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拦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以至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却并不承认，或并不自知。

　　2010年8月24日，农历七月十五，按佛教和儒教传统，这天是中国人的“鬼节”。针对这个特别的日子，几天前，天津市发布了一条规定，“今后本市党员干部在丧事活动中有看风水、做道场、为亡人开光送路、焚烧冥币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严肃处理。”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作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规定，必须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往后的六十年里，正统的教科书和应试制度、乃至学者们的世界观方法论里，无神论成为解释世界的通则。

　　但是，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于是，在当今转型动荡的时代；一些人们转向宗教，寻求内心的安宁。

　　2006年秋天，美国普渡大学宗教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岗在山西做田野调查。当来到一处修葺一新的寺庙，一旁陪同的市政府领导忽然走到佛前，长跪叩首，从兜里掏出一叠百元大钞投进功德箱。

　　这位市领导很自然地解释说，去年他到五台山许过愿，那时他工作上很不顺心，专程去五台山五爷庙求佛菩萨保佑，回来后不久就得到了提拔重用。菩萨显灵了，但是由于工作一直很忙，还没抽出时间去五台山还愿，今天是从那时起第一次见到大佛，所以他得立即还愿。

　　如几千年来列祖列宗们所做的，中国人还是习惯见庙就拜。这种单对单与“神”沟通的方式秘而不宣。他们不会像牛虻那样坦诚地向神父告解一切，也不会把自己登记在案，他们甚至不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宗教信仰。

　　在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里，只有13.7%的中国人承认有宗教信仰，远远低于77.7%的世界平均值。而直到2007年，一份由零点调查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缩写CSLS）调查结果表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

　　历经了六十年的大落大起，尚中庸之道的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严峻的信仰问题，不是无神，而是——“神”太多了，频繁更迭，混沌如鸡子。

　　以科学代宗教

　　自五四运动起，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中，便有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当时要求进步的呼声昂扬，从高喊“打倒孔家店”一路发展到“非基督学生同盟”乃至“非宗教大同盟”，为日后的宗教改造埋下了种子。

　　先是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时也“解放”了大批寺庙，有官方资料公布，至少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地，喇嘛由8万减至1.7万。

　　时间走到1966年。

　　这年，发明“红卫兵”那个词的北京学生张承志还在念高二，满心向着毛主席。

　　8月的某天，红卫兵洗劫了北京的寺庙。劫后的寺庙，成为了“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

　　人们狂欢着砸烂几千年来留存下来的一切。

　　“牛鬼蛇神”——无论是建立在民间信仰上的儒道佛三座大山、还是舶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几乎被扫荡一空。和尚被迫还俗；介乎神与人之间的圣贤孔子沦为“孔老二”；各地的方济、各修道院被关闭，主教被遣送回国……真如鲁迅所说，革了传统文化的命。

　　肃杀浩劫之后，只留下中国人大脑里的一片无邪单纯。

　　尽管文艺批判者习惯从劣根性和文革运动里追溯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缘由，但许多研究宗教社会的学者认为，文革时代里，一方面是宣传宗教是鸦片，大力取缔宗教，另一方面，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狂热情绪——“红太阳崇拜”勃兴。

　　毛主席被神化为“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面对毛主席像，人们唱红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的语录红宝书全国风行，基本全国人手一册，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1968年，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被转到各地工人阶级手里，数量不够，就研制了涂蜡和仿真芒果继续往子单位分发。人们怀着无比的激动把毛主席的芒果看了又看，闻了又闻。

　　这场社会的迷狂以1970年代末为终结。开始反思“文革”的人们，一步步把毛泽东请下“神坛”。

　　全民气功运动

　　在法国画家高更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油画，发出对生命的终极思考一百年后，“思无邪”的中国人掉进了一场关于生存的哲学和辩论。

　　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来信，继而在全社会发起命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们开始思考这个哲学命题时，宗教的灵性也渐渐得到喘息和惊蛰。当1982年，《少林寺》的功夫像一把火，烧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后，武侠小说盛行，又一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宗教情绪占据了中国，这是有“成年人的游戏”之称的气功。

　　发轫道家的气功蜗行数千年后，于公元1950年代开辟了一番崭新的局面。其时河北人刘贵珍在一次患胃溃疡和肺结核住院途中，意外发现，他以气功锻炼治愈了顽疾。之后，他入驻北戴河干部疗养院，开展气功疗法。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种种的不确定性，中国人面临着古罗马人当初的困境：信恺撒，还是信上帝？出于寻找安全感的精神需求，非但气功，各种传统宗教亦跟着思想大解放，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波峰。孔庙大兴，佛教、道观的香火又旺了起来；另有国门大开后，集中在中东部和长江流域，以农民多、妇女多、老人多为特征，“洋教”基督教收获了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蓬勃。

　　但当时犹以气功为首。一种民间说法称，气功大师们的追随者数以亿计。甚至有气功修行者读到圣经旧约的内容，得出了“耶稣是一位功力高深的气功大师”的结论。

　　直至1990年代，气功热已是横扫全国。

　　这种如火如荼的热情一直炽烈燃烧到1999年。

　　生活的巫术化

　　宗教空缺的年代里，人们对于宗教的需求以毛崇拜、气功等获得强势的替代性满足。

　　当笼罩在一个国度的红色褪去、气功沉寂，一些人皈依了宗教，比如，当年发明了“红卫兵”的高中生张承志，而今选择了伊斯兰教“清洁精神”，作为与物欲堕落的对抗。更多的人另寻出路。

　　关于宗教的解释，当今市面上最流行的是“宗教市场”的观点。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卢云峰是这种范式的支持者。

　　卢云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种理论假设，宗教需求恒定存在，变化的是不同时代的供给。往往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流动人口数量剧增，当既有的社会联系被中断，一个宗教组织，很可能将这些被打碎的链条重新聚合起来。

　　根据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宗教蓝皮书》表明，基督教徒2305万，较之解放前夕的70万基督徒，翻了数十倍。卢云峰认为，许多气功的修炼者直接转向了城市基督教徒。

　　没有直接的官方数据表明，中国的佛教徒今日几何。但尽管也许唐宋的盛况不复，佛教显然在信徒数量上雄踞中国宗教之首。根据CSLS调查结果，2007年，有3.2%的中国人自认是基督徒，同时，自认佛教徒的人数为18%。

　　杨凤岗认为，宗教市场存在着一大片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这是一簇难以控制的不稳定的力量。

　　那个未可知的世界里，一片生机勃勃中，难免有些鬼狐仙怪的错位。

　　中国社会出现了“生活再巫术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条街”，大众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学预测、拆字改名、风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妇年”不结婚、“金猴年”扎堆生子……

　　宗教的短缺

　　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拦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了，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以至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却并不承认，或并不自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认为，这是“精神走私”。中国人更擅长把宗教行为当作人与神的交易，而非人对神的责任。所以他们习惯见庙烧香，哪个菩萨灵就拜哪个，这是功利的神秘信仰。

　　在反思国民性之外，杨凤岗更愿意把“宗教不彰，巫术盛行”的现状归因于宗教供给的短缺。他在《中国宗教短缺经济学论纲》里提及：

　　根据1997年《中国宗教自由白皮书》提供的数字，在中国，平均每1.5万人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而美国平均每857人就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

　　过于拥挤的状况并不仅限于教堂。据中国旅游局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2004年春节一天，位于重庆的华岩寺接待香客4万多人，杭州的灵隐寺接待4.5万多人。在上海，除夕夜有大约15.1万人到佛寺道观抢烧头香。北京的白云观春节期间六天之内卖了60万张门票。

　　供给满足不了需求，这决定了灰色市场的存在，也决定了灰市里游走着数量不明的体制外的宗教“个体户”。“计划的结果不可能解决需求过剩的问题，只会导致供给短缺的制度化和长期化”，杨凤岗认为。

　　毕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宇宙待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