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典型、最有影响的群众造反组织。本文对该兵团的几个问题作一评述，仅供文革研究者参考。

　　◇　一、兵团的由来

　　一九六六年六月，清华大学文革运动开始。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影响下，清华学生开始张贴大字报批评校党委。六月八日，中共北京市新市委派了五二八人的工作组进校。十三日，工作组宣布停止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的一切职务，由工作组代行领导职权，工作组成员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十二日至十六日，一○三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清华大多数干部被置于“上楼”检查、“下楼”过关的境地。工作组把一一二人定为走资派，十六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五十多人当成牛鬼蛇神，清华处于混乱、瘫痪状态。工作组力图把清华文革运动纳入他们的领导轨道，但他们的所为受到一些师生的反感或抵触。六月十五日，工程化学系九○二班蒯大富等十几人开会决定与工作组抗衡。十六日至廿五日，蒯大富等人多次贴大字报抨击工作组及其领导人。工作组从六月廿四日至七月十七日多次在全校范围内组织批判、斗争蒯大富。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蒯先后以上告、绝食、出走等行动表示绝不妥协。六月十九日至八月三日，王光美先是以“蹲点”后是以组员参加了清华工作组的工作。七月中旬，毛泽东严厉批判刘少奇等人的工作组路线，清华园内的形势急转直下。七月廿二日，工作组尚未撤离，王力等接见蒯大富并表示支持。八月四日夜，北京市新市委在清华召开工作组问题现场会，周恩来讲话，为蒯平反。自八月起，清华乃至全国的文革进入了以红卫兵造反运动为先锋的阶段。

　　“红卫兵”起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九日，该中学少数出身革命干部、工农家庭的学生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造反组织。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从此，红卫兵运动及其组织风靡中国、震动世界。红卫兵运动成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全社会性的造反运动。

　　清华大学本科生的红卫兵组织出现于工作组被正式撤销之后。八月八日，唐伟、汲鹏、陈育延等成立串联会，讨论工作组性质并批其资反路线。这些被称为“八八”派的人于八月廿二日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月九日，贺鹏飞、刘涛、刘菊芬（分别为贺龙、刘少奇、刘宁一的子女——编注）等成立串联会，只批黑帮而回避工作组问题。这些被称为“八九”派的人于八月十九日组成“清华大学红卫兵”。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一些红卫兵组织相继出现。九月廿四日，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告成立。当时仅有十几人的井冈山红卫兵发表了一系列声明，提出了三大口号∶批判工作组的资反路线，批判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被工作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师生在当时的称呼）平反。实际上，一九六六年七月底至十一月，清华大学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主席团”先后掌握学校形势。这些被称为“三临”的清华红卫兵领导机构并未得到广大学生的一致承认和拥护。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及中共中央内部情况，以高干子女为主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其领导人于九月廿九日宣布自我罢官，一部份成员转而成立了造反兵团支持蒯大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分化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相比之下，井冈山红卫兵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青睐和提携，蒯大富在九月出任“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三司）”司令就是证明。十二月十九日，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两个总部宣布合并，召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大会。由此，井冈山兵团崛起，成为在清华大学独占鳌头并在北京乃至中国独领风骚的红卫兵组织。

　　◇　二、兵团的崛起

　　成立伊始，兵团进行了两方面的斗争。一是加紧“围剿”清华大学红卫兵。该红卫兵中有人在十一、十二月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痛斥江青、怀疑林彪，批评文革运动的大字报和标语。兵团大举反击，终于使该组织崩溃瓦解，。二是响应中央文革的意图，把批判刘少奇的斗争推向新阶段。十二月十八日，兵团成立的前一天，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约见蒯大富，并对斗刘问题作了交代。张春桥绝不会以个人身份来交代此事，他的身后肯定有更大的指使。十二月廿五日，清华大学五千多名红卫兵和教职员工分五路进城，上午十点在天安门广场会合，然后又分五路，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进行“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他们沿路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呼喊口号、召集短会，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势广泛地引向社会。这一被兵团称为“重大战役”的活动整整进行了一天。与之相应，兵团于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在其发行全国的《井冈山》报上，以专刊形式发表了刘少奇之女刘涛的长篇检查，从家庭内部来揭露刘少奇、王光美镇压文革、斗争蒯氏的“罪过”；并于一九六七年的第一天在同一报刊上发表“炮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有关文章，列举刘在中共历史上的十二大“罪状”。一月六日晚，兵团一些人以刘少奇、王光美之女遭车祸之名，把刘、王骗至医院，然后“智擒”王光美到清华园，连夜举行全校批斗大会。在斗刘问题上，兵团心领神会地充份发挥了中央文革的意图，以自己的群众“战役”完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战胜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一个回合，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反刘、邓路线的突击队。

　　兵团因自己的“战果”而身价倍增，并近于如痴如狂。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不久，兵团更加执著于在清华园外抢权、夺权。兵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倾向益发难以收拾。自一九六七年初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兵团内就不断出现咒骂周恩来、怀疑康生、批评中央文革、否定陈伯达、斥责江青、抨击谢富治，甚至对毛泽东、林彪本人也有所“不敬”的事例。兵团内的许多人实际上以知识分子狂热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置身于文革的洪流中。另一方面，兵团在许多场合格外炫耀他们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特殊关系。根据形势的需要，竭尽所能地吹捧江青等人，宣传自己与中央文革之间的亲情，以中央文革的嫡系而自居。这往往带有政治上的虚伪和投机成份。一个花絮∶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蒯大富风闻聂元梓请陈伯达当北大校长，于是他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周恩来当清华校长，周恩来五月六日回信辞绝。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兵团有关头目认为，关于文革的本质应从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去理解。如果只是看到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那是永远不能理解文革的。因为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比起一小撮走资派的矛盾更加深刻地反映了文革的本质。所以，兵团把基于这种文革本质的理解而来的夺权经全面付诸自己的全部历史活动中。一方面，兵团把揪斗走资派的斗争普及而又深入地引向整个北京乃至全国。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兵团在清华主楼广场前召开三十万各界群众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把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两百多名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揪来陪斗，力图把全部走资派置于死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兵团还不满足于斗争走资派，因为兵团把目光和矛头伸向打倒走资派之后的现今的当权派，它已远远不满足于称霸清华甚至北京，而要在全国文革运动中叱吒风云、左右形势。几乎在当时的每一文革热点地区和部门，兵团都曾插手或介入。仅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九月，兵团（包括两派的）先后向全国廿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三十多个市、地区派出了近千人（一说六百人）的八十多个联络站、记者组，直接干预当地的文革运动。在北京，兵团更是积极关注党、政、军、学等部门的文革运动及权力斗争；参加历次的重大事件或活动，如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在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和八月二十二日冲击英国代办处；充当北京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纵横向联系（“首都红代会”）执牛耳的角色；动辄以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把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广泛推向社会。

　　兵团对打倒走资派之后刚刚建立起的当权派权威的动摇和冲击，就是试图把当权派现有的、即使是暂时的秩序纳入到自己非党的群众组织的控制之中。一九六七年春夏之际，兵团对当权派的干扰达到了高潮。四月，兵团开始参与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即夺军权的斗争，武汉“七·二○事件”后，兵团头目认为文革开始进入冲击军队、解决军权问题的新阶段，而军权问题就是军队里的山头势力。七月二十九日，在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四十多人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大量文件，并企图绑架徐向前。八月一日，批斗彭德怀、罗瑞卿，点名抨击徐向前、叶剑英、朱德等人。七月至九月，团派派出许多军事动态小组，分赴各大军事单位或战略要地，收集有关部队番号、军队动向及军事首长状况等极密情报，绘制有关图表，力图使军队大乱。

　　在七月二十六日、三十日兵团主持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之后，兵团许多人热衷于支配一些地区的“文攻武卫”，部分头目更亲临有关地区，俨然以通天使者的身份指导外地造反组织，参与并指挥武斗，甚至冲击或占领军事单位，殴打军事人员，抢夺军用物资。使外地对立两派群众的积怨加剧，给已经混乱的生活及环境带来了更深的危机和灾难。兵团彷佛是要在冲击社会有序生活（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的无序运动中，寻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及功能。

　　正如四一四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发表的《这是为什么？》一文中责问团派的：“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一旦当权派的权威阻碍以兵团为代表的造反派要权、抢权、夺权，或是这种权威有碍于群众组织之间重新瓜分权力时，这种权威就应被打倒。在兵团兴盛之际，就有二十多名成员因严重触犯了这种权威而先后被捕入狱，可以说是兵团的“天性”。兵团的所作所为，把伯恩施坦的“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哲学转换成“权威算不了什么，夺权就是一切”的造反哲学。

　　兵团身居高校也很重视教育问题，它深知文化、教育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对文革发端的重要，所以多次在不同范围的师生中广泛讨论教育革命，竭力把高校教育楔入空想共产主义的模式中。兵团把每日上午八至十时定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间，把军训、学工、支农，把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内外串联和召之即来的大字报、集会、游行、武斗等等当成了高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结果使当时六届在校的逾万名学生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所上的课程和所学的课堂知识少之又少。兵团的教育革命不仅是反知识、反传统的，也是反启蒙、反现代的。兵团在当时还设计出整个高校教育革命的乌托邦蓝图。例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兵团招生工作研究小组发表“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提出为“坚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应对各阶级按一定的比例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应占６５％以上，剥削阶级子女不超过５％。招生必须以贯彻群众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原则来进行。推荐应占招生人数的６０％左右；为缩小城乡差别，农村推荐学生应占２０—２５％。对五类学生不予录取∶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文革中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对于大学招生，“今后要彻底废除单纯分数考试制度”，“可实行开卷考试”。大学入学语文考试，考生可交一份文革中自己写的大字报底稿。兵团一系列的教育革命构想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推行，只有一九七○至一九七六年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算是为上述构想作出了漫画式的历史脚注。

　　◇　三、兵团的分裂

　　自兵团成立之日起，内部就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兵团总部成立第三天，就有三名委员因分歧而退出。形成井冈山兵团之一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早在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就在工作组斗蒯大富一事上持中立态度，认为蒯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新左派。随着兵团成立后各纵队势力的发展，以蒯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又称井冈山纵队）与另三大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文革中的策略、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清华的评价等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的就是干部政策。这些伴随着兵团成立、发展而来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致使兵团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和四一四总部。在清华园内，前者又被称为“团派”、“老团”，后者为“四派”、“老四”。因而，广义上，兵团包括团派与四派二者在内，即使四派的正式名称也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狭义上，兵团特指与四派结成对立统一关系的团派，反过来说亦然。不仅团派把自己有别于四派并以兵团正统自居，而且四派也自视为与团派平起平坐的兵团主流。两派的分歧和矛盾不断升级，导致双方走向冲突、武斗，最终导致它们各自的组织以至整个兵团消亡。两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１）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为分歧阶段。兵团刚确立自己在清华的主导地位，原井冈山红卫兵便加紧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是对非井冈山红卫兵加以限制，以联合、团结为由，指责那些不满于兵团总部某些主张和策略的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甚至给昔日盟友扣上“托派”的帽子，下令解散敢提批评的战斗小组；二是对自己的嫡系倍加关照，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内外有别；三是以“我”为中心，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强化自己的集权；四是否定清华干部特殊论，认为清华干部必须自己站出“亮相”才能定性，却又独自给原清华校级干部定性并决定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针对这些，非井冈山红卫兵认为，造反派不等于革命派，夺权前与夺权后的红卫兵不能一概而论，井冈山红卫兵不能一统清华天下，包办一切，兵团总部迫于压力，多次进行整风活动，但从未达到内部思想上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兵团面前：如何对待急于要求“解放”和工作的原清华中、基层干部？

　　（２）一九六七年四月至八月为分裂阶段。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及调查报告，批判清华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篇文章在清华园引起很大反响。四月十四日，由五个纵队等组织召开“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成立了“四一四革命串联会”，藉《红旗》上的文章来批判那种否定一切干部的做法。该串联会随后与兵团总部进行了多次会场辩论和会场纠纷，前者要求为干部平反、平黑，后者要求干部自己起来造反。四月廿九日，原团委书记谭浩强、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代表一四七名原中、基层干部发表致革命干部公开信，认为干部们受了十个月的迫害，要求平反，要求工作，指责兵团的干部政策有缺点、错误。这封信是对四一四串联会的响应和支持。兵团总部反驳说，谭等不是中央文革肯定的干部，上述公开信是“复辟旧清华的宣言书”。五月九日，四一四已不参加兵团会议，而自己单独召集会议。四月三十日，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十一人）成立，兵团总部封它为在革委会成立之前的校临时领导机构。兵团总部对四一四既打又拉，由不承认四一四的合法性到被迫承认四一四，都是为了尽快建立革委会。五月十二日和廿一日，谢富治来清华促使两派达成四项联合协议，确定了扩大的廿二人的革筹小组名单。四一四群众指责自己代表的妥协，拒绝四项协议中关于必须执行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的决议条款。五月廿四日，兵团总部下发革委会成员讨论名单，要求一定要在五月三十日成立清华革委会。四一四针锋相对，拒绝参加自己只占少数席位的革筹小组及成立革委会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月廿九日凌晨，四一四广播台宣布成立四一四总部，发表成立宣言，正式与兵团总部决裂。五月三十日，由于转来周恩来不出席成立大会的通知及意见，最主要的是四一四的致命一击，使团派的革委会之梦永远消失了。六、七月，两派尽管试图联合，但由于团派坚持必须执行四项协议，而四派坚持自己的总部与团派总部对等的原则，使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

　　（３）一九六七年九月至十一月暂时联合阶段。迫于种种压力，两派于九月廿一日成立了兵团联合总部，并于十一月八日才迟迟正式宣布成立联合办公室、联合广播台、联合总部委员会，取消各自的相应机构，组成由团派十七人、四派十六人为委员的联合总部委员会。团派有些人对此深为不满，拉出了自己的组织“斗私批修联络站”，声称要“斗蒯大富的私，批四一四的修”，因为蒯急于要当联合之后的革委会头头。而四一四内部有人炮打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给团派排挤四派找到口实。两派的矛盾没有因为暂时的、表面的联合而缩小，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和扩大，双方发生了武斗及冲击对方会场、办公场所的事件。两派都已意识到更大规模的武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４）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为纠纷和武斗阶段。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起，兵团文革运动的重点已完全转向校内，团派与四派的对立愈益集中在如何评价文革前的清华及其干部的问题上。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五○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四派把团派的这套理论称之为“大翻个理论”，即从根本上否定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两派的理论交锋此时转向行动中的冲突。由于原中、基层干部大批倒向四派一边，加上团派风闻四派将推举原中层干部出任未来的革委会领导（而团派麾下的革委会中三结合干部没有什么代表性），于是他们以一首林彪语录被改为四一四战歌为藉口，于十二月初下令通缉四派总部六名委员，其中一人被抓。十二月四日，团派绑架、殴打和秘密关押了四派大力保护和推举的原清华核能研究单位“二百号”领导人吕应中，并于十二月六日、九日、廿日查抄了廿多名站在四派一边或同情四派的原清华中层干部的家，其中一些干部被打伤，一些被抓走。两派之间还发生了数十起小规模的流血武斗。两派互相冲击对方的要地，大造声势，要尽可能地压倒对方。十二月廿五日，团派为纪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五日行动一周年，便进城游行宣传，大叫要立新功，要为中共九大扫清道路，要造反派进入中共中央。次日，四派也进城游行宣传，直斥蒯大富想当中央委员，大拆团派的台。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下午，两派为争夺学生十二号楼中的四派红尖兵广播室，发生了第一次有数百人参加的大规模武斗，武斗直至次日清晨才结束。一月三十日（春节），任职四派总部宣传部的罗征启在家中被绑架，三月廿七日罗因不堪折磨逃离关押点。团派匆忙于当晚抓走工物系教师、四派办公室干部贾春旺等人，对之加以关押、毒打。二月廿三日，四派在给中共中央有关方面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干部问题是清华建立革委会的关键，提议让原清华党委委员八至十人进入革委会，断定由“革命小将”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是不适宜的，要求中央委派军代表或他人担任。四月四日晚，一直监视罗征启家的团派保卫组抓走罗之弟罗征敷（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廿八岁），毒打后用擦车棉纱堵住其嘴，并将他塞入后车厢，活活闷死。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团派关押了所谓“罗文李饶”案中的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皆为中层干部，与罗一起支持四派的干部政策）等人。此案造成三人死亡，廿余人受摧残。四月廿日，四派为了报复，抄了原电机系党总支副书记、代书记陶森的家，把陶绑架至四派占领的科学馆，因为陶代表三十一名干部批判了四派的干部政策。四月廿三日上午，团派和四派开始了震惊中外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５）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三日至七月廿七日为“百日大武斗”阶段。关于这一阶段，笔者有专文另述，这里仅作简要描述。两派在百日大武斗中共有十一人死亡，三十余人残废，三百多人受伤。七月下旬，工人宣传队进校，又造成五名工人牺牲，七百三十一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千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之后，宣传队接管学校，团派、四派及至整个井冈山兵团自行解散、消亡。

　　◇　四、兵团的建制

　　兵团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建制是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兵团的正式领导机构是总部委员会，蒯大富、韩银山、鲍长康、马小庄、刘才堂、陈育延、陈继芳、任传仲、王良生任常委，后来是四派领导人之一的孙怒涛曾任过常委。除韩银山为原行政处干部，全部常委皆为在校学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之前，至少在团派与四派真正形成对峙格局之前，这一总部实际上临时负责清华大学的日常领导工作。总部下辖总部办公室、作战部（又称一部）、政治部、后勤部等常设部门，每一部门都由其核心组负责领导工作。总部办公室设有秘书组、电话组、常务组、资料组。作战部设有对内作战部和对外作战部，前者辖部队办公室、发放组、保卫组、三办（专案）、斗蒋兵团、大行动组、大批判组等；后者辖办公室、社会调查组（又称动态组，分为一动“兵团动态”、二动“校内及四一四动态”、三动“首长讲话及北京动态”、四动“中学动态”、五动“运事动态”、六动“国际动态”六个小组）、全国联络站（办公室、资料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等）。政治部设有办公室、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教工工作部、二办（干部办公室）、组织部等。后勤部设有办公室、科技组、财务组、生活组。根据情况需要，兵团还设置一些应急机构，如文攻武卫指挥部、“罗文李饶”专案组、吕应中专案组、斗批改联络站、遵义学习班（学生学习班分部）、平型关学习班（干部学习班分部）、战地宣传队等。

　　兵团的组织建制是把各系、处等单位按军事编制划为○一至十五部队（一度扩为二○部队），各部队由若干战斗组构成。这些以革命术语或红色词句（如“契卡”、“刺刀见红”、“指点江山”等等）命名的战斗组由人数不等、关系相对松散而志向相同的成员组成。兵团的群众性组织主要有以学生为主的廿八团、以职工为主的“清华大学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

　　兵团的宣传机构有《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广播台、井冈山通讯社、井冈山杂志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主要由兵团宣传部负责。兵团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出版发行的刊物有“井冈山报”、“井冈山杂志”、“井冈山通讯”、“文化大革命简报”、“学习资料”、“理论批判”、“整风简讯”、“大字报选”、“内部资料”以及各动态组的有关动态等。这些刊物是由兵团总部的不同部门主办的，其中有的刊物不仅信息量大、选题广、而且在当时的北京及外地颇有影响。如，刻板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在其发行的一年半左右，共出版了近千期，而且往往是一日数期，内容包括内到外、中央兼地方、工农商学兵几乎各界的文革情况和动态。这些刊物表明，兵团重视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别重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有关负责人的讲话、指示，力图通过自己的刊物所造的舆论声势来加强自己的形象和影响；进而还表明，兵团在建有较健全的政治、宣传等机构的同时，也拥有较发达的、辐射全国的情报机构，这在当时的群众组织中是极为少见的。无疑，这些刊物对于了解和研究清华以及全国文革初期的历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四一四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建制是在“四一四革命串联会”核心组之基础上，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四一四由其总部领导，总部委员有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璋、汲鹏、宿长忠、张雪梅、蒋南峰、李秀芙、傅正泰、谭浩强、任彦申等五十四人。四一四总部下辖总部办公室、作战部、干部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保卫部、干部参谋组、斗蒋作战部、政治部、行政管理总勤务站、斗批改办公室以及后来的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作战部设有第一作战部（负责北京及校内）、第二作战部（负责大批判）、第三作战部（负责全国，辖办公室、资料组、军事组、东北组、华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宣传部设有动态组、简报组、广播台、报纸编辑部、发放组。四一四总部尽管在规模上小于团派总部，但是它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在基层单位共有十二个部队（亦称０１—１２支队）和较完整的分部机构。四一四的群众组织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战团和以教工为主的二七战团。四一四最盛行时期自称有七千人。

　　四一四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出版发行的刊物有《井冈山报》、《四一四战报》、《情况简报》、《井冈山参考资料》、《大字报选》、《清华四一四通讯》、《教革》、《联合风暴》、《满天红》、《重要文件》等。这些刊物在创办时间上晚于团派刊物，在选题范围、信息含量等方面也难与团派刊物平分秋色。在报导有关校外文革情况时，两派刊物常常雷同。只是在涉及到清华文革形势和两派歧见时，两派刊物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两派愈是到了后期，愈是利用各自刊物尽其所能地抨击甚至诅咒对方。实际上，两派刊物是“互补的”，即在一方的偏颇处可发现另一方的特色。若要“解读”整体意义上的井冈山兵团史和清华文革初期史，这种互补性是不能忽视的。

　　◇　五、几点评价

　　（１）兵团的历史证明，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难以驾驭的运动，群众组织（包括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远不是党的群众组织。它们本身既是自发的，更是自觉的；既是疯狂的，更是理智的；既“发祥”于党的谋略，更超过党的约束。党的斗争由非党的群众组织充当其主体和动力，并变为群众运动，这是文革初期历史的、必然的“二律背反”，也是整个文革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不可化解的矛盾症结。

　　（２）兵团的消亡标志着文革初期造反派组织和个人在整体上的衰落，变本加厉的夺权，更主要的是旷日持久的内讧和武斗，使得造反派组织和个人不可能适时地把其兴起的社会动荡转变为社会稳定。他们把旧体制打倒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新体制。以兵团为大纛的整个造反派的使命和作用一九六八年秋濒于结束，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兵团的历史角色在于演出了一幕不是“革命吞噬革命者”，而是“造反吞噬造反者”的闹剧！

　　（３）兵团的经历所呈现于后人的是难以计数的大会、游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激情奔泻、内容枯燥的战斗文体，呼天喊地的声讨和蛊惑，如火如荼、近无人性的武斗，风卷如席的绑架、抄家，对敌手无所不用其极的举措，而自身既有文过饰非、言行不一的劣根，也有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恶习，更有追逐功名、嗜权如命的丑态…。略过这些，笔者要问∶兵团的成员作为当时中国最敏感、聪慧、自视为最具有社会义务感和历史责任心的青年学生，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恰恰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

　　（４）兵团与其说是一个红卫兵组织，莫如说是一种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组织作为文革中的青少年组织虽然延续了十年，但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只有两年左右的历史。这种红卫兵运动尽管按照自上而下的政治指令来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扫荡，试图为青年寻求一条变革社会而实现大写的自我途径，但它从未摆脱专制及专制主义的羁绊，本身恰恰就是这种专制及专制主义的社会文化的二元怪物，即：在思想上，它是一种反独断主义的独断主义；而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反极权主义的极权主义。它似乎成了六○年代末青年一代反抗社会、拒绝权威的破灭了的神话或偶像。红卫兵运动既把大批判、大武斗、大拒绝之火引向社会和人民中间，又把分裂和灭亡之火引向自身，它在企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历程中走进了自我异化的归宿。兵团在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无穷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