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伟原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何伟为其中文名，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国家地理》撰稿人。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

　　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当一个女孩站起来提问，说自己是四川人时，高鼻子的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突然用四川话问了一句“啥子地方？”听众哄堂大笑———美国人海斯勒1996年来到中国，改名何伟，在长江边上的四川小城涪陵工作两年，“涪陵是我认识中国的基础。”

　　今年3月中旬，何伟回到中国，在上海、北京演讲，推广他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寻路中国》，也是他“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所到之处，年轻的读者粉丝挤得水泄不通。这让何伟大为意外，在2007年离开中国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国记者。

　　1995年，刚从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何伟开始了自己的一次旅行。他的目的地是俄罗斯，那时他对中国不感兴趣。只是因为铁路从俄罗斯通到了北京，他和朋友顺道过来看看。

　　何伟到达北京的时候，正值中国经济建设轰轰烈烈的时期，“我发现中国很有意思，这里的人都特别的意气风发，很灵活，很务实。”何伟有一种预感：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地方，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他决定来中国生活一段时间，目睹这里发生的变化。

　　1996年何伟申请了美国的“和平队”组织，主动要求派到中国当老师，来到了四川涪陵。在这里，他对中国有了最根本的认识。

　　1998年，何伟在美国父母家中“待业”，开始写作《江城》，记述在涪陵的见闻。这本书稿刚开始辗转了几家出版社并不被看好，但一经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被译成多国文字热销海外，被誉为“认识中国必读的一本书”。

　　1999年，何伟回到中国做自由撰稿人。之后他成为《纽约客》驻华记者，并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继续观察和记录中国的变迁，并先后写下了“中国三部曲”的另外两部《甲骨文》和《寻路中国》。

　　“来中国以后我不是彼得·海斯勒，我叫何伟。”他给自己起了何伟这个名字，在他看来，“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名字，何伟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有点笨，说话慢，说得不清楚，有‘洋鬼子’的口音。”

　　2007年，何伟和妻子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我有点怕一个作家在一个地方太长，你的眼睛可能不新鲜了。如果去新的地方，可以学习新的东西，回来之后有新的工具、看法。”何伟的太太张彤禾（Leslie T .Chang）曾是《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用三年时间扎根东莞，追踪接触了大量工厂女孩，写成《工厂女孩》一书。两人都在中国呆了10多年。今年夏天，他们准备去埃及，起一个埃及的名字，学习当地的语言，观察和记录那里的生活。

　　回到美国的何伟发现自己成了“外国人”，他和妻子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会用汉语交换意见，会说美国人“怎么吃这么难吃的东西”，俨然自己是中国人。何伟说，五六年后他们还会回来中国，让一对双胞胎女儿来学汉语。而他和妻子也会再次记录中国新的变化。

　　《寻路中国》里，何伟开一辆租来的车，沿中国北方的长城一线，一路从东到西，路经河北、山西、内蒙、青海、甘肃最后到了嘉峪关。他细致地记录了沿途遇到的中国北方农民———年轻人正在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打工。书中的另一条线索，是何伟在北京北面一个叫三岔的小山村生活的记录，他与经营乡村旅游而发家致富的魏子淇一家成为亲密的朋友。他记录了村子里的女支部书记，以及一个不惹人喜欢的角色“搅屎棍”。第三条线索，则关于温州一个叫丽水的地方，何伟在那里的开发区，跟内衣扣厂的罗师傅、小龙成为朋友，观察了一家小工厂的起落和打工者的心态与生活。

　　这本书很快售空并加印，何伟的演讲会上不少年轻读者说，他们是一边笑一边看完的。何伟幽默轻松的写作风格很受读者喜欢，让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周边的生活，对很多问题产生思考。

　　《财经》记者杨海鹏说，何伟的书甚至对中国年轻人了解自己的国家也有很大的意义，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对于这个国家的理解都是二手的，存在隔膜，“大家所认识的表象的中国，跟真实的中国之间距离非常大。”而何伟这个老外却真的跑到中国的不同角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中国，真诚地描述中国。

　　涪陵是很棒的“遇见”中国的地方

　　南都：你的写作风格被许多读者追捧，是有意训练的吗？

　　何伟：我从16岁开始就决定要当一个作家。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文学和写作。所以我一直读很多文学作品，看作家是用什么方法写作。比如我非常喜欢海明威。

　　还有一个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社会学教授。我小时候，他常常带我一起去采访。因为他当时研究美国的老人，带着小孩这些人很高兴，就比较乐意说话。我从看他怎么采访、谈话，对我影响也很大。

　　南都：目前来看，你的写作很少涉及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重要人物，全是普通的百姓。为什么这样？

　　何伟：我觉得北京、上海已经有很多人写。而且这些地方太发达了，它们跟中国农村的区别太大了，不能代表中国。作为外国记者，要选一个有普遍性的地方。因为美国人没有这个背景，你如果只告诉他们北京什么样，他们会觉得中国都这样，实际上这只是北京特色。

　　从1996年到现在，哪一种人对中国变化最重要？我觉得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人。这个变化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我的责任是写这些人。我最喜欢和一个人几个月、几年地交流、采访，然后写他的故事。如果是名人或干部，他们会觉得浪费时间，但是老百姓比较有耐心，他们觉得外国人有意思，也喜欢交流，容易采访，可以了解更多。

　　南都：涪陵是你认识中国的起点，这个地方对你理解中国有怎样的影响？

　　何伟：涪陵是一个很棒的“遇见”中国的地方。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城市，足够小，不会让你感到被淹没。而且我很幸运，有一群很好的学生向我介绍他们的城市和国家。我的学生都来自农村，他们代表了中国一种最大的变化：人从农村去到城里，受教育、工作。他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思想可能也有改变。所以我在涪陵，了解了中国“城市化”这个最重要的变化。

　　涪陵就像我的家一样是我认识中国的基础，它教会我开放的思维和更多的耐心，教我保持好奇心。所以当我写《江城》的时候，我很注意描述这个地方和那些人，我感到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在写中国的其他地方时我也一直努力记着这一点。

　　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是城市化

　　南都：这次回到涪陵，觉得那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何伟：涪陵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涪陵过去没有铁路、高速公路，很偏僻。那儿更没有外国人，那时出去买东西干什么的，走到哪里都有二三十个人来看我们，觉得压力很大。有时候买完东西了两三天，有人问我，听说你前天去了哪个商店买了什么，好像人人都知道了。

　　这次去，首先交通状况完全不一样，这次我是坐火车去的，以前还没有铁路。现在也没人再坐船了。我去了白鹤梁（涪陵城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在《江城》里我曾写过它。现在那里有一个水下博物馆，它鲜明地反映了当地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有90米长的自动扶梯，有各种电子化的展览。但我90年代初去那里玩的时候，还是一个老渔夫每天用一只小船把游客从江岸渡到白鹤梁。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它让我有一点点悲伤，怀念过去这里的样子。

　　但涪陵的人仍然是我记忆中的人，我的很多老朋友还在那里，能再见到他们真是太好了。

　　南都：北京呢，有变化吗？

　　何伟：相比之下北京的变化没有那么戏剧性。我想中国的中小城市才真的是变化最大的地方。北京从2001年起就已经沿着一种确定的轨道在变化，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变化的方向。

　　对我来说，北京最大的变化在于，突然发现中国的记者和读者对我写的东西感兴趣。这对我是一种全新的经验。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是非常默默无闻的，但现在中国人读我的报道和故事，并告诉我他们的想法。这让我很感动，我意识到写作其实比我之前所想的拥有更广泛的读者。

　　南都：《寻路中国》里，你一路的行程，跟今天中国人从乡村到工厂的巨大迁徙潮是方向一致的。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

　　何伟：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我认为这些从乡村到城市的人是中国发展舞台上的关键人物。我敬重这些人，因为他们那么努力地工作，务实而灵活。他们有一些令人惊异的品质。我在长城沿线走的时候，去了很多农村。大多数村子50%的人口已经走了。有时候去一个地方，都是老人、小孩，或者是不能工作的残疾人。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小孩读书，好多人出门打工，把小孩留在村子里读书，好多农村家庭分裂。我以前的学生在涪陵做老师，他们用邮件告诉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学生没有父母，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老师不得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给他们人生的忠告。这些孩子没人管，没人告诉他们好的意见。这肯定是很大的问题，对孩子的发展是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越来越早地离开学校去南方或者东部城市打工。他们觉得不要学习了，要赚钱。在我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兴趣首先是经济的和个人的。

　　对中国的未来我倾向乐观

　　南都：这次在上海和北京，我发现你有很多年轻的中国粉丝，你之前知道这些粉丝的存在吗？

　　何伟：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对此毫无准备。过去几年我忙于迎接我的孩子降临、写美国各地的东西，跟中国没有那么多接触了。我原以为只有很少的人会出现在新书发布会上，现在我意识到我还拥有一大群中国读者。过去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我写的关于中国的故事和书基本都在国外出版，读者全是欧美人。这并非理想的状况。我希望当地人能够读到你写他们的东西，这能给你一种不同的感受，及更强烈的责任感。所以这次签售会给我留下长时间的印象，以后写作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些读者。

　　尤其是，我很开心看到有那么多年轻人对我的书感兴趣。在美国几乎都是老年人来参加书的活动，有时让我感觉美国年轻人不读书。所以看到中国的新书活动上有那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让我很开心。这些读者让我感到，中国人变得更有教养、更自信。15年前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读者可能在阅读一个外国人的作品时还存在障碍，无法理解其中的幽默和观念。他们更喜欢将这种作品视为代表了外国、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我想今天中国读者会理解这只是我个人的视角、个人的作品，我不代表美国、外国。我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背景的个人，以我个人的方式来反映中国。

　　南都：你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

　　何伟：对于中国我倾向乐观。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做许多改变。我也遇到一些成功人士并不快乐。我想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在物质方面已经很好，但他们还需要精神和情感方面更大的价值实现。人际关系因为生活变化太快而变得紧张，这令我担心，但从更多方面来看我还是乐观的。这个国家有那么大的活力和决心，会走得更远。作为年轻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当然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时代———有很多压力，令人精疲力尽。但这个时代令人兴奋，人们面对很多可能性。

　　南都：这些年你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变化？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不是还存在错位、误解的地方？

　　何伟：1999年我把《江城》寄给美国的出版社，那时候有几个出版社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是觉得美国读者不一定会看关于中国普通百姓的书。那时候美国还不太承认中国是重要、有意思的地方。现在变化很快，《江城》在美国很受欢迎，有好多美国人写关于中国的书，市场很不错。所以这个变化也是很重要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

　　我觉得美国人看中国的问题是特别的复杂。比如说去年，我去了我的老家跟三年级的孩子对话，给他们介绍关于中国，然后问他们有什么问中国的问题？第一个小孩说，在中国他们吃狗吗？第二个孩子问，在中国，听说他们杀死女孩，这是真的吗？关于偏见的问题，美国的报纸杂志可能二十年来都是写差不多一样的故事，都是比较耸人听闻的。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是比较难了解的地方，你要有很长时间去了解。这样的偏见也比较自然。现在已经比以前好了，现在关于中国的书比以前多，美国已经有很多学校的孩子开始学习汉语，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的书，也是要给美国人介绍中国比较普遍的情况，不要告诉他们什么最奇怪的事情。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田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