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几天，有人拿来一幅画说是花500万元买来的，结果我一打开发现是喷墨印刷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说，喷墨印刷品已经做到一般人难以识别，只有专业画画的人能通过画的颜色、墨附着在纸上的感觉来区分。最近，他看了国内几家大拍卖公司的预展。“根据我的判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假画，情况很严重。”杜大恺有些愤慨。

说起从拍卖行买回“印刷赝品”的经历，在收藏圈里摸爬滚打近20年的郝惊雷既气愤又悔恨。

　　“这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郝惊雷说，2010年5月，他在嘉德春拍上看中了王文治行书手卷、方士庶沧海秋波图和顾文渊、蔡远等合作的山水画册，经过竞拍，他以20万元的价格中标。“中午取回拍品，在自然光下打开一看，发现情况不大对。”

　　郝惊雷立刻折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要求退画，但拍卖公司否认了是印刷品的可能。接着，郝惊雷将3幅字画送到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进行鉴定，3位分别来自故宫和荣宝斋的专家给出结论：王文治行书手卷与方士庶沧海秋波图并非真迹，顾文渊、蔡远等合作的山水画册结果待定。随后，他又请印刷界的专家进行鉴定，得到的答案是3幅均为印刷品。

　　“如果是后人仿制的赝品，我也就认了，但这是印刷品，严格地说是工业产品，没有丝毫收藏价值。”郝惊雷说。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他将嘉德公司告上了法庭。

　　2010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嘉德公司否认3幅字画是印刷品，并表示“不保真”是拍卖行业的规则。在双方对鉴定结果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郝惊雷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

　　“自从这起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很多有相同遭遇的收藏家或明或暗地对我表示支持。”郝惊雷说，他逐渐明白，“这起案子掀开的仅仅是书画复制的冰山一角”。

　　以假乱真的印刷书画

　　郝惊雷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高仿印刷书画的印制、销售、拍卖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并流入了艺术品交易市场。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尹毅较早就开始关注书画印刷。“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过书画的印刷复制。当时，某美术机构经过黄胄先生的同意，对他的一幅作品进行了复制。”尹毅说，那时的印刷作品会留有网点，如同“胎记”，是复制品与手绘作品的主要区别。

　　“当时有年轻的技术员提出，能否把网点去掉，以最大限度追求与原作的相似度，但立刻被在场的印刷专家否掉。专家认为这项技术不可能实现。”尹毅回忆说。进入新世纪后，国外喷墨打印技术引入国内，复制行业得到了很大发展。“2006年，我看到了无网点的书画印刷品，非常惊讶，那个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技术实现了。”尹毅说，随后他开始研究这一课题。据他观察，2009年至今是书画印刷复制发展最快的两年。这两年里，喷墨印刷技术的普及可谓神速，仅北京开展这项业务的公司就多达百家。

　　“国外几项印刷技术的发明也为中国书画的印刷复制提供了可能。”从事印刷多年的林诒洪表示，3年前，美国惠普公司研制了颜料喷墨印刷设备，有别于以往的染料墨，其与手绘书画所用颜料更为相似，而且可以直接印刷在无涂层的普通宣纸上，这使得材质与真作更为接近。此外，微喷技术的实现使得墨点接近无限细小，加上墨滴在宣纸上的晕染，印刷作品上的墨点很难被观察出来。“专门的制假机构还会选择使用印版印刷。他们通过激光制版，再利用相关技术消除网点，使检测方法抓不到把柄。”林诒洪说。

　　“对于书画印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打印机和打印软件。一台打印机的成本四五万元，打印软件仅需千元，投资门槛很低。”林诒洪说，国内书画印刷公司多数处于中低水平，其成品散布在类似北京潘家园这样的低端市场；高端的印刷公司数量较少，他们的复制成本更多是花在购买或租借昂贵的真作上，往往只进行极少量的复制。

　　在北京某书画印刷公司，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印刷流程：首先扫描原作，采集数据并输入电脑；随后把电脑显示的颜色转化成印刷色系，即黄、品红、青、黑四原色；最后就是控制墨滴分布，打印作品。在印刷过程中，颜色、位置都由电脑程序控制，非常细致，因此国画中难以模仿的渐变效果也可以完全实现。

　　“印刷品让我们惶惶不可终日”

　　“印刷书画一旦猖獗，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藏家将把大量的资金投给肆无忌惮的骗子，而拍卖场上的假东西会越来越多。”郝惊雷说，这也是他决定撇开个人面子，走上法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几天，有人拿来一幅画说是花500万元买来的，结果我一打开发现是喷墨印刷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说，喷墨印刷品已经做到一般人难以识别，只有专业画画的人能通过画的颜色、墨附着在纸上的感觉来区分。最近，他看了国内几家大拍卖公司的预展。“根据我的判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假画，情况很严重。”杜大恺有些愤慨。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喷墨印刷品的“厉害”，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请“高人”复制了一批书画印刷品，并与原作不记名地摆放到一起进行对比。原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锤看后感慨万千：“我在故宫看了30年的书画，也帮很多国家的博物馆藏品拍过照，尚且可以用眼睛辨别真伪。但说实话，如果不把两幅作品放在一起对比，确实很难鉴定出来。”

　　胡锤承认，故宫也有高仿作品，但这是由于很多名画拿出展览一次，就必须放回库里两年，需要高仿复制品来弥补这一缺憾。不过，故宫的书画复制品上一般会加上仿古印章作标记。“艺术品复制技术对研究和普及艺术的确起到重要作用，可一旦偏离正轨，就会产生非常坏的影响。”

　　山东美术馆馆长陈国力就险些把真作和复制品完全颠倒。“高仿真书画复制品的出现给美术馆的征集、保存、展示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陈馆长忧心忡忡地说，他们不仅要警惕购买的书画是印刷品，还要防止书画在保存和交流展出的过程中被人用印刷品掉包。“对经营美术馆的人而言，真是惶惶不可终日。”

　　针对新型的复制手法，陈国力盼望有新的鉴定手段与之抗衡。“以眼学为主的鉴定方法已经不适应这种高科技的造假方式，必须有高科技的鉴别手段来对付。”

　　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张忠义也提出，科技与传统结合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必由之路。“科技手段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这是任何传统鉴定都无法做到的。”

　　此外，应用科技鉴定也可以防止人心不古。“如今，很多艺术家和专家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思想发生了变质，故意把假的说成真的，所以要有一种科学的手段来防止这些人的违心鉴定。”胡锤说。

　　“更重要的是对国外的中国书画印刷品有所鉴别和制约。”尹毅说，钻研中国书画印刷的不仅只有中国人，要知道这些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从国外引进而来，国外也有专门研究印刷中国书画的机构。“中国有大量的书画流失在海外，如果这些作品被印刷复制，以假乱真回流到国内艺术市场，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