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前驻华记者何伟（原名彼得·海斯勒）有三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前两本曾在台湾出版，《寻路中国》则是他唯一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作品。尽管是个美国人，但何伟却在中国拥有相当多的读者，他在《纽约客》上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会被中国读者及时翻译成中文。与“主流”驻华记者不同的是，何伟向西方读者展现的中国，不是给他们指点江山的激扬评论，而是冷静地讲述着转型中的中国故事，以及各式各样的普通中国人，与宏大的政经话题反而一直是若即若离。

　　　在《寻路中国》中文版正式出版之前，书中有一句话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做中西比较是不是一个外国记者观察、记录中国的重要方面？

　　何伟：为写这本书，我经常去浙江丽水。去一个地方，你要了解它的背景，要跟其他地方做一些比较。我们美国有所谓拓荒史，我就看美国历史中那些小镇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有些地方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但却可能会有教堂，有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专门报道本地新闻。我去丽水的时候，当地也有报纸，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报纸，但这些报纸不报道开发区的事情。我去了那么多次开发区，一次都没见到记者。我也在丽水遇到很多人，他们对宗教是感兴趣的，但他们也没想到要盖个教堂。你看美国历史，那时在西部也是很蛮荒、艰辛，但也有法律、社群等，而这些对一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但做中西比较是很容易被标签化，而且中国人特别在乎你们西方人怎么写中国，骂或赞都可能让中国人不满意。您怎么看？

　　何伟：做这样的比较是要非常小心，尤其是要考虑哪些比较不合适，比如美国某些东西可能是不适合中国的，不能因为美国有中国没有所以就说中国比美国落后，不能这么说。但是，刚刚那个比较是挺合适的。我们到一个地方进行开发，什么是最早需要建立的，是需要考虑的，难道只能是商业吗？我开始写书的时候，很少被翻译成中文。可是，近几年，如果我在《纽约客》上发表一篇文章，很快就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是很重要的。

　　你说的那种心态也是很自然的，而且现在中国读者对外国人写的东西的心态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他们常常认为，我是中国人，比你们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中国？现在中国人能接触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文章，这很好。美国也不喜欢被批评，欧洲人常常写文章批评美国人为什么要卖枪等等，我们美国人也会说，“欧洲人不了解美国。”实际上，我们美国人应该接受欧洲人的批评。这个比较同样也适合于中国。从外来人视角看一个社会，告诉他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其实是好事情，美国和中国都需要这个。美国与中国都因为其自然条件的原因，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封闭的，所以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他们的观点。

　　您这本书毕竟是给外国人看的，现在西方人到底喜欢怎样的中国故事？

　　何伟：西方读者对中国在传统上还是有些偏见，这个还没有完全改变。三四年前，我去探望姐姐，她有个女儿在读小学三年级，他们让我去班上给他们讲中国。然后我问：“你们都有什么问题？”有学生马上就问：“在中国他们吃狗吗？”“中国父母会杀死女婴吗？”我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美国记者经常会写些关于中国最极端的故事，然后让美国读者误以为这是普遍的。其实我在涪陵教书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有本书是讲美国和美国社会的，有一部分是关于美国宗教，我要向学生介绍这部分内容，里面讲到了一个关于宗教的极端例子。然后学生就有疑问，美国宗教是这样子的啊？可是，这些极端例子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但另外一方面，这些学生都是来自四川偏远的地方，对外部世界还不太了解。作为老师，我很难受。

　　我的意思是说，进口一个极端情境的故事，作家、记者、教师要讲清楚那个背景。对我来说，我的目标是给美国读者一些关于中国的基本背景，而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书比较好，因为可以比较长，我也能讲清楚。可是，文章就比较麻烦，很多内容没办法写进去。所以通过书，比如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可以了解很多关于中国的背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成功或者失败的。

　　普通西方人怎么看您关于中国的文章？

　　何伟：我得到的反馈有很多，有人会感慨，“看完这本书，我很高兴自己是美国人，没有生活在中国。”但是，这种评价不是我写作的目标，但我没办法控制读者的看法。大多数读者看完这本书会觉得，中国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钦佩中国人的某些特质比如勇敢、爱冒险等，而美国人则比较保守。他们看这本书，也感觉出来中国比较务实。这些信息当然跟他们之前接收到的中国信息不一样。很多人对我说：“我一直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公安。但是看完这本书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这也是我在封面上放这个玻璃纤维警察的目的，就是说在中国很多地方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管。美国人一直觉得，中国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因为报纸呈现的中国一点都不幽默，很严肃，看完这本书就发现并不是这样。

　　我想我的读者应该还不是普通美国人，而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读者，他们想要了解中国到底是什么。政府官员是不会看我这本书的，他们可没有耐心看完这本书去了解中国，他们要的是简单的条条框框，而且都是关于中国政治和政府的。他们最理想的材料是，告诉他们四个月内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二三四这么几条就可以了。或者拿出对策，我们美国哪些东西对中国最重要，一二三等。他们不需要人物和故事。

　　在美国总部的编辑和上级一般会建议你们这些驻华美国记者写什么？他们感兴趣的中国话题是什么？

　　何伟：传统上，最感兴趣的还是关于政治，这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恐慌有关，这样一种冷战思维延续至今。另外，他们还觉得中国的政治很奇特，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情况让他们很困惑。美国人关心的是，中国这样一种政治体系会如何走下去，将来又怎么改变？这是美国人非常感兴趣的，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以后的发展。我是记者，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喜欢写那些我能碰到的人、我能采访的人，他们的生活、思想等等，我不要去预测什么。

　　我老是说，作为记者你是去一个好多人都去过的地方，还是去一个新鲜的、没人去过的地方采访？如果一个地方有一个新闻题材，好多外国记者去了，会很麻烦，比如说会有警察保护。而去一个外国记者没去过的地方，那采访就不会遇到太大难题。比如在这本书里提到一个地方叫榆林，我去的时候，警察希望我离开，因为我一个朋友已经写了一篇关于榆林的文章，搞得那里的政府很焦虑，对记者尤其警惕。再比如，我这本书里很大篇幅是关于丽水的，对外国人来说，丽水是什么，他们一无所知，更没有向外国人介绍丽水的文章。所以，我在丽水的采访毫无阻碍。

　　当然那些热门话题，每个同行都在采访都在写，我也得完成任务。比如北京奥运会，我写了两篇，一篇是关于北京申奥成功的，一篇是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奥运会时我不是跟记者一起去看奥运会的，我是跟魏子淇（注：《寻路中国》中主要人物）一家人买票去看的，他们告诉我关于奥运会的感受。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就算去那些所有记者都会去的地方采访，也可以写出有意思的东西，主要是别跟其他人一样采访、写作。当然我跟其他外国记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有很大的写稿压力，需要马上写出来，而我没有这个压力，我每年只要写三四篇就可以了。所以我可以为了写一篇文章，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

　　另外，中国人可能不太了解而出现误会的地方是，西方编辑对记者的影响。编辑都不是在中国的，他们在纽约或者其他地方，他们会给记者压力，要求记者写什么。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出现一些群体性事件时，我们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也都清楚这些事情没有什么报道价值，做这样的选题很无聊，也希望别写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编辑就认为，你们需要写。我有一个朋友是《纽约时报》的，他说，“我要是不告诉编辑那个选题，今天早上三点半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还是先简单写一下，免得早上接电话。”第二天，其他报纸编辑也会给驻华记者打电话说，《纽约时报》刊登了什么什么新闻，你们需要写。但其实记者们都知道，很多情况下这些事情很没意思。编辑们在美国，对中国只能想象或者是延续着以前的思维。幸运的是，我的情况跟这些新闻记者不太一样，如果我说不想写，还是可以顶住压力的。

　　您曾在中国那么多年，跟中国普通人接触下来，他们对外国记者有怎样的看法？

　　何伟：我觉得一般老百姓也不会刻意去想，你是不是外国记者，但是他们可能觉得美国媒体是批评中国的，是反对中国政府的。美国媒体确实重视政治和人权选题。其实每次我在做采访的时候，我都会公开自己的身份，给他们我的工作名片，他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去了很多偏僻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没有太多关于记者和外国的概念，他们很奇怪我是哪里的，为什么在这里呢？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问我，你是汉人，还是蒙古族或维吾尔族？他们对美国媒体是没有什么看法的，但是在北京，大家都知道情况。有时候我采访几十个人，他们会对我说，如果我利用这些采访记录写什么反对中国政府的文章，可能会给他们添不必要的麻烦，要求我别直接写什么。但是在丽水的经历很有意思，他们的老板紧张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们怕我不是真记者，怕我是个做生意的，怕我是来刺探他们生意的商业间谍。我带罗师傅（注：《寻路中国》中主要人物 ）吃饭，喝了几瓶啤酒，然后他的老板特别紧张地问他，你们去了什么地方，谈了什么。为了消除对方的疑虑，我就把我的文章、书给他看，让他相信我就是记者，不是做生意的。在丽水，他们不关心政治。

　　您在采访中，是如何处理和那些信访、告状的人关系的？

　　何伟：在三峡的时候，有人对经济补偿不满，他们告诉了我这些经历。但是我也知道，就算我写了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有些无力感，这让我感觉很不好。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本地媒体和人物来帮助他们，外国人没办法帮助中国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他们会告诉我一些消息、材料、证据之类，然后还会问，“你写的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发表？”我说：“是给国外写，但是会被翻译到中国来。”但他们的反应很有趣，就是不希望在国外发表，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就是在卖国，这样很不好。然后我当着他们的面说，“好，没问题，我就不写了。”他们还是不相信，非常紧张，然后我当着他们的面把采访材料撕了。我对他们的处境也很同情和理解，但是你看，他们对外部世界不太了解，不了解外国的新闻是什么，也不知道中国的新闻是怎么操作的。

　　这些年您回到了美国，写一些和中国无关的文章。在中国做采访和其他地方有何区别？

　　何伟：写美国的题材，读者都知道这些故事的背景，尤其是《纽约客》的那种读者层次。但是给美国人写中国题材文章，他们不知道这些故事的背景，所以需要给他们简单的介绍。但对我来说，不管写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最重要的还是写人物，写有意思的故事。所以在我看来，写作的区别其实不大。

　　在美国，采访管理非常严格，要采访美国一个地方，我需要提前很长时间进行预约，在丽水，我经常是直接去了，他们其实是比较公开的。当然，采访中国政府官员特别难，我的采访申请，也可能不被接受。但是在美国，你申请去采访官员，他们一定要给我答复，否则，他们知道，我写文章会提到，我问了政府，但是他们没有回复，这样的叙述会让他们难堪。

　　在中国采访普通民众，要比美国简单容易。丽水没有太多外国人，他们对我也有好奇心，他们想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在这里，所以认识他们比较顺利。另外一个区别是，中国人比美国人话少，他们不太爱说话，所以需要花更多时间去采访。书里面丽水那个工厂，我去了好多次，那个“罗师傅”，我采访他很多次，他才告诉我关于这些机器的故事。在美国，如果你认识这个人，他马上就会告诉你所有事情，他们还特别喜欢说自己的生活。这是传统的问题，跟政治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