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以前，美国知名的左翼学者麦克·戴维斯写了一本关于世界城市贫困问题的书，在学术界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在他的眼中，第三世界里不受控制的城市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按照联合国的估算，现在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里。在印度、墨西哥等国的一些城市里，贫民窟绵延不绝，人口已经高达数百万。戴维斯认为，严重城市贫困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并未与工业化同步。换句话说，就是当城市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时，不断涌入城市的人口就会陷入贫困并形成贫民窟。总而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必须审慎对待，如此下去前景将无法预计。戴维斯忧心忡忡地把这本书叫做《贫民窟星球》。

　　与戴维斯的观点完全相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莱瑟也写了一本书，论及城市的作用，吸引了不少的关注。在他看来，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城市化，因为只有城市才能实现更高效率的生产，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简而言之，只有城市，才是产生现代文明的地方。高效的市场机制、完善的法律体系，必要的社会保障网络，无一不是城市的杰作，也都是乡村所无法提供的。对于城市贫民窟的问题，他认为，这非但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城市具有活力的表现，贫民窟是乡村向城市进化必然的跳板，当一个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就证明了这是一座甚至对穷人都缺乏吸引力的城市，这才是最值得担忧的。对城市化的前景充满希望，格莱瑟把这本书叫做《城市的胜利》。

　　格莱瑟对于城市化与贫困的观点，可以说基本上廖无新意，面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长期以来还在不断扩大中的贫民窟，他的“跳板”理论毫无说服力。正如前面戴维斯的观点，第三世界里过度的城市化，由于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结果带来了严重的贫民和贫民窟的问题。然而戴维斯却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为什么发达国家以往的城市化过程中，虽然也曾经有过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却没有最终形成迁延百年的贫民窟，而且最终都成功地摆脱了大规模的贫困现象。事实上，城市的贫困以及贫民窟，以及其与城市化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的现象。对于这一关系的深入了解，必须从城市化的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进行全面的解读。只有这样，才可以明白，一个城市里的贫困现象，并非仅仅一个城市的问题，对它的考量，需要从更深更广的范围入手。对于城市化与贫困之间关系的理解，对正在急于推动城市化来拉动经济的中国，更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正在日渐表面化。

　　众所周知，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因而城市化也就成为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目标，期望通过实现效法西方模式的城市化，来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中国更不例外，城市化的好处，经过大力宣传已经深入人心。目前在诸多官方规划中的，已经不是小小的城市化，而是特大城市群和城市带的概念了。那么这种疾风暴雨似的城市化进程，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呢？或者说，中国可以简单地重复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之路吗？最近在美国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C2C， 也就是Copy 2 China，抱怨今天中国在很多技术创意上就是完全的照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里的问题是，虚拟空间里的网站设计可以copy，无所谓了，然而城市化的进程也可以简单的模仿吗？我的观点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历史是碎片化的，因而无法被简单地加以重复。

　　前面提到过，戴维斯认识到了落后国家没有同步工业化的城市化，缺少就业机会带来了严重的贫困和贫民窟问题。但他没有回答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会没有能实现同步的工业化？其实答案很简单。在整个西方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起到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工业化的顺利完成。而支持其大规模工业化得以持续的，是广阔的海外市场和来源于殖民地经济的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整个西方完成了高度同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今天整个第三世界面对的，是经济强国已经占有主导地位的国际市场，所剩余的市场份额，寥寥无几。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缺乏关键技术和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唯有寄希望于国际劳动分工链条的最低端，才能争取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并籍此推动自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世界工厂”，正是中国经济能够连年快速增长和大规模城市化的原因所在。而其他很多落后国家，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有一个来自阿根廷的学生就曾经跟我讲过，由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家乡当地的很多小工业都破产了。简而言之，对落后国家，在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中，产品没有市场份额，已经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无法持续，严重的贫困和贫民窟现象就会同时出现在城市中。

　　今天的中国虽然在国际低端产品市场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并成功地推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但是以出口加工为主导的策略在执行了30年后，仍然是政策的核心，就难免令人心生疑窦。前一段时间有重 庆市长黄奇帆在《经济日报》专版文章，阐明其“加工贸易”的思路。其基本思路，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相比较，并无过人之处，就是让农民进城来提供劳动力，从外部吸引外资来设厂开工。这一思路的基本假设，就是中国走低端产品“世界加工厂”的路线能够一直成功延续下去。这毫无疑问是危险的，如前文所言，一旦市场出现变化，国际经济热点变化，城市无法提供充足低端就业，当地已经进入城市且失去土地的几千万农民，带来大规模贫困和拉美式的贫民窟现象将无法避免。官方所许诺的5大保障，也将不可避免的由于财力枯竭而完全落空。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这样负面的评价，会坚持认为现有的策略既然已经成功的运行了很久，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产品低端也无所谓，只要能把市场份额占有就行。因而所谓贫民窟的形成仍然只是一个假说，并没有真正的实现。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现在令很多海外学者一直困惑不解的，是中国的大城市里迄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这一点也是当前国内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在很多人看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上升，早就已经不再是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的未开发状态了，国内物价持续上涨，通胀严重，而中国仍然能够维持为世界提供廉价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事实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奇迹，相信很多读者在此刻都已经意识到了，处于日益增高的成本和低廉产品价格之间，被牺牲了的，就是中国的工人，具体而言，就是数以亿记的农民劳工。在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城乡之间收入的差别，还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城市里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的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的特殊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制度，使得贫困人口无法在城市形成聚合，从而保证了城市至关重要的“面子”。但没有贫民窟并不代表贫困就此消失了。在中国，正是通过户籍制度的关键作用，与其他国家光天化日下的贫民窟不同，贫困在无形中，被悄悄地转移到了人所不见的乡村。

　　梁鸿女士的力作《中国在梁庄》就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在大城市光鲜亮丽一片的背后，贫困在如何悄无声息中，被制度化地转移到了不知名的乡村，并为那里的人民所默默承受。在自己出生的乡村，作者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力日渐衰竭的绝望。污染的河流，倒塌的老屋，关闭的学校，无人爱护管教的孩子，留守的老弱妇孺，失去了年轻人的村庄，成为了今天中国落后农村的经典写照。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无法在城市里落户，常年往返于路途奔波，在年老体弱之时，又不得不返回已经陌生的村庄，而“农二代”又将不得不重复父辈的生命轨迹，到城市去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来谋取生活。不仅仅老人会绝望，连小孩子都明白，上学没有用，上大学同样没有用，对大多数人而言，将来还是只有打工一条出路，谁让你生在农村了呢。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记载了农村物质的落后，更在于刻画出了农村社会在文化层面的彻底衰败。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农村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被破坏殆尽，而户籍制度又把农民牢牢束缚在了类似奴隶的地位上。农民的付出，维持了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他们自己，却在诺大的国家里，为自己的小家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如果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的贫民窟在哪里？中国在梁庄，正如作者所言，梁庄就是中国乡村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