争的“大屋顶”，变成了奢侈浪费的典型。北京“四部一会”大楼（现今国家发改委）正中大屋顶的建材已经运到现场，却不准使用，那些充满民族风格的琉璃构件被毁弃在现场。

　　而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的绿色门罩、斗拱和柱子上复杂的朱红彩画、门楼地面上铺着的花岗岩亦被批评。“大楼不像是新的，而是从古老朝代遗留下来的刚刚经过粉刷的建筑一样。”当年的《人民日报》认为，建造者们正在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官方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这是对“民族形式”式建筑的定性。

　　“好社会主义之大”

　　人民大会堂立面的面积超出原定的两倍还多。周恩来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要“大而有当”。

　　3年之后，十项国庆工程全线启动，并在一年之内悉数完工。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与英雄纪念碑奠定了今日天安门广场乃至北京的气质与格局。

　　一时间，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云集京城。1958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对他们说，“国庆工程”是为了反映建国10年来的巨大成就，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不能连蒋介石、清朝皇帝时代的都不如”。

　　最终，大会堂收到立面方案的设计图189份，而被选中的正是一个西方古典廊柱式方案——它的面积超出原定的两倍还多。周恩来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要“大而有当”。天安门广场，也要大。毛泽东认为，要庄严宏伟，要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在决定建筑审美之外，还造就了大批真正的政治性建筑——形成“革命”的隐喻和象征。

　　其中，四川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最为典型。主馆及其两侧的建筑，再加上检阅台，略呈一个“心”字，而当中的毛泽东巨像成为“心”中一点。组合起来，就是“忠”。毛泽东巨像底座高7.1米，代表中共的诞生纪念日；而巨像高为12.26米，正是毛泽东的生日。

　　全国各地，这样有着革命意象的细节比比皆是。为了表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广东展览馆塔楼的塔顶、庭院路灯的灯罩，以及铁围栏上，到处使用了火把图案。而长沙火车站钟塔顶尖的火炬朝向，则无论飘向哪个方向都不妥当：向西，是“倒向西方”，向东，则是“西风压倒东风”。最终决定，向上。

　　1976年，毛泽东逝世。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句号。这座纪念堂平面布局严谨而对称，有着强烈的中心感。底部的台阶，选用了红军长征时经过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红色花岗岩，象征着“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向北京看齐

　　一些官方建筑体现的是领导们的审美，并非建筑师。他们都喜欢什么呢？一个简单的思维是，模仿北京。

　　改革开放后，对建筑的刚性政治要求也被撤销。不过一些领导的个人意愿，还是往往成为城市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与官员们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点上，建筑师们倒颇有共识。

　　“根本没有能与长官意志相抗衡的机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匡晓明说，除非遇到书记是个博士。悲观的建筑师们说：“设计师只是其中画图纸的技术人员。”

　　在一些招标会上，领导往往会很谦虚——我不是专家，纯属个人观点，抛砖引玉，大家表态——这是他们的开场白，但往往是无论领导抛的什么砖，大家都会支持。若是领导最后发言，前面的专家都会留好余地，10个方案挑出三两个，最后等领导拍板。“没办法，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有发言权。”刘力说。有时候，在招投标之前，决策者已经意有所属。即便是中标的方案，建筑师们也经常遇到波折——领导换了，方案也会跟着换，之前干的，都停工作废。

　　从这个角度讲，一些官方建筑体现的是领导们的审美，并非建筑师。尽管，领导也存在于时代的审美之中。

　　他们都喜欢什么呢？一个简单的思维是，模仿北京，各地就很热衷于“天安门”。

　　比如宁夏银川市的“南城楼”，这座古代建筑在翻修之后变成了“天安门”——同样大红色的墙身，在毛泽东画像的两侧分别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而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也曾建造天安门，在那里，城楼、金水桥与华表，一应俱全。在此之外，“天安门”还出现在了河南夏邑曹集乡、华西村，以及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

　　事实上，各地对北京的模仿并未止于天安门，“鸟巢”也在山西省境内出现。而徐卫国则在沈阳、山东等地看到了长安街两端的彩灯——它中部断开，像一对张开的翅膀，很好辨认。去年年初，兰州的东方红广场上，也矗立起56个“民族团结柱”。它们与曾经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极为相似，一样的大红色的柱身，两端金黄，撑住天空。

　　“就像波幅的震动，（从北京）传导到外地。”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谭烈飞说，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这与那些效仿白宫的政府建筑一样，成为一种政治偏好。

　　当然，这些粗糙的模仿更多集中于县乡两级，一些级别更高的领导们则另有偏好——比如大、高。“政府想要通过建筑展示成就，表达人定胜天。”刘力说。

　　因对广电领域的建筑较为熟悉，蒋培铭曾配合库哈斯设计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我带库哈斯去见过央视的领导，他们说就要一个人没见过的东西，要天外来客。”蒋培铭说。

　　“1990年代流行玻璃幕墙，那是改革开放的代表。2000年前后，政府开始喜欢新奇和世界一流。”谭烈飞觉得，如今，在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以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之后，至少在北京，建筑已开始趋于冷静。

　　事实上，由于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建筑审美的更迭仍在继续。现在，就连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也越来越尴尬了。“（政府）恨不能炸掉。”匡晓明说。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惟一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国际五星级宾馆，它可是广州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