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都市的现代化命题

世界园艺博览会，在中国举办过几次了。2011年在西安灞举办的世园会，正好在上海世博会之后，比起其他的世园会，自然更受瞩目。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西安世园会以“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当然，这二者最大的共同之处，应该包含着以一种博览会为契机，完善城市建设体系，重塑城市形象的用意。

我们是为王军在世园会宣传中常说的“不一样的西安”吸引到西安的。王军，西安市委宣传部部长，灞生态区党工委书记，也是世园会主要操盘手。采访王军，也是因为世园会所主导的“绿色西安”的“城市新形象”，恰好位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近年来，随着西部崛起、中部赶超的大战略，在经济大幅度迈进基础上，许许多多和西安一样的二线城市，也在城市化——更准确地说应该说是城市的现代化——的道路上大幅度地迈进。我们看到了太多城市重复着北京、上海的发展故事，看见许许多多的城市如同曾经的北京上海一样，也在一片工地之上展开自己的现代化步伐。我们看见了太多的建设，当然也看到了太多的破坏。随着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基本建设已经基本成形，建设中的二线城市，会不会重复一线城市的问题？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着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古老的城市如何成长为一个现代的城市？面对现代化的转型，中国的城市往往削足适履，越来越失去自己的特色，那么，城市又应该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修复自己与过去的关系，塑造适合自身的未来形态呢？

这一次，西安借着世园会的机会，向中国也向世界宣布，世园会将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西安”，这是一个要“颠覆陈旧、土气的印象” 、以绿色、环保为基础的 “青春、时尚”的西安。“颠覆”会不会成为一种破坏？绿色与环保这些时髦的理念，是不是只是一套宏观的说辞？在一个千年古都现代化的艰难命题中，这些听上去既让人憧憬、又让人有些担心的大胆言辞，其背后又酝酿着什么样的思路？我们就是带着这些形而上的命题上路的。

从咸阳机场坐出租车前往灞，走上西安的绕城高速公路后不久，就被河岸边上成群结队的鸟群所吸引。一片片的鸟群在河面上穿行，大片大片的水域，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粼粼的波纹。世园会宣传上那些听上去有些枯燥的“湿地”，就如此鲜明地在眼前展现。走上灞大道，见不到千篇一律的政府大楼，却在河边看见了船形造型的建筑。这里是管委会？连块牌子都没有？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都有些疑惑。我们将信将疑地在这里下了车。这个简朴别致的建筑，的确是灞管委会的大楼。在王军那间挂满了各式各样灞地图的办公室里，我们采访了他。

现代化也要对历史负责

《文化纵横》： 通过介绍世园会，您多次讲到过“不一样的西安”。我们这次到了灞，亲身感受到了清澈的、灞两条河蕴藏着的绿色理念。有报道说灞这里曾经是大垃圾场，我们这次来看到的灞几乎就是一个新城。做这么大规模的建设，您的整体理念是什么？

王军：在西安做事，比较容易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在灞的LOGO上，我写了一句话，叫“做有爱心负责任的建设者”。有爱心好理解，要爱自然，爱文化，爱人民……；负责任，包含着好几层意思。我要向我的“老板”负责——领导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我得把我该做的事做好；我要向人民负责：我到灞首先是治河。在这里治河，不仅要向这里的人民负责，还得向下游的人民负责。最重要的是我还要向历史负责。在西安这地方做地方官，有些由不得自己，自然地就会把历史的纵深感带进来。自己做事，不仅考虑现在的人怎么看，经常会想到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人们怎么看？我们看到太多的建设者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破坏。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建设者注意的。如果不对历史负责，建设有时就是破坏。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重修灞河的时候，规划中的灞河两岸只准有一岸起楼。现在世界上著名的河岸两边都有高层建筑。塞纳河、泰晤士河、黄浦江、海河，两边都有楼。这么好的地段，为什么不盖楼呢？这正体现了建设者的责任心。原来这里的河岸是裸露的河床形成的湿地，湿地有湿地的好处，它是鸟类的迁徙线路。我在这里重修河道把河水蓄起来以后，河水淹没了湿地。我们在建设中把湿地淹了，增加了城市的水域面积，这是一种建设，但同时我们也破坏了湿地。如果在河两边再都起了楼，城市是建设了，可鸟就没地方去了。为了弥补建设中的过失，我们采取了几种保护方案。首先，我不把全河道淹没，我在河中间特意保护了一段湿地，形成了河中间的一片柳树林，也恢复了唐诗中的灞柳盛景。另外在淹没地方的河中间我们特意做了几个岛，鸟就有了落脚的地方。再有就是沿着河道在规划中我们只准一边起楼，另一边就做成湿地。这是长远的规划。我想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很傻，这么好的地段不盖房子，但我相信在历史上我们会得到中肯的评价。我们20世纪这代人的确是索取太多，恐怕让后人骂的比夸的要多。我还是相信那句话，大自然不亏人，一分投入，十分回报，一分索取，十分报复。

《文化纵横》：中国的城市建设这三十年快速推进。在这么快的城市建设中，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很多教训。您在西安东郊灞着手建设的是一个新城，那么这样一个全新的城市区域与西安这个古老的都市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对于一个古老都市的现代化命题，您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王军：在中国像北京、上海这一类大城市的有些地段，比如上海的浦东、北京的东三环，其现代化程度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相比。城市的形态、城市的功能都在快速发展。你可以看到在这些地方实现着以有限的资源承载最大生产力。但城市并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大楼所显示出的繁荣。城市，它还应该有自己的气质。像北京这个城市，它作为一个近代城市，从明清以来的文脉是非常清晰的。什刹海、柳荫街的那些大宅子，显示着老北京的文化气息。如果说北京的故宫是个将军，那么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士兵，它是协调的。北京作为一个近代城市，可以说有将军、有士兵，是个整体。可是现在四合院差不多拆完了，只有一个故宫，没有互相映照，文脉就快断了。西安不一样。作为一个近代城市的西安，本来就只有将军没有士兵。西安是汉唐都城。中国的建筑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的建筑以石头为主，大都可以保存千年；中国的土木建筑，正常的风化，两百年都撑不住。所以从建筑上讲，西安这一汉唐城市的城市精髓早就不在了。现在大雁塔、小雁塔算是唐建筑，但也经过多少代的重修。重修的概念是什么？形制都变了。包括现在的古城墙、钟鼓楼，严格说来都是明清的建筑。在建筑这一块，汉唐的风格早就断了。但我认为汉唐的风骨还在。在哪里？在山川地貌。当然，山川地貌的破坏也很严重。过去说“八水绕长安”，现在不是没水就全是污水垃圾，但那地形还在。我们在灞，最开始着手的就是山川地貌，我们这代人要努力恢复山川地貌的本来面目。

《文化纵横》：恢复山川地貌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是什么？

王军：按照我的理解，城市化包含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城市首先是给人用的，其次才是给人看的。城市建设要服务当代人，不能离开当代人的福祉去奢谈历史文化。城市首先要更宜居，要方便，要适合人创业。首先是要把城市的硬件做好，水能电气，道路管网，几通几平，该建设的就得建设。你要是把城市建成展览馆了，老百姓住着该不舒服了，在博物馆里生活，多累。

第二层次是城市要有故事，要有自己的个性。我们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是千城一面。一个浦东出来，大家都去学浦东。前些年西安也是一样，这些年想明白了，努力把文脉恢复的像那么回事。比如说现在西安的曲江基本上按照唐风来建设的。曲江最著名的大唐芙蓉园，总设计师张锦秋当年就是师从梁思成学习中国古建筑的。大唐芙蓉园是按照她研究的唐代建筑，建造出的现代人“想象”中的唐城。这些年在西安城内重新改造，逐渐淘汰了一些“现代化”的建筑，也给新的建筑限高。你要给城市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这衣服还得像那么回事儿。就像我们已经不是古代的人了，穿着唐装起码要有一点气质。这些努力就是要让西安这个城市有故事。

第三层次，就是山川地貌，湖泊河流尽可能恢复到自然原来的样子，要打通地气。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只要这地气通了，山川形胜恢复了，这城市怎么能不是唐代长安呢？过去诗歌里那些地方都在啊，“家在蛤蟆陵下住”，蛤蟆陵还在啊；“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乐游原也还在啊。只要这些地方都在，地形还是那样，至于上面是什么样的房子，不是很简单么。如果把地形都破坏了，那这城市的气就散了。

城市化最高层次就是文化的传承。这是最高境界。但这不是哪个城市能单独做的，这需要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作为一个城市，有责任使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尊重和弘扬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和地域特征。

《文化纵横》：恢复山川地貌所呈现出的“绿色”、“环保”，看上去是个时髦的概念，但在您的构想中，不仅仅包含着世园会建设中技术因素，它本身包含了很深的文化内涵。您在这里从恢复山川形胜的面貌入手建设这个新城，这是个有长远视野的规划。但山川地貌是人为可以恢复的么？

王军：灞是个新开发区，这里有几十万人口，完全是建个新城。世界上哪个国家还有这样的机会？恐怕只有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在中国做地方官，其实是很幸运的。有些理想，有些情怀，是有机会实践的。问题在于，你必须要有正确的历史感和文化观，尊重历史，敬畏自然。灞这里曾是“一张黑纸”。你得先把它漂白，尽量恢复原来的地貌地形，水应该怎么流，草应该怎么长……像三江源、秦岭深处，人退出来后可以让自然来修复。大自然修复能力很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但城市你不可能等着自然来修复，你必须要干预。只是这种干预一定要充分地尊重自然和历史，要对自然、对历史有敬畏之心。在建设中就要注意因势利导。比如说我们管委会盖的这个楼，平面很怪是个S形。做成S形不是追求“曲线”美，完全是因势利导。这地方原来有个20多米深、100米见方的沙坑。灞河这里原来有好多这样的沙坑。农民先卖浮土，然后又挖沙，挖完沙再往里面倒垃圾。我没有人为地把这个沙坑垫起来，工程量太大。在设计中我就考虑把地形用上，因势利导，把半边楼沉了下去，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曲折的形状。外观看上去像个船，内部顺着这个形状形成了很多园林式的景观，人在这里工作也很舒服。再比如说河对面的湿地，原来很多也是沙坑。我就是把这些坑利用起来，做成湖泊，形成湿地。现在的桃花岛公园原来是个1000亩的垃圾场。所以我总想，做城市有多少专业知识倒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要向历史负责。

《文化纵横》：世园会是现在灞的重点工程，世园会最主要的建筑一组是张锦秋设计的，另外一组是来自景观都市主义的设计师伊娃。这一中一西两组建筑，听上去很不协调啊？

王军：长安塔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的新古典主义。长安塔的设计思想有四个要点：首先它是一个观景塔，我们造了一个园子，大家可以登塔看园子；第二它是景观塔，第三它是佛塔，第四它是风水塔——“宝塔镇河妖”么。我们修了这么多的河，得有个塔“镇”在这里。西安市南靠秦岭，北依渭河，在东北角建塔，从风水上讲，相当于在门口修个照壁。在和张锦秋谈这个塔的设计时，我说我们希望这个塔能表达今人对历史的理解、对文化的敬畏、对宗教的认识。大雁塔、小雁塔，都是敦敦实实的。这可能是表达了当时人对世界、对宗教的看法。在过去，宗教是管不可知的世界，佛塔因而显得很敦实、很厚重。现在科学很发达，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和一千年前不一样。我们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更高了。因此我想象中的塔在审美上应该是既有历史传承，又极具现代质感。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关注宗教的也是宗教中智慧的那一面。

另一组的设计师伊娃不到40岁，是个年轻的现代女郎。两个人作品搁在一块是有反差。一个是现代的外国女郎，一个是穿旗袍的中式贵妇，这俩人能没有反差么？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坏孩子的心态，心里想的是这俩搁在一起准有意思。一开始也有专家不认可。有人认为伊娃的建筑太现代，搁在西安不合适。但我想世界园艺博览会本来也是个传播事件，有争议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建成以后，大家一看，很和谐啊。到那时候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和谐有时就是相反相成的。这有点像是贝聿铭为卢浮宫设计的金字塔的感觉。

再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经常造成很霸道的影响。在我们这里你会看到西方建筑和东方建筑是很和谐，我们在引进西方建筑的过程中，消弭掉了西方建筑的霸权。

世园会在今年10月结束以后将来分成三部分。地标性建筑和艺术品会留下，成为新的城市景观和这一代人的文化遗产；其他的地方一部分做成1000亩左右的创意产业园区，规划中这里建设的是中小体量的有特色的楼群，从建筑到产品都是创意产业园；另外一块做成主题公园。前期生态改造会在往后慢慢地得到回报。

建筑与城市

我们去的那天，离世园会开幕不足两个月了，世园会正在紧张的最后施工阶段。远观“长安塔”，它位于世园会内的小终南山上，的确有着些傲然挺立的意思。根据总建筑师张锦秋在《天人长安塔创作札记》所描述，长安塔的结构造型来源自隋唐木塔，方形塔体，稳健的逐层收分以及深远的出檐——有了这些基本的元素，从远处任何一角度都可以识别这是一座长安之塔。到了近处，可以看到长安塔以钢结构为基本元素，“明层的外墙一律采用超白玻璃，外露结构构件和檐下创新构件一律采用亚光不锈钢色”。正是这些新材料，让长安之塔呈现出与古塔并不太一样的简明韵律与鲜明节奏。等到我们登上了99米高的长安塔，真正领会到王军所说的“一边不起楼”带给视觉的巨大享受。在塔上俯身往下看去，伊娃所设计的广运门、自然馆、创意馆所呈现的不规则造型在地上绵延；而玲珑剔透的长安塔，以它的周正与宁静，平衡着这些不规则元素带来的视觉冲击 。

在采访完王军后，我们也采访了从1980年起就担任西安规划局局长的老人韩骥，他也是当年世园会建筑论证会的主持人。说起世园会，说起西安的城市发展，这位经历过30年城市规划变迁的老规划师，对于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有着自己的见识：

一个城市的风貌和文化取向，取决于大型公共建筑的建成。大型公共建筑的落成标志着文化发展的某个阶段。比如大家都知道埃菲尔铁塔的建成标志着巴黎进入现代城市。西安地处中原，西安的地方干部历史感比较深厚。最近一些年西安有两组大型公共建筑，一组是大唐芙蓉园，一组是世园会。这两组反映了文化取向的两个方面。大唐芙蓉园是对历史的追溯，告诉别人的是我们文化中的贵族气，表现的是我们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世园会是另一种取向，它面向世界，展现的是西安另一个侧面：这里也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体现出我们的包容并蓄，而这，也是汉唐长安的精神。

运用大型公共建筑带动一个社区的发展，这是城市规划中常用的手法。大型公共建筑在城市风貌中的作用，就是领一个时期的风气之先。灞位于西安东郊，这里是传统工业区。这些年随着西安在21世纪的规划中将装备制造业迁到渭河北岸，东城也就面临着重组。灞正是以世园会为平台推动和拓展西安的国际性。这里，也是西安城市复兴的新发动机。

城市的历史与现代

在西安采访，最深刻的感受是无处不在的“历史”：无论是作为规划师的韩骥还是作为西安地方领导的王军，在他们的侃侃而谈中，历史是很常见的一个词，也是他们生活中随处可见、随时可感的存在。

历史在西安，也的确是一种很日常的感觉。西安城里的钟鼓楼依然有暮鼓晨钟的悠扬，曲江、朱雀大街……这些唐传奇的主人公们曾经穿行的区域，至今也仍然是生活中的日常符号。但正如王军所说，汉唐长安早就风化，留下的古都，除了那些丰厚的历史意象所蕴藏着的文化气质，古都，必然面临着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中国的城市建设的确不同于欧美的大城市。对于欧美的城市来说，现代化的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历史的自然延续。不要说欧洲古城内几百年的建筑如何展现着历史的厚度，即使是像纽约这样的“新”城，你也可以从它那新古典、现代主义、摩天大楼等等不同历史时段的建筑中，清晰地读出它的历史轮廓。这些历史轮廓是如此清晰地勾勒了这城市的肌理与纹路，这城市的故事也就在这轮廓中徜徉。而中国的城市“现代化”，有些无奈地面对着西方现代化的既有成果，有些勉强地遵循着“ 现代化约等于西化”的路线。于是，为了实现城市的基本功能，我们大刀阔斧地按照现代模式进行着城市改造，起高楼，建地铁，修高架……城市面貌不说是千疮百孔，也至少是千城一面。

在这时，西安这个古都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个案。如果说大唐芙蓉园作为“复古景观”，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展示，那么，曲江新区以“大唐不夜城”为主题建成的开放式城市公园，则是在百姓的点滴生活中滋养着盛唐的万千气象。灞，以恢复山川地貌为城市复兴的出发点，则更是有着以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以山川形胜重塑城市文化气韵的长远抱负。

或许西安这个个案有着其特殊性。无论是汉唐长安为这个城市赋予的历史文化的巨大想象空间，还是世园会的契机、还是王军在灞实施的以整治山川地貌为起点的城市规划，这些都有着其现实生活中的独特因缘。但在这些独特性背后，却也隐藏着建筑师张锦秋从城市建筑中所总结的共性：“现代建筑地域化、地域建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认识这个大势或许不是问题，但“关键是如何去‘化’。”我们在张锦秋的札记中读到了一个长年从事城市建筑的实践者对于城市发展的良苦用心。她说，“建筑师不能等理论家来总结模式和主义”，作为设计师她和作为官员的王军是一致的——“现代化首先是解决功能”。在张锦秋看来，地域建筑的现代化意味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符合人们日益更新的现代审美观念上下功夫，而不是首先从形式的花样翻新上着手。” 这些朴实无华的实践经验，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是对近年来的城市建筑过分追求“现代造型”形式感的委婉纠偏。那些随处可见的过于强调“现代造型”的建筑，不正以其潜意识中的文化霸权的姿态，割裂了中国人的历史感觉与生活经验的延续性吗？

灞的山川形胜、西安的古都复兴，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给出另外一种思路。在西安，在灞，现代化首先体现在为生活功能服务的现代材料、现代技术、现代手段等等——服务于现代人的生活，这是“现代化”的基础。而在这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历史在现代生活中的感悟，则是它的内核。王军说城市建设有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在现实中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山川地貌的修葺必然让这城市披上的历史外衣更具备内在的气质，而浸润着历史感觉的现代生活，也必然会逐渐生长出自己的新传统来。现代，不是形式，历史，也不是形式—— 以一种有历史感的现代生活，来滋养这城市的面貌，恐怕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理想取向吧。当我们把我们这一代人要完成的现代化，置于一个古老文明延续的一段过程当中，当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历史和现代，也许就会发现，历史，不是过去的几百、几千年，而是再往前，在未来的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