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引领者”、“当家人”、“经营者”：富豪村干部角色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富豪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会执行国家意志，但并不是国家的忠实代理人;作为社会人，是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作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富豪村干部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不同的宏观形势和微观情境中扮演乡村社区的“引领者”、村庄真正的“当家人”、村庄的“经营者”等多重角色。

　　关键词： 富豪村干部;当家人;引领者;经营者

　　村干部的角色研究是乡村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这个群体在乡村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角色,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前瞻性指出由于传统的中国官僚体制无法扩张到乡村地区，因而在农村地区村民实际上是自我管理的局面，而真正的掌权者是那些非正式官僚的“地方人” [1]。一般而言，“地方人” 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不会心甘情愿作为外界政权的代理人，而是会认同自己村庄的利益，[2]因而可能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士绅”和“经纪人”是典型的“地方人”，张仲礼从“士绅社会”研究范式出发，认为士绅阶层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代表本地的利益，平衡着国家与社会的利益,维持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协调 [3]。但在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士绅可能蜕变为权绅。而杜赞奇(Duara)认为“士绅”的范式难以真正解释解放前复杂的农村社会乡村精英的角色，而是将官府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社区利益免遭国家政权侵害的保护型经纪，另一类是被国家权力所利用，视乡民为榨取对象的“掠夺型经纪” [4]。不管是士绅的视角还是经纪人的视角已经很难解释当今时代的村官角色，但对于探讨新形势下的村官角色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双重角色”是探讨村干部角色时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萧凤霞(Helen F.Sui)通过对乡、镇、村社区等的个案研究，认为乡村干部是国家与乡村社区的中介者，更多地扮演了国家代理人的角色，但也经常“变通”国家政权[5]。戴慕珍(Jean C.Oi)指出村级领导人一方面要执行上级的指令，扮演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要为村民的利益不断地同更高一级政府讨价还价，使村民不受国家太多征收之苦[6]。不仅海外学者在探讨村干部的角色，国内学术界也没有忽视“双重角色”的探讨，而且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的观点。徐勇指出村干部群体身处国家与农民夹缝之中的结构性两难，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7] 。 “双重角色”让村干部在实践中处于“公公背媳妇，两头不讨好”的窘境，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在乡村政治实践中很难有效地履行，村干部一般不会对政府的话言听计从，因为土生土长的村干部与全村村民为敌是不现实的，而作为村庄保护者也一样很难做到，为了保护村庄内部利益而与政府势不两立，同样也不现实。“双重角色”理论为探讨村干部的角色提供了一个逻辑分析起点，但也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乡村社会主体的村干部并非一味地消极被动，在具体的“过程—事件”之中村干部的角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村干部实际扮演的角色并非是“代理人”和“保护者”，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甚至多变的角色，然而批评者在探讨村干部的角色时也大都是围绕村干部“双重角色”展开的。

　　吴毅不仅通过田野调查后发现当前村干部的现实角色是村庄秩序的“守夜人”和村政中的“撞钟者”，也分析了农业型村庄中一部分村干部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充当村庄秩序的消极守望者和村政的维持者 [8]。贺雪峰在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基础上探讨村干部的行为模式，认为村干部扮演的角色更加复杂：保护型经纪、赢利型经纪、撞钟者、动摇于代理人与当家人之间 [9]。此外，还有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村干部所扮演的角色的多重性进行了探讨，宿胜军通过对胶东半岛上一个村落的个案研究发现土改前、集体化时期和改革过程中这三个时期社区精英的角色行为分别模式化为村庄的“保护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及追求独立利益的“承包人”[10]。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对改革开放前后的村干部角色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前的村干部兼有上级政权的“代理人”和村庄的“当家人”的双重身份，而改革开放后村干部不仅扮演“代理人”和“当家人”的角色，还充当村庄经济的“经营者”。[11]杨善华则在行政村(生产大队)层面上来展开研究，认为虽然不同时期政治精英具体的行为偏向有所不同，但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这三种角色一直存在于各个时期。改革前，他们的行为偏向于国家代理人这一角色，改革后，社区守望者和家庭代表人两种角色的比重大大增加。[12]这些关于村干部多重角色的研究，大都是从实证过程中调查得出的结论，力图通过对特定个案的研究来展现村干部的角色，这些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并能对类似的村庄进行普遍的概括，但中国乡村社会差异性也比较明显，因而村干部的角色与区域也有一定的关系，不同区域的村干部其担当的角色也会有所不同，这使得村干部的多重角色也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工商户、养殖业大户等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这标志着村干部类型正在由传统的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乡村权力结构、农村内部分层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也发生变化。新的角色与角色期望不断出现，特定角色的扮演方式也不断更新，替代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角色规范,对村干部角色要求越来越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将富豪村干部作为一种新型村官，区分其与传统意义上村干部的角色,有助于分析其真正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对乡村治理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一、乡村社会的“引领者”

　　农村先富人群是农民追求富裕的目标，代表了农村先进的生产力，是我们党富民政策的带头实践者，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和基层民主的推动者。

　　(一)发展经济的先锋。富豪村干部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仅是个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第一，“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他们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有发家致富的的经验和洞察市场的能力，并能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为村里争取社会资源，带领群众寻找集体致富门路。第二，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拥有一定的财富，就会激发农民对富裕的向往，对周围的村民有较强的榜样示范效应，是实现乡村社会发展的内驱力。第三，“村子富不富，关键看干部”，“班子强不强，关键看班长”，富豪村干部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条件组织农业产业化，进行规模生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能更好发挥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作用，完全有能力为村里办一些实事，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基层民主建设的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一直强调强调致富，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裕群体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会满足长期处于“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地位，他们需要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来维护其经济地位，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要求。“一个普通人要穷于应付日常生活中各种急迫和棘手的问题，因而，他几乎不会去密切关注那些抽象的和不可触知的公共事务。”[13]但先富群体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其有参与村干部竞选的愿望，更何况他们的经商也需要稳定的环境来降低不确定性，主观上先富群体愿意参与竞选。此外，由于其企业实力的强大，富豪往往对其所在村庄的贡献比一般人多得多，也更容易得到村民的支持。因为农民并非简单地看待选举，在他们支持富豪当选村干部的背后是他们对农村经济发展与自身利益的一种期待，这在客观上把富人推上了村庄管理者位置。

　　先富群体成功竞选村干部后，不仅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会推动乡村民主建设的进程。一方面他们当选村官不是政府任命的，而是通过合法程序竞选得来的，是村民用选票将他们推上村干部这个岗位，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变化显示，中国农民非但只关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14]”在实践中，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最终还会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另一方面，先富群体进入村庄权力中心，满足先富群体的民主需求，有利于培养和造就一个既有领导才干又有公共精神的农村中间阶层，然后以自身的民主行为和示范来激活村民的民主欲望，借助基层民主的实践操练，让村民感受民主的实质收益，带领整个村民开创民主全局，进而确立民主政治稳固的价值与制度基础。

　　二、村庄的真正“当家人”

　　一般意义上的村干部，当家人的角色主要是从村干部要为村民干事这个角度进行论述的，而富豪村干部作为一种新型村干部，作为村庄真正当家人角色，最为关键的就是富豪在村庄内能“说了算”，其他村干部和村民都无法对其地位构成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富豪村干部不仅要保护村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侵害，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忽略村民的诉求，在村民不同意的情况下也能决定村庄内的一切事情;第二，在村干部这个群体中富豪村干部居于核心地位，其他村干部并没有对村庄事务的真正决定权。

　　(一)村民的依赖性发展是富豪村干部作为村庄内当家人的重要前提。村干部虽然是个小官，但依然拥有权力和权威，国家代理人给村干部在村落拓展了权力空间，而且村干部掌握着村庄内资源的使用权和分配权。村民生活的一般权利并不在抽象的意义上由国家或宪法授予，而是在实际意义上由他们所在的村庄这种初级组织授予，村民首先生活在村庄这种初级组织中，更多地依赖于村庄来获取生存资源和权利，而不是依赖于国家来获得资源和权利。在村庄的复杂关系中，富豪村干部与村民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的特点，在这种结构中，处于中心的村干部对边缘的农民有一个控制和支配机制，而且中心的支配地位比较稳定。村民对他们的依附不仅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村民的依附性发展也是一种理性行为。主观上，农民愿意依附村干部，以此而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客观上，作为弱者也不得不依附富豪村干部。由于富豪村干部自身拥有的资源以及掌握着村庄内大部分资源的分配权，迫使村民不得不依赖村干部，长此以往，农民与村干部之间就会就形成了一个上恩下忠的恩荫网络，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最终形成了庇护—依赖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只要富豪村官能让村民获得更多利益，村民对富豪村干部的依赖程度就会一直维持下去。

　　(二)上级政府的支持是富豪村干部作为村庄当家人的重要条件。第一，制度上的保障。村民自治实施以后，村民有权选举村干部，也有权竞选村干部，这在制度上为农村经济能人竞选村干部提供了保障。第二，目前很多基层政府负债累累，地方政府财政严重不足,而先富群体掌握着各种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为了解决地方财政的紧张情况,地方领导也愿意支持老板当选村干部, 希望“双带”(自己能带头致富、能带领村民致富)的富豪当选村委会主任，更希望获得他们的财力支持和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双赢效果。地方政府甚至开通了能人治村的渠道：让能人顶位置，为能人腾位置，因能人设位置，替能人留位置。第三，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先富群体，富豪村干部是党的富民政策的既得利益者，相对其他农民更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带领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第四，由于农村的先富群体并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他们与其他乡镇干部之间并不存在尖锐的利益对抗，因此愿意被现时政治系统吸纳并获得各种政治参与的机会，而这实际上又是政府治理乡村的一种手段，毕竟乡政作为正式的国家基层政权，掌握的资源比村多得多，一旦没有乡政的公共权威为后盾，村级治理就会面临很多麻烦。

　　(三)雄厚的实力是富豪村干部作为村庄当家人的根本保证。在乡村社会，富豪村干部实力雄厚，村民根本就不具备挑战他们的能力。富豪村干部在村内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这自然提高了村民集体行动的代价;而且村民采取集体行动或者联合对付村官的机会非常渺茫。按照奥尔森(M.Olson)的说法，“纯粹私人或个人的利益可以通过个人的、没有组织的行动来增进，而且通常更为有效。”[15]村民并没有能力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去反对村干部。 “当家人”的地位不是乡镇干部赋予的，也不是村民心甘情愿接受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富豪村干部的雄厚实力作为支撑的，一旦富豪在财富上出现了危机，那其当家人的地位就会面临严重的挑战。

　　三、村庄的“经营者”

　　村庄经营活动是指在村干部所倡导的经营理念引领下村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整体绩效的一系列行为过程。现代村干部管理村庄，应当具有良好的现代经营意识，做一个好的村庄业务经营者。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村干部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的照章办事者，他们已享受到政府下放的很多部分权力，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在村庄范围内按自己的理念来规划村庄的未来。为了获取村庄发展资源，筹集村庄发展资金、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村干部在经营活动中必须处理好村内外各种关系，消除外界环境对村庄发展的种种不利因素，以便积极创造有利于村庄经营的内外发展环境;同时还要担负起村庄形象塑造者的使命，对外进行村庄的形象宣传，树立村庄良好的社会形象。

　　富豪村干部的身份决定了他们首先是老板，经商办企业仍然是他们首选的第一要务，当村干部作为农民个体时，他理应追求并维护自身的个体利益。富豪村干部通过发展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经营，吸收村民就业,开发农村资源，组织农村市场，带领村民致富，也会在经营村庄过程中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改善公共设施，投资改善基础教育，繁荣农村文化生活, 增加村民收入，提升农村生活质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那些能把一个企业办好的富豪，担任村干部后并不一定能够把一个村庄办好，村庄毕竟不是企业，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而村干部应该为全体村民多做公益性活动，企业运作的方式方法与从政并不能简单类比，经营上即使有纵横捭阖的能力，但也不敢保证从政也能游刃有余。目前部分富豪村干部忙于经商办企业，而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顾及村务，“上午忙村子，下午忙厂子，群众有事成瞎子”，这种情况虽然为自己的公司赚取了大量利润，但难以真正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富豪村干部会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权力、执行国家意志，但并不会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且他们有能力改变政策信息的内容和保证国家和村民双方对自己的依赖，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控制能力;作为乡村社区的代理人，是乡村社区成员和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作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由于目前农村基层组织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还很不完善，普通村民与村干部的知识和信息很不对称，这就为村干部利用集体财产和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可能，村干部通过自身在经济领域中的经营活动，并利用村官的身份为自己或自己所属集团谋利益的行动，就有可能蜕变成“政权经营者”的角色。[16]一旦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富豪村干部在乡村社会上下其手、为所欲为，不断自我强化权威，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忽视村庄公共管理的公开性以及决策的公正性，导致乡村政治生态和当地的市场生态恶化，加大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隔阂。

　　四、结语

　　中国农村正由传统走向现代，乡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社会涌现了一批率先富裕起来的能人，也涌现出一批带领农民共同富裕的贤人，农村先富群体以其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不仅是农村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富豪村干部作为一种新型村干部，其在乡村社会所担当的角色既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干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其明显的特点。正确认识富豪村干部扮演的各种角色，有助于更好发挥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