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偌大的空城，白天，宽敞的大道上举目无路人，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夜幕降临后，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远处灯光晦暗如豆。马路两侧，是大片荒芜的农田和停工的工地。汽车驶过，偶尔会引来几声犬吠。

　　这里是2011年1月初，国家级贫困县——宁夏中卫市海原县的新县城，当地人称之为“鬼城”。

　　新县城距离老县城约60公里。规划控制区总面积30.6平方公里，其中近期16平方公里，远期14.6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32.9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逾20亿元，新区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

　　沿着行政大道走到尽头，是气派的行政中心。耗资7000余万元的联体办公楼，傍山而立，俯视着40多栋县属机关的办公楼。大部分办公楼已基本完工，但目前尚无人进驻。

　　为建设新县城，海原县政府曾大规模征地拆迁，引发农民上访抗议；其后，政府搬迁又引发老县城居民的抗议。2009年6月，老县城逾万群众集体上访，他们认为，政府是县城的“主心骨”，公务员是主力消费群，一旦搬走，“生意就不好做了，投资者也会失去信心”，老城最终会被抛弃。

　　迫于维稳的压力，海原县政府中止搬迁。四个月之后，政府试探性地召集公务员去新城培训，再次引起集体上访。五个参与上访者后被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判刑。

　　2010年初，骑虎难下的海原县不再提“政府搬迁”，提出“一县两城，拉动发展”的新口号。但是，老城的人心仍然未能安定，老百姓和普通的公务员依旧在猜测，“政府搬还是不搬？”

新城笑，旧城哭

　　海原县位于宁夏西海固地区（含宁夏南部山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是中国西北最干旱、贫穷的黄土高坡，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作家张承志曾描述，这片土地是沙沟连绵的不尽山峦，山上不长树，连草都不长；这里所谓的生活，就是生出来，活下去。

　　90年前，这里曾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20多万人。灾难过后，海原人依旧眷恋故土，重建清真寺，再修家园，生生不息。如今，县城有居民约5万人，全县人口达45万余人。

　　2002年左右，时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在海原县视察时说，“老百姓生活在这个地方，我睡不着。”2007年，海原县申请政府驻地搬迁至黑城镇。

　　海原县政府称，长期以来，老县城水资源严重匮乏、受地震灾害困扰；偏离主要交通通道，吸引投资乏力，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县城人口规模超越了自身承载能力，发展后劲不足，必须发展空间，易地建设新区，迁移政府驻地，改善区位条件。

　　至于选择新址的理由，海原县政府称，新区交通便捷，紧邻高速公路、中（卫）宝（鸡）铁路。水资源有保障，有东山坡饮水工程，固海扬黄干渠等水资源，可保障城市生活和大规模工业发展用水，电力资源有保障，新区农业基础较好，农产品交易活跃。

　　2008年，宁夏自治区政府同意该申请，报批国家民政部。当年6月，民政部作出批复，“同意海原县人民政府从海城镇迁至黑城镇，搬迁费由你区自行解决”。

　　但是，海原县政府并没有向民众公开相关信息。从2007年开始，“政府要搬迁”的流言，就笼罩了海原老县城。无论普通公务员还是百姓，都辨不清真假。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如果搬迁，老城将被抛弃”，成为海原老县城绝大部分居民的共同恐慌。

　　在山坡上远眺老县城，高大的清真寺耸立于中心，旁边是低矮的民房。“围寺而居”是回民的传统。在城外，随着高原的起伏，黄土堆就的农家院落零星分布。

　　一位在当地受尊敬的阿訇说，几十年来，礼拜时分，老县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从清真寺传出的宣礼声。那是海原人才能体会的自在和宁静。如果政府搬迁，老百姓没有钱跟着去新城买房安家。而且，在感情上，也是故土难离。

　　在老县城，共有十几口深井为居民提供饮用水。另外，来自城外南华山的水，也是当地重要水源。住在平房的县城居民称，平常很少停水，只是冬天下雪后，水管有可能被冻坏。

　　这里农业“靠天吃饭”，几无工业。受自然条件限制，农民只种玉米、土豆、西瓜等作物。据官方数据，2010年，海原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95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311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1万元。据当地人士介绍，当地普通公务员的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当地一个饭馆老板告诉本刊记者，他每天的营业额约4000元，相当大一部分来源于公款消费。公务员也是老县城的消费主力，如果政府搬走，老城的生意会很萧条。

　　老县城房价也随着“政府搬迁”的消息而大跌。有一户人家在2008年6月将自家的房子以8万元卖出，相比两年前的市价，跌去了6万多元。当地人士介绍说，因为老城房价缩水，一些人卖房之后也买不起新城均价每平方米2000多元的房子。

　　有一位官员在搬迁批复下来之前，将自己的商铺以13万元转手，一个月之后，周边的同类店铺只能卖7万元。

　　受影响的还包括投资商。2007年，有开发商在老县城开建一所私立高中，建筑商垫资投入了500多万元以后，才知道“政府要搬迁”的消息。之后银行停贷，如今这里成为老县城最大的烂尾楼。四五层的教学楼，只有一个当地老汉帮忙看门，一层空荡荡的教室被用来当羊圈。

为新城而拆迁

　　2008年上半年，老县城居民认为“政府搬迁”只是流言时，60公里之外的新县城规划区，即黑城镇，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共征地2.7万亩。其中大部分农田属于国家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当地珍贵的黄河浇灌区的优质田地。作为补偿，政府对1亩水地补1万元，1亩旱地补4000元；而当这些地日后成为工业园区用地后，价格则翻成了4万元以上，最高达7万元。

　　多名村民回忆当时征地的情景，铲车开过处，成片的葵花田和玉米地夷为平地。那时候，葵花正长苞，西瓜差一个月就快熟了。铲车还没来的时候，很多农民去地里抢收西瓜，垒在院子里，用来喂牲口。很多女人坐在田头哭。

　　被征地的村庄，约半数成为失地农民。一位农民称，“没地了，明年的口粮都没了，什么都要花钱买了。”

　　除了大面积征地，建设新城还需要拆迁1500多户村民的房子和商铺，让被拆迁户到安置中心重建房子。刚开始，有村民不同意政府开出的补偿条件。拆迁户在安置中心买一块宅基地要花1.2万元，加上建房，至少要10余万元。大多数农民把征地和拆迁的补偿款合起来才能勉强安顿新家。另外，政府分配宅基地名额时，并没有充分考虑每户的人数，有多个儿子的人家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地皮”。

　　黑城镇苋麻村一组村民小组长李国智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政府拆迁办的主任要求他做群众工作，被他拒绝。后来，他受到政府干部的恐吓威胁，无奈地成为组里第一个签署拆迁协议的人。

　　约一个月后，其他村民对拆迁工作不满，准备集体上访。当地官员怀疑是李国智暗中组织，令其按手印保证不组织上访。并且，从那以后，李国智的三个儿子先后被当地派出所以“怀疑吸毒”为由抓走，后经尿检，无证据，又放回来。

　　2010年4月，李国智的大儿子李占祥再次被抓，原因是涉嫌参与半年前的抢夺行为。当年12月，法院判决抢夺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李国智称，这是政府对他不积极配合拆迁的打击报复，他的儿子在审讯中还受到刑讯逼供。

　　拆迁的推进，并没有因为村民的反对而停止。铲车开到了家门时，村民最终都选择了妥协，自拆房子。自拆可以省下一些旧砖木用于建新房。另外，政府承诺，拆房积极者，可获奖金1500元。

　　据黑城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政府共要支付约2亿元的拆迁补偿款，目前拖欠农民的总额是4400多万元。

　　农民拆了房，新的宅基地却迟迟没安排下来。2009年初春，地上还有积雪，在黑城镇的田地上、废墟边，陆续出现了数百个用砖头垒起的棚子，无房可住的农民举家挤进棚里。西北风透过砖缝，卷来风沙，让人睁不开眼。有的村民，就把羊赶到砖棚，人住进羊圈里。一位村民说，那些日子，住在棚里的人除了哭，什么办法都没有。这样的日子持续了逾半年。

　　2009年9月左右，安置中心建起了1000多户新房子。远远望去，房子整齐划一，规格一致，屋顶都有一条蓝色的屋檐。农民称，涂成蓝色是政府的要求，表明“民政惠民”。不过，很多人表示，没有体会到“惠民”的实在，而是各家有各家的愁：要么不够钱建新房，要么建房后就没钱了。

　　在安置区，尽管屋里已有水龙头，但目前还未通自来水。村民要买“蹦蹦车”拉来的井水，储存在水窖里。另外，下水管道也未铺设好，家家户户都是在院子里挖个坑当厕所，“一到夏天，臭死了”。有村民说，上面来领导视察的时候，政府会雇农民打扫院子和马路，一天给50元。

　　2011年1月6日，当地温度低至零下18度，新城白雪堆积，西北风肆虐。在荒地里，仍有一些旧屋残垣，里面住着无钱或者无地建新房的农民，他们用破褥子和塑料纸盖着屋顶。

狼狈的新城

　　当安置区的农民抱怨无水无厕所的时候，新城的县政府办公大楼也显得有点狼狈。

　　2011年1月初，有一处大楼的墙体交接处出现约3厘米宽、2厘米深、3米长的裂缝，正在施工修补。多名建筑工人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修补各种裂缝了。

　　县政府大楼是多栋联体楼，由宁夏自治区拨款7000万元建设。2008年5月底开始招标，原计划2009年5月交付使用，建筑时间不足一年。按照规划，该大楼的建筑面积要控制在2万平方米之内。

　　不过，后来增加了专家公寓、综合服务楼、地下停车场和连廊等，超出近7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在政府大楼旁边，是一片别墅区。

　　行政大楼位于新城地势最高处，可俯视约40个县属机关的办公楼。这些办公楼的造价每栋在400万元左右，接近该县每年获得的国家扶贫资金总额的80%。建设资金由各个机关自筹，渠道包括申请国家补助资金、项目资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或者上级拨款等。

　　据海原县城建局的一位副局长介绍，其中有十多栋办公楼是由资金雄厚的浙江万达集团代建，暂时拖欠工程款，以后由各个机关自行解决。

　　新城共分四个区域，行政中心、工业园、商贸中心和安置中心。除了大规模建设新办公楼，还需要铺设配套的市政设施，例如净水厂、水管网、市政道路等。其中，水管网的规划资金和市政道路的规划资金，均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及海原县政府自筹解决。净水厂的规划投资是2957万元，需要争取国家资金补助和自筹解决。

　　当政府费劲心思筹集资金时，2010年，新城的商贸区上演了140多名商铺个体户集体上访事件。建新城之前，黑城镇有个旧农贸市场，其中有100多个商铺。后来，海原县政府对商铺进行了拆迁，由开发商建设新农贸市场。政府承诺，被拆迁户买新商铺每平方米可优惠600元。

　　新市场建成后，被拆迁户们发现，开发商用“砖混结构”代替了此前承诺的“框架结构”，建筑质量不合格。于是，个体户们要求开发商退还定金，并且到县政府上访，要求重新解决新商铺问题。目前，争议仍未了结。

　　发展工业，是政府申请搬迁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新城建设中，工业园的建设还很滞后。海原官方2010年10月的一份资料显示，新区已落实项目31个，其中工业项目21个，商贸项目10个，已有17个项目投产营运。

　　但是，2011年1月初，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多数项目仍“按兵不动”，约10余家企业建设了简单的厂房，其余工厂只是用围墙圈地，里面是低矮的空平房或者荒草。工业园的其他大部分区域，则还只是荒芜的田野。

惶恐的旧城

　　新城农民失地、失去家园，老县城人心惶惶。

　　从2008年开始，很多有钱的人，倾向于卖掉海原老城的房子，在银川或者中卫市买新房，或者去其他县市另谋生计。

　　当地一名不愿具名的公务员称，在2008年那场抛售风波中，接近半数的公务员纷纷卖房，但是政府搬迁受阻后，又不得不以每月300元左右的价格在老城租房子住。从那以后，老县城的建筑工地基本停工，建材生意接近停业。

　　老城的居民说，2009年5月29日的清晨，起床后突然发现县政府大楼的国徽和国旗不见了，才惊觉政府已在夜里“偷偷跑了”。6月10日，逾万人在县政府大楼前聚集，反对政府搬迁。

　　对于政府提出的搬迁理由，即老县城位于地震带、交通不便、水资源缺乏、无法发展工业等，抗议的居民们逐项驳斥，认为可以在新城发展工业，但政府不必迁走。

　　对于地震危险，居民们认为，60公里之外的黑城镇同样位于地震带，如果新城安全，为什么把几万居民留在危险的地震带，而“政府自己跑了”？

　　关于交通不便之说，居民们认为，现在已有柏油路连接海原老城和去银川高速公路，此间的车程只需40分钟。关于老城缺水的说法，则认为，新建的水源南坪水库，也并非黑城镇当地的水源，为何不可以直供老城？

　　海原上万人聚集事件惊动了宁夏自治区，被当地称为“6·10”事件。经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介入，事件才得以平息。

　　宁夏自治区高层表态称，“海原新区什么时候搬家，待大多数干部群众同意后再定”，并指出，“在确定一县两城的问题上，工作跟不上，宣传不到位，向群众解释不够”。

　　海原县政府则紧急发文要求做好稳定工作，“各部门要管好干部职工，绝不允许参与并组织上访，一经发现，是领导干部的，就地免职；是一般干部职工的，开除公职”。

　　有不愿具名的公务员对本刊记者称，在这场县城搬迁风波中，普通公务员和广大民众是一样的，有钱有房产的主要是“当地的高官”。新城的房价已是老城的2倍，如果政府搬去新城办公，很多公务员都买不起房。可因为是公职人员，反而有苦说不出。

　　平静了四个月之后，海原县政府于2009年10月11日至13日，在新城召开全县领导干部的学习班。老城的民众误以为政府又要搬迁，200多名为将来生计发愁的个体户再次集体上访。在那次上访之后，有五人被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判处有期徒刑，均为缓刑。有被判刑的人对本刊记者表示，尽管觉得自己很冤，但都不敢上诉，心里觉得很害怕，“民不与官斗”。

　　从那以后，海原县再也没提“政府搬迁”一事。2010年初，县委县政府提出“一县两城，拉动发展”的新口号，强调新城和老城同时发展。海原县副县长杨树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两地办公；海原县已经申请立项，在新城和老城之间修高速公路，路途从60公里缩短到40公里。

　　但是，政府到底搬不搬，老城的居民们都没有底。2008年以来，一个网名为“马路山”的人连续在博客上发表20多篇文章，对“政府搬迁”一事发表看法。其中对海原县政府乃至宁夏自治区的决策提出了很多批评。

　　“马路山”名叫马忠琦，为海原县教育局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曾任中学教师、小学校长，其家人在老县城开办了一座加油站，马忠琦担任法定代表人。2010年9月，海原县公安局的国保大队以涉嫌逃税为由对马忠琦进行了调查。

　　马忠琦的儿子告诉本刊记者，当年9月11日，税务局的人在国保大队人员陪同下，送达税务查处结果告知书，称检查该加油站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的发票使用情况发现，有阴阳发票103份，偷税金额约9万元，并令其15日之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罚金等，总计12万元。次日，马家积极补缴税款，而税务局在拒绝多次之后才愿意接受补缴。

　　2010年9月15日，因担心政府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查税”，而是为了“治人”，马忠琦及其妻子前往新疆妹妹家。在家人补缴税款并领取了相关票据之后，马忠琦从新疆返家，10月12日在途中被海原警方拘捕。

　　马忠琦的儿子称，他与海原县公安局及税务局的人员交涉时，对方透露，抓捕其父亲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有关海原政府搬迁的博客文章。他认为案件查办过程也与查办税案的程序不同，公安局专门成立了由国保大队牵头的专案组，通过清查，从海原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37个机构的账目中，清查到有关马家加油站的103张问题票据，作为逃税证据。

　　目前，马忠琦尚被羁押，检察院拒绝“取保候审”。其代理周泽律师认为，此案系当地政府“因言治罪”。

　　而马忠琦事件发生后，“政府搬迁”越发成为当地官方和民间都不敢触碰的“敏感话题”。“一县两城”如何发展，尤其是新城如何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也成为当地骑虎难下的尴尬。

　　而在新城，被征的大片农田至今荒芜。只有农民心疼：“没地了，明年拿什么填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