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老石，本名刘湘波，我的一个兄弟，刚刚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他是一名乡建人，他为了社会的改变，为了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好，几乎付出自己的一切。但是，社会为他付出了什么？难道，他们就只能靠自救吗？社会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让健在的邱建生们，至少不至于穷途末路，也让理想主义不至于穷途末路？。

　　老石，本名刘湘波，我的一个兄弟，刚刚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才四十来岁的人，那么年轻，那么活力十足，转眼竟成幻影。这对我，尤其对成千上万乡建人来说，其震撼无异于置身日本大地震。

　　我跟老石相识于温铁军先生旗下的《中国改革》杂志社，那时他在农村版，负责培训和组织全国高校的支农志愿者；后来又协助温先生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梁漱溟新乡村建设中心”，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乡建人。这两所地方，后来被称作乡建人的黄埔军校。

　　乡建人是中国公民社会进程中一个独特的游牧群落。之所以称作游牧部落，是因为他们总在路上，总是匆匆。他们认为哪里的农民最需要他们，就风尘仆仆去到哪里，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向农民宣传法律和政策，设法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据粗略估计，仅截止2008年，老石就组织了1万人次下乡，创建了100个农村实践基地，帮助组建了40多个农民合作社，30个农产品协会，40多个文艺团体和夜校。

　　这样大规模而持续的社会实践，背后却没多少资金支撑，主要就靠着老石的理想主义精神。理想主义是老石生命中的食粮。寻常人也会有理想主义，但那往往是五分钟热情。老石不是五分钟，而是十数年如一日。无论外界诱惑如何强大，也无论自己的生活如何清贫，他都不动摇和放弃，不与世俗同流。简直可以说，他是跟寻常人不同的另一种人类，是这个拜物教盛行的现实世界的叛徒，或者说是异教徒。他以过去时代传教士般罕见的热情，忘我地投身于自己的理想主义事业之中。

　　但是，理想主义总在现实中碰壁。创办于河北定州的晏阳初乡建学院，是乡建人最早的根据地或者说精神家园，影响巨大，却好景不长，未出几年即被迫关闭。乡建试验从此一波三折。更重要的背景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落实，三农问题的淡化，乡建人逐渐被主流淡忘。但老石并不因主流的淡忘，也不因一个一个的挫败而沮丧，而怨愤，依然执着于自己的乡建理想，依然去到一个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帮助他认为最需要帮助的农民，不管路多远，也不管路上有多苦。

　　乡建的旗帜还能打多久？这个问题即便在乡建队伍，也不是没有市场的；部分是这个原因，一个一个同伴相继退出，乡建队伍越来越小。退出者不该受责备，毕竟，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贡献了最好的年华。正因为如此，像老石和邱建生那样不计一切坚持下来的最勇者，尤其显得稀有和可贵。但世人不知的是，这种稀有和可贵，却以透支为代价--他们一直透支着自己的青春，透支着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保障不足、生活质量差，在他们是常态。我知道邱建生的一个故事，因缺乏营养和缺乏必要的治疗，胃病总是不能断根，有一次跟朋友河中洲聚会，胃痛就突然发作而不得不赶紧送医。事后小河电话中提到，让我心痛了好久。衣冠不整，面黄肌瘦，一直是湘波和小邱共同的形象。但他们不以为苦，始终以不谈钱为原则。他们只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中，沉浸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只要一谈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事业，马上两眼闪闪发光，那是圣洁之光，天使之光。这光，马上把他们跟周遭的人区别开来，跟整个世界区分开来，让人不得不感叹信念的神奇。

　　客观地讲，近年来乡建实验的确是越来越难。所以，当湘波的噩耗传来，震撼之余，我不禁产生了一个联想：这或许是一个隐喻，即他的事业是不是也到了穷途末路？他的悲凉，是不是，也是他的事业的悲凉？他为了社会的改变，为了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好，几乎付出自己的一切。但是，社会为他付出了什么？当年的乡建队员正络绎不绝地向湘波故居汇集，致哀他们的战友和导师的同时，都在反思自己的事业与人生。他们打算内部募款做一个老石基金，以此让世人记住湘波，同时通过基金的运作，资助他年幼的女儿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除此而外，他们也想让资金的盘子尽可能滚得更大，可以有余力，为仍在路上的乡建队员至少买份保险。

　　但是，这样的内部募款反而让人更伤感。难道，他们就只能靠自救吗？社会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让健在的邱建生们，至少不至于穷途末路，也让理想主义不至于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