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的——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

台北忠烈祠是追祀为民国殉难忠臣烈士之祠庙，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从黄花岗烈士到金门海战之逝者，以死亡的群像展示着民国百年的沥血之路。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而中共抗日牺牲的将官唯左权一人】。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尤可哀者，更多百战生还的抗日将士，最终却死于内战烽火。至今他们没有得到大陆祖国和同胞应有的尊重，这个祠庙也仍旧是陆客观光团所要绕开的禁地。

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民国的劫数，是民族的报应；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

     二

     我还在垂髫之时便知道了“水深火热”的台湾，便会唱——要让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那时，台湾是恐惧和灾难的渊薮，是无数家庭因之被祸的疫区。而在我的青春时代，台湾忽然又成了纸醉金迷的宝窟，台胞台属台商成了政府巴结优抚的对象。从敌视国民党转移到敌视民进党，从要解放台湾人民到坚决反对台湾全民公决。我在时代的急剧演变中，永远跟不上政府对台的脚步。

    我一直以为，台湾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就像我那也算同文同种的大舅一样，他的荣辱沉浮与我八不相干。两岸本质上就像各自分家立灶的兄弟，你穷的时候想去解放他，你富的时候想去收编他——这样的主意好是好，但当弟弟弱弱地问一句家长的位置能否由全体家人选举轮流坐时，你就不肯答应——于是这就成了统一祖国的真正问题。

    我自诩是爱国中年，爱到宁肯在祖国坐牢，也不去异邦避难。因为同意台湾是中国【非党国】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也爱台湾。“中国”不是国号，只是华夏文化江山的一个泛称。两岸皆是中国，只是一个庙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庙号叫中华民国。前者刚过花甲，后者即届百岁。论年齿，后者是兄；论祖田，前者为大。后者视前者为窃国，前者视后者为割据。彼此时打时和，却依旧各奉各的正朔——这样的“一个中国”，算是二战结束后的一个特殊遗产，更是人类政治格局的最后一道奇观。

    我当然支持统一，至少人民自由出入无需经过海关。至于统一的条件，也很简单——重返重庆谈判。六十五年前，中共的开山祖师们开出的和平建国大纲，在我看来，仍旧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最佳条款。更何况其中的多数条款，至今依旧还写在各自的宪法上——比如出版言论自由等等，只是需要真正落实而已。彼岛已经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历程，接受这些条款应该再不会像当年那么困难。此岸的接班人依旧扛着共产党的旗帜，理论上不应该背叛祖宗成法。如此则统一祖国何难？这样更无需各自再修几百万亡灵的忠烈祠，那才叫开万世之太平啊。可是，两岸的政党领袖们，究竟想要的是怎样的维稳和偏安，实在是天心难问。

    三

    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中国的共和国走进了中国的民国。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腹心，感觉也就像从莆田到泉州，像从今天回到九十年代。山河人物，皆无异样；礼俗谈吐，俱如中原遗韵，无一处不显得名门正派字正腔圆。

    台北几乎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国际大都市的虚张格局，尽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亚洲第一高楼，但是它依旧显得十分古旧。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楼房多数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宝气。满街多是轻型摩托飞驰，几乎看不见警察，但是人车却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红绿灯。地面很老，看不见任何一点烟头垃圾痰迹，也没有带着袖箍的男女扫地或者罚款。这种古旧，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老派贵族，低调而有教养地严守着规矩。即便是一领旧衣，穿出去依旧熨烫着折痕。

    入夜的台北仿佛才真正回到民国，有着书卷中曾经熟悉的那份娴静与繁华。独自徜徉于那些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之下，张望着悬满街头的霓虹繁体字，有着突然置身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幻觉。这是一种被历史打断过的炎黄贵气，现世的荣华中一点也不闹热，没有浮夸的措大嘴脸。似乎春明上河的市井就该有这样一份静好，十分的风流蕴藉却都又显得像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间。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断肠人。撑一把伞小驻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鱼群般飘过，那是你对民国最初的惊艳。问路抑或搭讪，会邂逅没有张皇迟疑的微笑；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大陆人道听途说的多是槟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乡韵。且人家的露背露脐还只为兜售新采的鲜果，而非推销你假想的俗艳。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处玻璃房，宽仅容膝一般。橱窗上零落着一些手工挂件饰品，散发出唐宋明清一样的雅致。女主人独自在几上编织她的黄昏，我擅自入座旁观。结绳缀玉的古老技艺，复活在她的芊芊十指上。笑是莞尔的，清浅且清纯，全无主顾来也的强作欢颜。问罢，只是低声叹一句——工艺美院毕业的，哎，沦落街头了——那一声哎，似乎道尽了沧桑。听我口音，知是陆客，便多了几句讯问。然后我走，复低头缀网劳蛛。前人说：道心如恒，无送无迎。指的约略便是这样的淡定。

    奇迹是三天后我忽然接到宾馆总机的电话，说是有两位女子在大堂请我下去。讶然见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着拙著说要签名。她说偶然听电台对我的访谈，辨出我就是那个薄暮的访客；好奇便买了我的书，遂读出了她的眼泪。然后便打听我的行止，竟然还能找见。之后她拿出精致的工艺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带连在一匹玉马上。她看书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说佩玉挂印可以驱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价值不菲，却之又不恭，只好腆然收下。问罢芳名，原来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认下了这个隔着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来的两岸烽烟销尽之后，再喊她回家吃饭吧。

     四

     我是书商出身，参加过北京多次国际书展。在一个民间无权自由注册出版社的国度，其书展典礼却一定是富丽堂皇的。就像朝鲜的阅兵大典，其伟大庄严盛况肯定让世界侧目。每年的北京书展，哪怕去一个主管真理的常委，那通常都要清场警戒，驱逐走众多的读者观众，留下配合台词的群众演员。

    然而台北的国际书展，相形之下似乎确属寒碜。尽管开场大典每次皆由民国总统出席颁奖，那依然是没有鼓乐礼花，更没有整齐着装的孩子们献花致敬夹道歌舞。会场就设在展台中间，很小的开放式空间，只留下几十个贵宾座位，并不组织观众陪坐。开会前来了十来个便衣内卫安检，然后副总统萧万长先生就登场了【马英九先生出访在外】。起立和掌声都是礼节，行政院长出身的他自然不用讲稿，也不用一句一顿煞有介事地等待被掌声打断。祝贺、颁奖、照相，然后还自费买几本书走人，民国风习就这么简约有致。握着我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外省获奖者的手时，也不作秀托我问候大陆同胞；也许他知道就算托我了，我也没资格传达出去。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时代的台湾，执政者对大陆的亲疏态度，都可能引发蓝绿两系选民的非议。他们即便贵为领袖，却一样要向选民拜票。

    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他们也有文化部官员出席。也许因为他们国内没有异议作家，因此没有发生退席抗议风波。参展的有五十几个国家，大陆没有官方代表团赴展，但是也有一些我认识的编辑去商谈版权合作。大陆主流作家的书在台出版的并不少，此次被邀请赴台的，自然还有几位真正知名的大家。

    开幕式上我还邂逅了老朋友贝岭，这个去年惹起法兰克福书展退席风波的哥们，依旧长发披肩一身异服。由于这次没有大陆领导退席，于是我也不用抗议他的出现而拒绝领奖。然后我们纪念十年未见而合影，有记者拍下拿去发在了报上。此前我并不清楚祖国为何不许他回家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参与发起了独立中文笔会。这个笔会显然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也因此所有参与其事的朋友皆遭打压。我是一个极端的独行客，平生只论友道不守约束，于是无门无派只好单打独斗。但对所有反极权的江湖山头皆保持敬意，对所有的助纣为虐者皆坚持鄙夷。台北有高僧讲法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是非，那就一定会有报应。信哉此言。

    书展上有个最小的柜台，名为一人出版社。拙著也陈列在那，于是我和那个摊主小青年有了交流。他是80后的孩子，留学英国归来，不愿打工就去注册了个一人出版社。确确乎该社就他一人。自己买版权自己翻译自己设计，然后就交给中盘发行商。他对我的书商经验非常推崇，我说在大陆出书，我得先花两万元买书号。你就节约这笔费用也能赚钱，况乎你们还没有选题审查不批一说。

    对台湾青年来说，他们真难理解大陆为何不许个体注册出版社。因为台湾也有法律规定不许出版的书，谁违法出版了再去追究惩罚即可，何必事先取缔民间权利，更何须采行书刊审查制度。就像法律不能因为刀具可以杀人，就彻底取缔乡村铁匠铺一样。对这样的疑难杂症，我还确实没法向他解释清楚。因为即便在蒋介石的戒严时代，出版反书要坐牢，但是出版社你还是可以申办的。

    我接触好些位台湾青年，他们都羡慕大陆经济繁荣，也渴望进入大陆市场发展。关于台独话题，他们多以为可以认同一个大中国，看重同文同种的渊源。但是究竟怎样统一，这是他们开始关心的话题。我抽样调查——假设现在让你转变户籍，在大陆你可以拿到三倍于台湾的收入，你愿选择转变吗？他们摇头说——如果还有网络限制，那还是留在岛上吧。

    这是在民国长大的孩子，看来与共和国奶大的孩子思维确实不太一样。

    五

   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在同一条大街的两头，平衡着这座城市的风水。一般来说，大陆的官方考察团或公职人员，旅行团规定是不许去中正纪念堂的。即便那里已经被陈水扁改名为自由广场了，那也还是不能去拜谒，因为大堂上还是端坐着蒋公的铜像。但对于国父孙中山，那两岸皆还保持尊重。因为蒋与毛，本质上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这个发明了一党独裁、领袖独大的政治制度的革命家，他们都愿自认为是衣钵传人。

    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算是台北最大的公共空间，原来牌坊上的匾额是“大中至正”四个字。陈水扁时代为了去蒋化，换上了“自由广场”四字，于是所有的民间集会游行抗议之类活动，皆喜欢在这里举行。据说去年因为对政府救灾有看法，绿营组织了许多大学生在此静坐示威。马政府不以为忤，更不会调集军警坦克驱散。许多家长担心这些90后的孩子熬坏身体，纷纷前来在此埋锅造饭料理生活。结果气汹汹的集会渐变成假日野餐，大家玩闹够了还是自己收拾垃圾回去上课。

    群众集会学生罢课之类的事情，在民主社会就是个司空见惯的寻常琐事。下不暴力化，上不恐怖化，大家的意见透过媒体宣示出来，政府再去因应修订即可。只有我们这些在极权社会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类人孩，才会觉得对岸成天打打闹闹，仿佛一片乱局民不聊生似的，才会视民主为畏途；甚至才会喜滋滋地成天播放人家开会打架的镜头以为自家的赏心乐事。但凡稍有常识的皆应明白，人家开会扯皮皆由人家的媒体自由爆料；像此岸两会那种“一致通过”的成人游戏，才是人类真正的笑料。

    这两个纪念馆以及忠烈祠，皆有卫兵站岗。但是这些卫兵都只是定时表演换岗操典，全套正步玩枪的动作极具观赏性，是观光客的主要欣赏内容。在陈水扁执政时代，激进的绿营甚至去中正纪念堂内搞风筝展览，多数人觉得稍嫌过分，但也并不会引起厮杀。马英九上台后，也有蓝营群众主张恢复“大中至正”的题匾，但聪明的马府不想再度引起两营纷争，以换匾需要破费40万为由，谢绝了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化的建议。所有进去参观的人，皆不受安检，无需寄存任何行李，也可自由拍照。甚至可以故意去逗那些一脸严肃的机器人一般的卫兵，但是他们的训练使得他们绝对面无表情，这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回想我们那些在毛公纪念堂排队的人，严格安检只许空手进出，被军警便衣高度警戒，就是这样还硬要热脸贴冷屁股，我们的人民那确实忠君忠得可爱。

    六

    我们这一代对真实台湾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艺而来。从邓丽君的歌侯孝贤的电影，到郑愁予的诗白先勇的小说。是这样一些偷听盗版和传抄，使我们渐渐确知，在严密的高墙禁锢之外，在毫无人味的革命文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在享受着另外一种温软生活，在抒写着另外一些明心见性的文字。

    澎湖湾基隆港都是随歌声一起飘来的地名，忠孝东路淡水湾从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们的视角。一个海外孤悬的小岛，从罗大佑到周杰伦，润物有声地浸透着此岸两代人枯燥的心灵。尽管今日之台湾电影，似乎远不如大陆贺岁片的卖座；但是重温侯孝贤那些散文电影，依旧会让那些擅长法西斯盛典的导演相形见绌。

    《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早期的叙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打小并不自觉于所谓的爱情。后来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妈托付阿远，“你要好好照顾阿云，不要让她变坏了，以后，好坏都是你的人”。——听着就温润的嘱托啊。阿远应征入伍了，阿云送给阿远的礼物是一千零九十六个写好自己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的信封。结果是阿远退伍之前，阿云和天天送信的邮差结婚了。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

    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因为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一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于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我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了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了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噜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七

   写作之外，我就像王朔笔下的人——一点正经没有。很多时候嬉皮笑脸，是我们在这个伪盛世的土地上的精神自慰。平生不爱正襟危坐的我，这次难免要面对一些媒体；很多大陆的亲友都为我提心吊胆，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自己的祖国，而遭逢冯正虎的待遇。

    台湾中广的胡忠信先生，是彼岛的文化名嘴。我们对坐在播音室打开话筒前，他善意地提醒我——他的节目对岸相关部门都是要收听的。我笑答没有关系，我对我的祖国没有恶意，即便尖牙利嘴，也无一不是为了投合当政者一再声称的民主口号。

    晚上在著名的鼎泰丰吃包子，前名记徐宗懋先生带着日本记者本田先生来作陪。二十年前的广场上，徐兄是前去采访的记者。那个著名的半夜，他的后背被流弹射穿，是那些善良的市民穿越火线，用板车拖着他狂奔医院，如此才大难不死。那一刻陪在他身边的另一台湾记者是阿渡，他们记下了那个板儿爷的名字，这个北京人成了他们终身的朋友。

    谈起他至今犹存的余痛，他淡然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工作意外；就像任何一个战地记者，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事故。但是对你们而言，是骨肉深处的隐痛，我们远没有你们那种深刻。

    是的，那一刻我并未出现在广场，我的血也未曾浸透方砖，我为何要如此孜孜矻矻地计较那一段岁月呢？因为良知在暗夜生疼。也许罪错，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在某个时代犯下；就像《光荣与梦想》中的美国史，开篇记载的就是对示威者的镇压。再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那都是历史不能绕过的一篇。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卑微得不敢要求追诉责任，只想不被抹杀血痕。在没有道歉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只能私下纪念。那些死难者既不是我的至亲也不是我的熟人，但他们是我的同胞，是一群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国家心怀善意的好人。既然政府文告都改称风波或事件了，那就应该重新定义那些亡灵。

    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个因为在博客里撰文纪念那一年的好人谭君，却因此获刑五年。这个全国人民涕泪援助的灾区，主官们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彻骨心寒。在这样划时代的审判面前，我的天良告诉我——我必须在此供罪，如果纪念有罪，那我就是那个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遥祭的人。我不敢在谭先生面前，隐匿我的同罪。

     八

    上文提到20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郝明义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极权松绑阶段——那时的台湾民主，并未比我们走得更远，只是略为人道一些，远非今日之悬殊。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了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地下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湾，他也该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但他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九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他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现已在野的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绍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了。

    十

    台湾的民运历史，远比大陆要漫长。早在国军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了五十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

    国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和大陆一样的臭名昭著的判例。但是比较而言，具体的管制仍然不如此岸的严酷。

    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这样的画面在大陆的今日，恐怕都是难以奢望的。

    根据两岸的历史来看，1987年之前并无本质差异，都信奉极权，都不允许民间挑战一党制。但是具体对待挑战的做法，却又有怀仁与怀恶的差别。1979年的台湾，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集会群众在施明德吕秀莲等人的鼓动下，与军警严重冲突。施明德是曾经在金门策划军事政变而被判十五年刚出狱的累犯，这次极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蒋经国先生在海内外舆论影响下，终于决定公开审理，允许媒体现场报道和律师辩护，并邀请岛内著名学者精英旁听。陈水扁和谢长廷就是因为这次辩护而从此步入政坛的。

    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就是旁听者之一，蒋经国召见他询问对此案的处置意见时，他斗胆直言云——不宜流血，因为流血制造烈士；影响国际视听；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要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就是这样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颜进谏，挽留了台湾的民主火种。

    可是这一事件十年后，此岸的学潮又是怎样的结局呢？同样都有一个威权大佬在主宰政局，我们怎么就能杀机顿现呢？这一事件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一连串审判还在继续发生，且依旧不许公开审理。

    当我和阿渡踟蹰在台北街头，目睹艰难奋争得来的看不见军警的和平市井，我遥望夜色弥漫的故国清泪盈眶。我们活得真他妈失败啊，可是他们却抓住了胜利。他们在那一审判之后四年多，就由李登辉特赦了所有无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狱，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无罪，他们终于获得了无罪改判。为民族之争民主，我们罪从何来啊？当年共产党的领袖，不就是因为要争民主，才带着我们的父辈驱赶了民国的吗？

    十一

    淡水河是台北周边的主要水流，据说有一道临河小街蜿蜒在水岸边，是一个休闲去处。南方社的于雯带着我打了一个挂着台湾省车牌的的士径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湾独立书店的运作状况。

    台北的的士司机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闲话。他说在台湾没有出租车公司，都是个体经营。只要不超过65岁，都可以去考试出租车牌照，考到了便可以运营，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费，甚至所有的税全免。我问为何要免税，那都去开出租，市场不乱了吗？他说目前经济不好，政府要解决就业率，于是就出台这些鼓励性政策。至于都来跑出租也不可能，因为车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会退出。看来一切都是市场可以调节的。对他们而言，实在无法想象大陆那种把车牌发给某些公司，由公司再来盘剥司机的事情。更不能想象司机要是组织罢工，最后会视为黑社会打压。民国和共和国究竟谁像社会主义，还真是个问题。

    淡水小镇的河边，坐满了闲人。河水清且涟漪，排列了无数钓竿。满街卖小吃的，地上却一点污渍全无。一家小书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在一个铺面的二楼上。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很小的空间装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书，就知道这家主人的趣味——他们只卖文学、电影和生态旅游之类书籍，而且排满了很多书店拒绝出售的诗集。

    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个作家，其妻是诗人。一对神仙眷侣，就这样偕隐在此古老河岸的寻常巷陌之中，收养着几只流浪猫，然后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稀少的文艺读者准备着过夜的食粮。我的书有幸也在他们案头，他拿出一本请我签名，令我内心温软。书架上也有不少大陆原版书，两岸在艺文方面，其实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独立书店是区别于其他连锁书店的一种个性卖场，早在戒严时期就为台湾的民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货源纯粹来自于自己的采购，不接受那些中盘商的配送。台湾人口太少，书业不算太兴旺。最大的诚品书店连锁，倒是游人如织；以人口比例来看，比大陆爱书的人还是要多一些。因为人人皆可登记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选题就出，没有就闲着，倒也不存在格外的亏损和债务。

    坐在有河书店的露天阳台上，端着一杯浓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内心忽觉怅然。故国河山无数类似的古镇水涯，都曾容留过我的倦足。沧浪之水，清浊有别，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们却至今未曾见着。前人诗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百年前我的乡贤在武昌打响的首义，没有换得真共和；之后几辈人的血漫大地，还是没有换得。难道这真是对吾族的一个毒咒吗？

   十二

   罗大佑率领的纵贯线组合从台北首演出发，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后，刚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演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走过来的，阿渡说——我们也去告别一下这个时代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嘉宾席。

    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演唱会，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见主要的坐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据着。许多阿渡的老友邂逅于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挥别青春轩昂的岁月。我看见他帅气沉稳却已鬓角杂霜，想象当年这个台中山区的农家孩子，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苦难童年。那时他父母因为负债欠税而不得不四处躲藏，甚至母亲也曾入狱，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提篮探监。

    他的青春时代是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当我们在此岸偷偷阅读胡适之时，他在台北的独立书店和图书馆到处寻找《资本论》和鲁迅。我们都怀抱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去都市求学，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壮阳药。当我1980年写出长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而被校方警告时，他的长诗《刺客吟》却因为鼓吹“既然改革无望，那就去当刺客”，而获得时报文学大奖。当他深入黑煤窑去写底层苦难的报告，甚至去揭露被关了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时，我正随着中科院的科考队漂流在长江上。

    80年代在两岸都是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在戒严的阴影下参与鹿港环保运动，组织反核演讲；我在1986年的学运中走向街头声嘶力竭。他们的美丽鹿港保留了，我们却把胡耀邦先生牵连下台。1989我流泪誓言脱去警服的那一刻，他正眼看着无数同胞的血，在广场边上嚎啕大哭。那是他14岁之后的第一次恸哭啊，他是在为我们而哭，为同文同种的华族而痛心疾首。

    罗大佑的一些老歌，时不时唤起我鼻根发酸。童年没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没了，皇后大道东依旧还游行着手捧灯盏的纪念或抗议队伍。他们走进了他们可以自由高歌的时代，而我们呢？我们还有无数的狼孩在叫嚣着要不惜核武收回台湾。是什么样恶毒的教育，会把一国之儿女训练成嗜血的野兽？我们拿什么去收回啊，除了核武你还有什么？龙应台先生一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面对此语，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该为如此强国而脸红。

    纵贯线演出结束大家兴犹未尽，便去街边夜酒。“纵贯线大哥”在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黑帮词汇，专指那些超帮派南北通吃的角头大佬。刚才张震岳不时在台上说，跟着几位纵贯线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台上台下就一起会心地笑。恰好和我对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谈吐，端坐如山隐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爷的厚重，问起来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发江湖忆旧游的时光，眼前的江湖还在，而心底的江湖却渐渐冰封了，剩下的似乎只是无边的寒意荡漾。

   十三

    次日就要辞别民国了，书展的沙龙活动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个对话。香港作家老友陈冠中、自由亚洲电台梁冬和贝岭兄等皆来捧场。邂逅相逢了梁文道和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谢梁兄节目中的推介拙著，相约北京酒聚。有时常想，这个世界其实真小，该要相识的注定就要相逢。

    晚上的饯行酒局在一个深巷小店里，阿渡说这是全台北最好的鲁肉饭吃点，他前些日带马悦然也是在这里大快朵颐的。鲁肉饭是台湾的一种民间美食，味道确实不错。书展基金会主席林载爵先生和大奖评委陈浩兄也来对酌，我的老友台湾出版界大佬郝明义也坐着轮椅赶来，陈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时报的杨泽兄皆一起来凑兴。一番觥筹交错，我不禁有了几分薄醉。

    宴罢酒兴未阑，大家又一起去邻家一个朋友的独立书店青康藏书房品茶。主人何新兴也是性情中人，再开两瓶红酒火上浇油。这样的燕聚，也算是民间的两岸三地吧。因为一场文字缘，就这样五湖四海地汇合了。那一刻，在我们心中，应该早已没有那道伤口般的海峡了。

    深夜扶醉回到酒店，检点行囊，面对着朋友们的赠书和拙著，不禁犯难起来。这些书，哪些是可能带进祖国的海关的呢？我自己的书要带进自己的祖国，都要面临被没收的风险，更不要说另外那些炎黄子孙的文字了。同文同种是我们统战的口号，即便这样同文同种的港台书籍，却要面对大陆祖国的搜查和严禁，请问我们的领袖——这，究竟是谁的主意？

    一篇文字，一本书，甚至一个民间的建言性宪章，真的就那么妨碍你们的独占春风吗？我们如此深爱自己的母土，我们不想逃亡或者流放。我们愿意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分担这个国家的苦难，哪里受灾了我们愿意为政府解囊相助。你们奥运阅兵要我们离开，我们就乖乖地离开，不凑你们的欢宴。可我们是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要带几本自己的书回家，竟然就会令我如此绕室徘徊，我们真是莫大的悲哀啊。

    别了，台北；别了，民国。梁园虽好，我只是过客。我不想留下，虽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奋斗过的社会。正如英国诗人彭斯诗云——我的所爱在高原，这里没有我的心。我要回去，我哪怕像冯正虎那样死乞白赖地也要回去。我的祖坟犹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长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

    我毅然走向机场的时候，加缪的声音从天空隔着一个世纪传来——流放者终将归来……为的是重新经受考验并且夺取他应该拥有的东西——他田亩里的微薄收入，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爱情。在一个人诞生开始，他就必须留下时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