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0年岁末，新疆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一家建材厂涉嫌违法使用并虐待智障工人的消息牵动了大陆民众的神经，这些在采石场被强制劳动的智障工人都来自四川省渠县山星村居民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

　　但是，本刊记者在赴四川渠县调查采访时发现，涉嫌非法使用智障工人的，并非曾令全家族，当地设于太平寨的官方救助站亦参与其中，而且该救助站与曾氏家族还有隐秘的劳动交换协议。

　　本刊记者的网络报道引起轰动之后，12月21日，渠县称已成立由县纪委监察局牵头的事件责任调查组，围绕曾令全一案所涉及的部门监管、民政救助、

　　2005年的一个深夜，家住四川达州渠县太平镇的年轻村民王学军，意外地救助了一名从渠县救助站高墙里逃出的“被救助者”，情形让他至今难忘。

　　当时，王学军一家正准备盖新房，砖块等建筑材料堆砌在紧邻的救助基地高墙脚下。未成想，一个基地内的被救助者翻过插满碎玻璃片的高墙从这里跳下，到王学军家求助。

　　这个人自称是渠县涌兴镇人，是在街上被“一帮人”拉上车，送到救助站，后被转运到此。这个逃亡者在喝了一碗粥后，谢绝了王的父亲欲资助的50元路费，带着王学军送给他的一个电筒连夜离开。

　　从麻风病区到收容遣送农场

　　太平寨距渠县县城四十多公里，地势险要，偏僻贫困，当年渠县的麻风病医院就设在这里。

　　40年前，王学军的父亲看着这块险要之地被征用后建起了高墙，让入住的麻风病人隔绝治疗。30年后，随着麻风病人相继治愈或故去，麻风病医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000年，高墙之内又驻进了新的主人—在渠县民政局协调下，麻风病区被渠县收容遣送站租用，这里变成了收容遣送劳教农场。

　　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介绍，当时的渠县收容站是二级站，承担省内收容遣送任务，改为太平寨劳教基地的昔日麻风病区人员兴盛，在进进出出的被收容对象努力下，院内逐渐有了果树和农田，养殖业也建了起来。而高墙上密麻麻的玻璃片、三面悬崖和大铁门，以及狼狗和警棍，则是此地兴旺景象的有力保障。

　　但好景不长，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死于广州市收容所，终于引爆全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不满，收容遣送制度是年被废，太平寨劳动基地失去存在的法理依据。于是，乡民们再度见到高墙之内一时人去园空。

　　但据3社村民介绍，基地荒废的时期短到只有20余天。20余天之后，村民们看到又有流浪和智障人员被运送到这里劳动，基地重新开张。像全国其他收容所一样，这里也换上了新牌匾：渠县救助站救助基地。

　　救助站站长刘定明解释说，这是因为基地的果木农田毕竟不能荒废，让受救助人员在国家补助之余自食其力，减轻财政压力也是好事。刘说，救助基地设立的依据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救助办法》中“无法接送的，由户口当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的条文。当时渠县只有两所福利敬老院，将求助或被救助的流浪人员和智障者送到这个偏僻的基地，是“妥善安置”。

　　渠县的这个“救助基地”，曾在2006年达州市民政工作总结报告中被作为先进典型提及，得到市级部门首肯。

　　如果依托“由户口所在地政府妥善安置”的条目，则救助基地内不能有外地户口的被救助者。但此间一些“被救助者”甚至来自广州和河南。刘没有完全否认救助基地内存在外地受救助者的事实，他的解释是，因为渠县救助基地办得成功，一些外地救助站也把人员送到这里安置。

　　救助基地的建立，称得上是一个创意，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众多收容农场面临转制困境之时，渠县将之直接变成“救助基地”，可算大胆创意，刘定明称，这是国内独家。

　　但是，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爆出非法使用并涉嫌虐待智障工人一事后，与曾氏有着相似事业的“救助基地”，牌子被悄然取下。低调运行7年后，渠县救助站走向了对自己创意的无声否定。

　　黄金时代和劳务输出

　　收容农场的牌匾换成救助基地后，附近三个社的村民们没有感到高墙内外的情形有何变化，他们在言语中仍习惯性地将之称为收容救助基地。

　　换牌两年后，这个基地迎来了它发展的黄金时代，“被救助”人数时常达到60—70人。作为劳动力，他们或用于基地内各项生产经营事业，或用于劳务输出。

　　基地内的劳动力源自管理人杨军义。这名前收容遣送站护送股股长、现救助基地负责人，雄心勃勃地试图把本会“无端消耗财政”的基地变成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所以，只有符合廉价而可靠劳动力的人才会“被救济”。从各救助站输送来的被救助者均须经过专门挑拣。最后，有幸“被救济者”清一色男性。他们可分两类：青壮年流浪汉和智障人士，前者干活利索，后者虽然难以训练，却不易逃跑。人员输送到基地后，经劳动培训，能够作为劳动力者留下，无法干活的则乘夜被车子拉出去“放生”。

　　基地内的被救济者存量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季节性需求而起伏：忙时存量大，闲时存量小。

　　农忙时节，劳务输出的大宗是为附近村社农民打谷子。毗邻救济基地的附近3社村民，几乎家家都雇佣过基地的劳力。3社村民王效金介绍，雇佣基地劳工需要管饭，工钱则一般以谷子折算，一亩地要百多斤谷子。

　　眼下直接管理基地的负责人李明华承认确有以劳务换取谷子的情形。

　　此外，基地内的劳工还可以帮农民建房，工钱从以前的每人每天30元涨到2010年的50元。工钱由村民直接交给基地管理者，劳工们则可乘机在外吃两顿饱饭。

　　曾任11社社长的王恒广称，酷暑时节，一般农民上午过11点就会歇晌，而这些智障人士和流浪者要一直在烈日下干到两点，连草帽都没有。晚上则要到10点。

　　外出劳动时，基地的劳动力会抽空私下把逃跑的想法向相识的村民和盘托出。

　　由于基地大门锁闭或有人看守，经常有人不顾玻璃片划伤手脚翻越高墙逃亡。

　　村民一般不会告发，甚至有心帮助。除王学军外，村民王效金一个月前也在水口乡街上帮了一位逃亡者。当时他劝阻了骑摩托车追赶逃亡者的人。

　　而刘定明和李明华都称，救助基地的大门是开着的，被救济者可来去自由。李明华没有否认曾有众多人员翻墙逃亡的事实，但他解释，这些人本来就是神经病，开着的大门不走，非要去翻墙或者挖墙，为此救助基地还要时常修补。

　　除农活之外的大宗劳务输出，则是在远近乡镇的砖厂和建筑工地。村民反映，杨军义长期在外包工程。2006年前后，杨承包涌兴镇金竹乡一砖厂长达两年，使用智障的被救助者劳动，获利甚丰。

　　后来，杨的行为被劳动监察部门发现，却并未追查到底。杨的一些包工朋友也从他手中租用人手，在渠县的有庆、狼牙以及渠县县城附近的建筑工地，都曾有救助基地输出的智障人士搬运水泥、砖瓦或挖沟。

　　杨军义的劳务输出事业和曾令全一样，也抵达遥远的新疆。王恒金回忆，2007年前后，杨军义的一个朋友在新疆包活挖煤，与杨挂钩，让杨输送一批智障者。杨找了当地一名燕姓妇女带队，并试图雇佣王恒金去新疆为这些人做饭，王因路程遥远，不适应气候而拒绝。

　　在这批远赴新疆的劳工当中，有位名叫卢聪林的少年，因为性格纯真而为周围村民喜爱。卢是外地人，离家出走后在广东砖厂打工，被收容来渠县，一直待到收容转为救助之后。

　　村妇燕正思回忆说，她很钟爱这个略有智障却活泼的少年，他在这里干了多年的活，从来不想到逃跑。因为偷管理者的烟，他被绑起来打了几天。到新疆后，这个少年再无音信，一种说法是他在火车上跑掉了，但坚信卢聪林不会跑的燕正思认为，他可能死在了新疆。

　　这个官办救助基地也和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有过劳务合作关系。

　　两者直接关系发源于何时，眼下尚不清晰。但此地还是收容所的年代，基地就试图收编曾令全，以后也有人员输送的合作，杨军义是收容所护送股股长，两人相识应起源于此时。2006年4月的一份劳务协议表明，杨军义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向曾令全租用三名智障人，租期一年整。双方约定：如智障人逃亡，每逃亡一人由杨军义立即支付曾令全1000元，并负责寻回，不然每月需支付1000元工资。若甲方谎称人丢失，一经查实，需赔偿乙方10000元;三名队员的工资，甲方必须每月亲手交到乙方手里，以字据为准。这份条目详备的合同还标明，三名队员均系残疾人，甲方必须“保证自己能管理好，不需乙方管理”。

　　渠县救助站长刘定明对《凤凰周刊》记者称，曾令全事发后，在他追问之下，杨军义向他承认了这份协议的存在。但杨解释称，当时基地内人员有缺失，不符合国家下达的补助人头数字，试图找曾令全拉人来填充。杨还称，这份协议只是骗曾家，实际并未付钱。

　　但“劳务协议”清晰表明：“在合同期内，若没活等因素，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若甲方未把乙方队员按时亲手送回，需支付每月1000元工资。”

　　杨的辩解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便找曾拉人冒领国家补助款，每月也只能获100元，而不驱使智障人干活牟利，杨每月则要为他们支付1000元。

　　据曾令全的父亲讲述，收容站也向曾的基地配送被收容人员，输出劳务，收取人头费。

　　救助基地的黄金时代因一桩意外事件而中断。当时，杨军义在基地内开办了农家乐项目，并开设赌局。在一场赌局上，本地的一个年轻人与一个铁路职工争执，并将后者踹下悬崖身亡，死者家属追究时，成百上千人前来围观。

　　也许是规避风险，此后救助站开始寻找承包人，杨军义和其他救助站干部不再直接管理，救助基地进入“承包时代”。

　　暴力、饥饿、死亡

　　把一个流浪者或智障人士改造成合格的劳动力，需经专门训练或“管理”。

　　太平寨村民们因此对管理者手上裹着橡胶的电棍印象深刻。此外尚有铁棍和木棒、绳索。王恒广曾经目睹被救助者们列队接受训练的情形，动作不正确者即挨打。

　　村民们经常能看到劳工因不服管教与管理者发生冲突，反抗自会遭遇严厉惩罚。2006年前后，一个劳工为此付出性命。原11社社长王恒广回忆，当时是下午5、6点钟，有村民看见这名劳工被绳子吊起打，后坠崖身亡。地处悬崖之下的7社社员发现尸体后，向派出所报案，报案期间，救助基地将尸体偷运上崖秘密埋葬。社员们为此组织人员进基地搜寻，终于在基地内一个叫洋钱窝的地方发现死者。

　　带队寻找死者的村民燕正兴回忆，他与另一人找到了死者埋葬处，薄薄的一层土，锄头掏了两下，就露出手臂，死者仅蒙着一层塑料纸。

　　当时，村民为曾向县、市、省三级反映救助基地发生人命案的情况，但上级虽派调查组下来，却至今没有破案。

　　虽然劳务输出每年为基地带来了丰厚的谷物，但所得却没有进入被救助人员口中。按国家救助规定，每个被救助者都有法定的最低生活补助。但这里的被救助人员吃的是红薯米汤，或青菜萝卜拌米汤。厨师由智障人士中症状较轻者充任。

　　充当炊事员的智障人常新顺告诉王恒广，一年到头，他们只吃到了四次肉。

　　饥饿导致劳工们在基地外干活期间经常偷食。王学军回忆，有个智障者为他家建房子期间到楼上偷豆腐吃，还偷下两截腊肉生吃。村民们认为，饥饿和过度劳累导致智障人士“3号”的死亡，“3号”是他们服装背后的号码。“3号”50来岁，喜欢像孩子一样唱歌，劳动中有村民让他唱，他从不拒绝。他还很喜欢放牛，基地内的几头老牛和小牛是他沉默的伙伴。

　　2010年，“3号”在栽秧劳动中发病死去，李明华称，法医检验是脑溢血。“3号”死后，少年“5号”继承了他的岗位。

　　2010年12月19日，《凤凰周刊》记者在基地后山的荒坡上找到了“5号”，他站在一排由麻风病人宿舍改成的牛羊猪牲口棚前，身后是一头老牛。也许是牲口需要侍弄，他没有和别人一样被转移到水口乡敬老院等地。

　　记者在基地内看到，一幢四层的漂亮楼房，飘着红旗，地面上比较干爽舒适的房子做仓库和会议室之用，而智障劳工们的住处则在地下室，一共5间，每间里面有对面两排高约半米的水泥墩，上铺稻草，再加上一床薄薄的破旧被褥，被褥来自社会捐献，已经看不出颜色。

　　地下室没有窗户，仅依靠一个楼房内部的天井透光，寒意沁人。被救助者的宿舍中，只有一个躺在薄被下的智障者，他叫冉明，来自临近的坪花村。李明华称，冉在家里打父母，因此被送到这里来。根据村民的说法，冉明是大队干部让李明华收下的，因为冉明什么都不会做，李明华不高兴要他，要求他回去。

　　这个救助基地虽然只愿意收留男性劳动力，但王恒广称，一些年龄只有一两岁的遗弃孤儿也会被送到这里，由于不具备任何抚育条件，很快就相继死去。

　　救助基地的“兄弟单位”麻风病院医生雍朝彬说，孤儿送到这里是国家救助，但他也承认，这里完全没有抚育条件，导致了孤儿的屡次死亡。

　　承包者的困境

　　进入承包时代后，救助基地换手频繁，数年内竟然先后经过近10名老板。这些老板在基地内经营过酒厂、果园和养殖业，却一直无甚起色，唯有输出劳务。

　　承包人每年向救助站支付承包费2.2万元，救助站则为其保证劳工来源。劳动力的输送从未间断过。救助站长刘定明承认了对外承包的事实，但对于官方“救助基地”如何能承包给私人，他没有给出原因，也没有说明承包费的管理程序和去向。

　　李明华是救助基地最新一任承包者，他的合伙人何明是渠县涂溪镇梅湾村支部书记。李明华是坪花村村民，因为常与救助站打交道，后来成为救助站聘请的管理者。

　　李明华说，一年的承包费为4000元，其中2000元用于为建麻风病医院做出土地牺牲的3社社员的补偿。李称，被送来的受救助人员都享受国家补助，每月100多元生活费，此外渠县救助站还送来米油等。但他声称，自己给救助基地官方负责人杨军义缴纳承包费，或是杨军义给付被救助人员生活费，都从来没有账目，也不打收据。

　　李明华否认自己对外输出被救助者，他说，找不到能到工地上干活的智障人员。

　　但救助基地内有几十亩果园，又种有大面积菜地，并养有猪、牛、羊。此外，李明华家代种了出外打工村民的土地20来亩，连其兄弟媳妇都称他家土地面积很广——这些土地都由救助基地的智障人士耕种。

　　60余岁的智障人士王福能，到收容—救助基地已近10年，一直给李家看门兼喂猪和做农活，《凤凰周刊》记者到李家的当天，王福能正在李明华的土地上劳作。

　　救助基地与太平寨村民素有矛盾——麻风病院变为收容遣送农场后，太平寨村民们认为，当初是支援国家出让土地，麻风病区既然撤销，理应归还土地。由于百余亩土地被征用，合并后形成的3社的社员人均耕地只有3分多。而救助站管理人员利用救助基地牟利，更使他们心理不平衡。

　　2005年前后，当时的11社社长王恒广带领村民上访，向各级政府反映土地被占以及救助基地输出劳务、非正常死亡乱象，最后得到民政部门一次性补偿4万元和此后每年2000元的补偿，后一笔补偿需要由承包基地的老板支付，这使村民们与李明华的关系更形紧张。

　　2010年12月19日，《凤凰周刊》记者来到太平寨之时，救助基地大门紧锁，里面空荡无人，仅剩铁链拴住的狼狗狂吠。李明华说，这里的人在20多天前就都自行散去了。

　　但村民们说，头一天还看到里面有人干活，应是被临时转移，救助基地的牌子也是突然摘下，这和杨军义头一天突然到村里有关系。李明华的兄弟媳妇也说，救助基地里尚有十多人，并未送走或散去。此后媒体探访发现，数名智障劳工被转移到水口乡敬老院，在这里，劳工“瘸子”等向媒体证实了遭受警棍毒打、饿饭和强迫输出劳务的事实。

　　渠县救助站长刘定明说，自己每年会到基地来两三次，对于直接负责人杨军义的所作所为，他“对于工作部分了解，对于其他部分不一定了解”。而对于“救助基地”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以来7年中的种种乱象及不人道情节，刘倾向于认为自己将负“领导责任”。